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教育艺术的先锋

民国十七年（1928）四月，在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主持下，国立西湖艺术院在杭州西子湖畔成立，设国画、西画、图案、雕塑四系，学制五年，两年后更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简称“杭州艺专”）。第一任院长为留法画家林风眠，教务长为留法同学林文铮。其中图案系第一任主任为刘既漂（图5-22），为留法设计师，教授有孙福熙、王子云、陶元庆、雷圭元等人，外聘教授有俄籍的杜劳和日籍的斋藤佳藏。

图5-22　刘既漂像

雷圭元先生在《回溯三十年来中国之图案教育》一文中将这所学校的创办视为我国近代图案教育发展时期的标志性事件。他说：“民国十七年，林风眠先生在杭创办国立西湖艺术院，后改国立杭州艺专。主持图案系者，为刘既漂。刘氏留法攻美术建筑，带来了巴黎最新的形色。民国十八年，西湖博览会会场之设计布置，即出刘氏之手。全盘欧化的装饰，引起世人的注目。是时，南北图案作风，俨然有东西对峙之势。在学术上讲，可以说是刘氏将新血液注入了中国图案教育的体系内，使发育未完全之中国图案教育，激起了一度的兴奋。后延聘俄人杜劳授室内装饰及舞台装置，可姆斯基授商业美术，于是图案之课程益趋完整，并作分组教授之试验。曾在上海作扩大成绩之展览，引起外中人士之注意，而工商界受影响之最大者，为杭州之纸伞纸扇，脱去陈式换上新装，景德镇瓷器，在五省物产博览会中，以艺专所设计之新型用品，亦最受人欢迎。乃知此十年中之图案教育，已与国计民生发生直接之关系矣。”^[38]

杭州艺专对图案教育十分注重，第一任教务长林文铮在《为西湖艺院贡献一点意见》一文中对此有过以下阐述：“图案本为工艺之本，吾国古来艺术亦偏重于装饰性，艺院创办图案系是很适应时代之需要的。艺术中与日常生活最有关系者，莫过于图案！图案之范围很广，举凡生活上一切用具及房屋之装饰陈设等皆受图案之支配。近代工艺日益发达，图案之应用日广，三年前在巴黎竟有大规模的国际工艺博览会之举行。巴黎之工艺专门学校其人数不亚于美专，可见近代艺术之趋势已渐次偏重工艺了。吾国之工艺完全操诸工匠之手，混守古法毫无生气。艺院之图案系对于这一切应当负革新之责任，我们并希望图案系将来扩充为规模宏大之图案院。”^[39]

林文铮先生提到的三年前在巴黎举办的工艺盛会，应该就是对西方设计产生重要影响的1925年装饰艺术博览会。在这个展会上盛行的一种重图案造型、具有华丽感的现代设计风格，后来被称为“装饰艺术风格”（Deco），也称“迪考风格”，影响遍及欧美各国。同时他也敏锐地提到，西方现代艺术中产品设计的分量正在不断增强，实际上现代生活已与设计密切相关，工业品制造与销售也与设计密切相关，而中国之落后，与“吾国之工艺完全操诸工匠之手，混守古法毫无生气”是分不开的。图案教育的任务，就是要让有审美和技术训练的新一代设计师来改变现状，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染织产品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最为直接，且染织业是我国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因此染织图案往往事实上成为图案教育中最重要的课程。

杭州艺专图案系最初由刘既漂担任主任，教授中孙福熙、王子云、陶元庆并不教授染织图案，真正担纲这方面课程的应该是雷圭元先生（图5-23）。雷圭元毕业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他后来把母校的创办作为中国图案教育的开端。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从创立起就设有图案科，分为工艺图案和建筑图案，教授的课程中有绘画、图案法（平面图案法和立体图案法）以及工艺制作法。其中工艺制作法中有漆工、金工和染织，实习工场中也教授蜡染工艺。据雷圭元回忆，教授中有日本老师鹿岛英二，教材选用日本的《一般图案法》。在近代中日图案教育上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是日本图案家小室信藏所编的《一般图案法》，可能即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所用的，二是金子清次的《基本图案学》，傅抱石先生将此教材编译后在全国职业学校推广。从该教材的内容看，纹样写生变化之方法以及单独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唐草纹样构成等，均与染织设计有着极紧密的联系。雷圭元先生毕业后即到杭州艺专任教，第二年又赴法国自费学习绘画、染织和漆画，因此他对染织图案是有着相当高的造诣的。在抗战西迁之前的十年中，杭州艺专的图案系在雷圭元先生的实际主持下一直在稳步发展。其中图案系的课程安排如下：

图5-23　雷圭元像

实习主课：木炭画、基本图案、专业图案、水彩画、速写等。

理论副课：中国美术史、西洋美术史、美学、解剖学、透视学、色彩学、几何画为专业类副课，国文、法文、日文、博物、数学、音乐、党义、军训、体育为通用类副课。

从课程分配的课时数可以看出其教学重点，其中：

预科一年级和二年级：木炭画分量最重，每周课时数为20，几乎与同一学年其他副课课时数的总和相同。可见杭州艺专特别重视素描，将其视为一切造型艺术包括图案的基础，要求学生能扎实掌握。

预科三年级：基本图案课分量最重，每周课时数为33，而其他副课的总和仅为13，可以说其重要性无与伦比。通过基本图案课的大量训练，学生可以掌握图案创作的基本规律，为专业图案课的学习打好基础。(www.xing528.com)

本科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进入专业学习阶段，这三年的重点是专业图案，每周课时数分别为一年级33，二年级36，三年级40。而其他副课每周的总和一至二年级为10，三年级为9，可见专业图案课的分量。其中染织图案主要放在一年级的专业图案课中，具体课时数不得而知。

全面抗战后的民国二十六年（1937）冬，杭州艺专被迫内迁，次年在湖南沅陵与同样内迁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合并，改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简称“国立艺专”），其中图案系改名为“实用美术系”。之后直到抗战胜利后国立艺专在杭州复校，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除王道平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实用美术系系主任外，该系基本上是由雷圭元先生主持的。其间，图案家陈之佛先生一度担任国立艺专的校长，其在任期间也兼任图案科教学。同时由于两校合并，李有行、庞薰琹、沈福文、谭旦罔等原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图案科教师的加入，使得国立艺专图案系的师资力量空前强大。其中李有行、雷圭元等部分教师在成都创办的中华工艺社，后来发展为以实用美术为主的四川省立技艺专科学校，可以说是国立艺专图案教育在当地结出的硕果。在内迁及东归的过程中，实用美术系又有一些新的教师加盟，其中对染织设计着力较多的有程尚仁、郑月波、柴扉等人，而雷圭元先生一直主持图案教学，并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编写出版教育部钦定高等学校教材《新图案学》。在这本教材中，雷圭元先生以开阔的眼界、扎实的功底和深远的思考，将这一代学人创立并发展起来的图案学科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杭州艺专的图案教育在当时具有较高的学科地位，其在教学模式上，受欧洲特别是法国的影响较多，具体表现在法语课的开设、对素描作为造型基本功的重视以及法国艺术风格的影响等。第一任校长林风眠、教务长林风铮、第一任图案系主任刘既漂都是留法归来，受欧洲艺术文化的浸染较深。当时法国正在兴起的装饰艺术运动也必然影响了学院中的图案教学。学校开办的第二年，正值1929年杭州第一届西湖博览会的盛大举办，刘既漂担任博览会的总体设计，他带领艺专的图案系学生全情投入，足足忙了六个月，完成了大部分设计工作，包括规划、建筑以及会场的布置与标志设计等（图5-24）。与此同时，法式的装饰艺术风格也在这场盛会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雷圭元说：“还有一位法国派的建筑装饰家刘既漂，他带来法国新兴的立体图案。他在西湖大兴土木，把他那一套图案应用在‘西湖博览会’的会场装饰上，使人耳目一新。”^[40]当然也有不太欣赏的声音，比如对“全盘西化”的嘲讽。不管怎样，对成立不久的图案系来说，这既是一次难得的设计实践，也是一次教学水平的高调亮相。通过西湖博览会，人们意识到图案——艺术设计在建筑、室内、产品和展示中的作用，使设计师作为一个职业在社会上获得了认可。刘既漂毕业于巴黎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和巴黎大学建筑系，受的是法式学院派教育，在建筑装饰领域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但我们没有他从事染织图案设计的相关资料。西湖博览会之后，刘既漂离开了杭州艺专，从事建筑设计。多年以后，他为蒋介石在庐山的别墅设计了以中国各省地图为主题的地毯（图5-25）。当时正值东三省被日本占领，这幅地毯在主题上紧扣时代背景，表达家国情怀，在形式上也具有装饰艺术的美感，可见其对染织设计也是不陌生的。在他之后长期主持图案系的雷圭元先生和教授孙福熙等，也都有留学法国的经历，因此杭州艺专初期的学院派影响是比较明显的。

图5-24　1929年杭州西湖博览会会场

图5-25　刘既漂设计的庐山别墅地毯

杭州艺专在图案教育（图5-26）上也注重学校与社会的联系、设计与生产的结合，上述西湖博览会的设计活动就是学校与社会的无缝对接。就学校氛围来说，艺专的校风自由宽松，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严谨朴实形成鲜明对比。艺专在校学生自主创办了众多的学生社团，其中有“蒂赛图案社”。所谓“蒂赛”就是design（设计）的音译。这个社团由图案系学生发起，经常举办作品展览。如民国二十一年（1932）第59期和第67期的《良友》画报就发表了蒂赛图案社展会中的设计作品，包括海报、染织和陶瓷设计等（图5-27），以《良友》画报的影响力来看，蒂赛图案社在社会上已经有了相当声望。杭州是染织业重镇，提花丝绸、印花布、壁挂与地毯等都需要大量新花样设计，艺专的图案教育因此可以很好地为企业服务。但是总体来看，这样的机会不多。对杭州艺专的师生来说，纯艺术的地位还是远远超过实用艺术，艺术家的身份更重于设计师。由于美术基本功扎实，图案系毕业生从事纯艺术创作甚至改行的也不在少数。

图5-26　杭州艺专的图案教室

图5-27　蒂赛图案社展出的设计作品

杭州艺专的图案教学，初期以引进西方图案理念和教学方式为主，但在发展过程中，学校开始反思这种全盘西化的做法，认识到本民族优秀图案遗产之价值，开始发掘民族的、民间的装饰艺术宝库，将其纳入到图案学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内容上来。这一点在雷圭元先生的教学和著述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他在《图案教学的回忆》一文中写道：“1940年以后的岁月中，我到过湖南、贵州、四川、昆明，专找民间民族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艺人，把他们的劳动形象画成一套瓷品装饰，那是图案民族化的一次尝试，画了十几幅图案，至今尚存。……中国图案教学，我采用民间题材、民间材料，为民间创作，而一反学院式的教学，其根子还是从十几岁时向老先生学习所得，这是极其宝贵的遗产。”^[41]

雷圭元先生说的1940年以后的岁月，正是杭州艺专内迁和合并时期，从西子湖畔辗转湖南、贵州、四川、云南等经济不发达、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客观上让艺专师生们得以近距离接触丰富的民族民间图案传统。对中国历代优秀图案遗产和民间图案的学习和思考，促成了雷圭元先生在图案学观念上的转变，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结出硕果，不过这已超过本书的叙述范围了。1952年的大学院系大调整中，前杭州艺专图案系几乎所有教师都应命北上，之后在新组建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图案教学中，染织设计一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这所学院还收藏了大量明清及近代染织产品实物，作为教学与研究之用。这种对民族染织艺术遗产的整理和研究，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染织设计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