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工艺教育中的染织技艺传承与创新

1．官府“设局招徒”

在清末兴办的工艺教育中，染织教育占有最大比重，这其中，既有传统官营织造性质的设局招徒，也有官办或民办的工艺局、劝工所、工场等，还有一部分是教会兴办的工艺教育。官办的工艺教育，最早出现的是一种特殊的地方织染机构。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运动重创了染织业最发达的江南地区，战乱结束后，尽管政府采取措施恢复官营织造，民间作坊也陆续开工，但与战前盛况相比差得很远，地方恢复元气需要时日。与此同时，海外市场的需求仍然旺盛，这给了其他地区发展染织业的希望。一些地方官吏从中看到机会，抱着振兴地方经济的愿望，纷纷引进江浙地区的染织工匠，开办工艺局，学习江浙染织技艺。其中做得最早的是河南蚕桑总局。

河南蚕桑总局设立于光绪六年（1880），由候补道魏纶先倡捐银款，各级地方官员量力资助，前往浙江省采买桑树、蚕种，雇请各类工匠24名，购买各种缫丝机织工具，在省城办起了地方织染局。但仅有外来工匠是不够的。魏纶先在《蚕桑织务纪要》中写道：“豫省本有机匠，只以素鲜讲求，仅能织汴绸汴绫，及无花捻线缎等物。如仅雇用浙匠，织成湖绉、宁绸等料，徒具虚文，莫由推广。况工匠来自远方，议定三年后即行归去，若不亟为教习幼徒，设使异日撤局，浙匠回籍，仍无传授织绸之人，于事何裨？……倘于三年之中，教成本地幼徒数十名，辗转传授，即成恒艺，则此日之幼徒，皆为他日之浙匠。”^[8]只有招募艺徒学习丝织技艺，再传授本地机坊，才能真正提高地方染织水平。为此，魏纶先亲赴浙江，到各处机房染坊实地考察，招募得机匠、料房匠、牵经匠、理线匠、经纬染匠、绸绉染匠、大红染匠各数人，还买了提花宁绸机一张、线绉机一张、素线绉平机一张，同时还购买了装造、经轴以及设计好的花样。所谓花样，是指蟒袍纹样、蟒袍花本、宁绸、线绸、摹本缎花本等，共买了40套。浙匠到豫后的光绪七年（1881），魏纶先制定了《浙匠豫徒各条规》。条规约定：“凡为师者，既以授教自居，则业贵专精，责无旁贷，故教徒必须尽法以传名，不得敷衍以取咎；而为之徒者，不费分文成本，由局中出资，延请教师，供尔等之饭食，学自己之本领，尤宜格外用心学习，务在必成。”^[9]每位匠师配若干幼徒，待学徒期满，则由局方亲为考试，如果学徒工艺熟悉，出品精善，则对教师和学徒给予奖赏。

广西地方官也积极推进设局招匠的举措。光绪十四年（1888）前后，广西先在首府桂林及梧州等地设立了官营机房，聘请广东机匠前来教习，结果“群相仿效，到坊学习，坊间人满。织纺所成绸匹、丝线不亚于广东”^[10]。相关机构遂在广西各地推进。福建、湖北等省也相继设局招匠，其中湖北蚕桑局聘请17名来自江苏、浙江的工匠充任教习，“学徒准随时招录，其有手艺已成，情愿出局自行开机者，不得留难。并准将织成之绸送局代为练染，仍交该徒自售，俾广利益”^[11]。光绪十四年，福州织布局创办。根据闽浙总督汴宝第的奏折，因为福建濒海，土田贫瘠，纺织业不发达，所需布匹均需从江浙两地输入，对地方经济不利，故联合本地有财力的人士，在省会福州创立了织布局，“招集织徒，市购织具，量给伙食，限以三个月学成，领机归织。数月之后，每徒每月率能织布二十余匹，试验已有成效。……现今设局两年，城乡多仿照办理，每年约出布四十余万匹，穷民执业，赖以资生。从此逐渐推广，织务可冀日盛”^[12]。据有关资料可知，这种布采用进口洋纱，由传统木机制织，工艺简单，类似于国外进口的洋标布，销售对象为广大中低阶层。

光绪十八年（1892），直隶（今河北省）于保定西关设立官办蚕桑局，四川人卫杰负责技术工作。他从四川引入蚕种，选择工匠，到保定传授种桑养蚕、缫丝织绸之法，颇有成效，并编成《蚕桑萃编》一书，详述蚕桑织染之法 （图5-3）。李鸿章为之作序，称“与局中工匠，率聪慧子弟，缫丝纺络织缎制绸如式，并乡间开机试织，其大宗丝茧，派人收买出洋销售，以便民商畅行，此传所谓惠工通商者”^[13]。在书中图谱部分，卫杰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载了各道工序，每道工序配图一幅、诗一首，并加以说明。他让我们看到了一百多年以前染织教育的先驱者投身实业，事必躬亲，以求报效地方和国家的拳拳之心。

图5-3　《蚕桑萃编》图谱：织绸、染色

从以上实例可以看出，官府设局招匠的多为染织业不甚发达的地区，一般由官府主导，民间人士协办，从江浙、四川、广东等染织业发达地区招募工匠，学徒入局学习技能，学成后独立开业，转授他人，从而带动地方产业的发展。

2．染织工艺局所

庚子事变（1900）后，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中推行新政，因为朝廷已经意识到，不变革无法延续清王朝的统治了，只有改革，方有一线生机。在这些新政措施中，废除科举、发展实业教育是重要内容。光绪二十八年（1902），农工商部在北京设立了工艺局，以“树全国艺事之模型，为各省劝工之倡导，现招生徒五百人，分隶各科，责成工师，认真指授，就所学之难易，分别二年一年毕业”^[14]。学徒毕业后，“除由本局留用外，凡顺直各属所设工艺等局，准其聘往传授，以振工业，而广师资”^[15]。其后，一场全国性的官办工艺教育的热潮在各地掀起。据不完全统计，直隶及各主要省份先后兴办了各类工艺传习机构560所，传习科目数十门，基本上涵盖了近代中国的主要手工行业，其中织布、蚕桑、丝绸、刺绣、染色等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占比例最大。连慈禧太后也在宫内创办了女工艺局一所，“召选浙中妇女，能纺绩工针绣者数人，纳于宫中，以教宫女学习各项女工”^[16]。

以创办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农工商部工艺局为例，该局设工厂10余处，分官办、商办、官助商办三种类型。招募外洋、外省专门工师来京，分科制造器物，教习艺徒，所设各科多系京中未有之艺事。工艺局中，属于染织的有织工科、提花科、绣工科和染工科。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统计看，织工科人数最多，有工师1名、匠目2名、工匠13名、学徒130名，学习织造各种花素细布、爱国布、毛巾、床巾等。提花科原附属于织工科，由于当年从国外采购了新式提花机12台，于是单列出来，有学徒35名。绣工科主要制作屏风、挂镜等，有学徒16名。染工科主要学习染布、染线，采用国外新式媒染之法，并附设晒布与彩印，有学徒17名。工艺局还设有成品陈列室和考工楼，罗致货品，搜集中外新奇制造以备参考研究。工艺局在教学上则制定了严格的《各科匠徒执事规则》，对学徒、工师的行为规范和奖惩准则做了详细规定。官费工徒由局里提供食宿与津贴，毕业后由局方派往各工场充任工师，如愿自赴他处谋生者，则须在该局效力三年期满，否则不得私自外出做工。^[17]

另一所类似的机构是北京工艺局，其创办目的，一方面是因为庚子事变后地方不宁，开办工艺局可为贫民谋得生计，减少游民数量，促进社会安定，另一方面可以振兴工艺，增加成品出口，有商战之考虑。因此其办局宗旨称：“收养游民，开通民智，挽回利权，转移风气。”^[18]其所开办的科目，多为京城传统工艺，如景泰蓝、栽绒地毯、织布、刺绣、珐琅彩、镌刻，也有机器印刷、洋家具等新型工艺。

光绪二十九年（1903），候补道周学熙赴日本考察实业情况，归来后建议袁世凯创办了北洋工艺局，并亲任总办。他在《工艺总局详请设立教育品陈列馆酌拟试办章程文》中说“学堂为人材根本，工艺为民生至计，二者固宜并重。而讲求之道，亦属相资。工艺非学不兴，学非工艺不显”，阐明了开办工业教育、培养工业人才与发展工业的关系。北洋工艺局为北洋官营实业之总机关，下有实习工场、考工场、工艺学堂、教育品制造所等。其中规模最大的为实习工场 （图5-4），下设机械科、劝工科、彩印科、染色科、木工科、窑业科、刺绣科、提花科、图画科、烛皂科、制燧（即火柴）科等众多科目，招收官费工徒200名，以达到传授技术、改良产品、振兴实业之目的。四年以后（1907），毕业织科学徒476名、染科学徒101名、提花科学徒5名，这几类是所有科目中毕业人数最多的。还有一些为自费来学，毕业即回原籍，人数没有统计。实习工场所生产的产品种类繁多，经济效益很是可观。其中的优良出品，则选送至直隶工艺总局所属的劝工陈列所和清廷农工商部所属劝工陈列所陈列展示，以期推广。慈禧太后曾从陈列的精品中，选中了实习工场制造的“绣鹰屏风”一架，摆设于宫中，并特地下旨嘉奖。实习工场对推动地方染织业的发展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河北高阳“派人来实习工场实习机织，并由劝业铁工厂供给织机。返乡之后，逐年推广，遂造成河北省高阳土布之巨大产业”^[19]。(www.xing528.com)

图5-4　北洋工艺局实习工场及引进织机

江南商务局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刘绅一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奉旨在江宁（今南京）设立的，为江南最高商务行政管理机构。江南商务局总办王道燮是一个被称为“学术开明、热心教育”的人，该局编辑发行的《南洋商务报》为江苏省内第一份商报。王道燮“在商务局内附设工艺学堂，采用新法，分门教授，冀稍塞漏卮”，其中也有染织科。前来就学的江西学生彭应球和浙江学生张长共同编撰了教材《工艺染织新编》，该教材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江南劝业机器工艺总局出版，并由两江师范学堂创始人李瑞清题写书名，总办王道燮作序。王道燮写道：“染织之业，其事至纤，其用至宏……两生合辑染织新法一书，首言水法漂法，次言染法，又次言穿综挑花诸法，模形范象，随手变换，巧思不穷，夫法犹筌蹄也。”该书内容侧重于染织工艺，共分五篇，分别是染织用水及用器、漂法、染法、穿综挑花法与配色法，特别是穿综挑花法这篇，详述了各色花样的挑花方法，与染织设计关系密切。虽然该书的内容是基于传统工艺的，但这是笔者看到的近代最早的染织设计类教材了。^[20]

在官办工艺局在全国铺开的形势下，一些地方士绅或工商界人士，或出于社会责任感，或看到其中商机，亦尝试开办工艺局或工艺所。如江西曾姓绅士，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独出万金，于城外设工艺局，专织各种洋布，广收艺徒，成效可观。广东佛山地方，在宣统元年（1909）由本地绅商黄奕南等，招集股份设工艺厂，共得股本3万余元。成立后，“招工师艺徒，染纱织造布匹草席藤器各土货发售”。但是由于管理不善，此厂到民国五年（1916）停办。此外，北京、上海、湖南、广东、江苏、浙江等地，均有一些私人出资或集资募股开办的民办工艺局，有成功的，也有经营失败的，不一而论。从全国范围来看，成绩最突出的是直隶、山东、江西、云南等省份，其次是传统染织业较为发达的江浙地区。值得一提的是近代刺绣艺术家沈寿与丈夫余觉1894年就在苏州创办了同立绣校，之后她北上在商部绣工科担任总理和教习，民国成立后又应张謇之邀赴南通女红传习所（图5-5）担任所长并传授刺绣技艺，为近代苏绣艺术的发展、创新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图5-5　南通女红传习所

这些官办为主、民办为辅的染织工艺局，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手工业技术人才。毕业后的学徒，有的“留充工匠”，有的转为教习，还有的自行创办手工作坊或工场，在传统手工艺向近代工业的转型中起到了过渡作用。从工艺局的设置目的看，“凡中国已有之工艺，务期精益求精，格外推广，中国未有之工艺，亦当设法仿造，挽回利权”^[21]，对改变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尚读书、轻实业的倾向起到了一定作用。从各地所设工艺科目看，大部分为织布、染色、提花等科目，或以染织为主加上其他科目，有些仍用传统木机，有些则采用了先进的铁木织机，并仿照新法进行染织，改良了土货，振兴了地方产业。如前述河北高阳土布业的兴起与发展，从生产工艺到技术人员均得益于北洋工艺局实习工场。

3．教会工艺教育

在中国传统社会，纺织、刺绣等手工艺被认为是女性的分内事，有时被笼统地称为“女红”。女红通常都是母女相传、姐妹互教。基督教传入中国后，反对女子缠足，主张女子受一定教育，开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之先河。道光二十四年（1844），英国传教士在宁波创办了一所女塾，课程内容有圣经、国文、算术等，并教授缝纫、刺绣，这是西人在华设立的最早的教会女校。由于女校的性质，手工艺占了教学的很大比重，加上传教士及其太太们的传帮带，西方抽纱、花边、十字绣、钩针编织等工艺进入了中国。在沿海的烟台、上海、无锡、常熟、萧山、台州及潮汕一带，西式女红由此兴起，并在洋行的配合下形成庞大的产业，产品出口外洋，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

晚清烟台花边业的兴起，与光绪十九年（1893）詹姆士·马茂兰夫妇（图5-6） 创办的“基督教手工学校”有着密切关系。一位20世纪30年代来到烟台的英国人在书中这样记载这所手工学校：“马茂兰夫妇开办这一学校……是为了能给这些中国女孩灌输基督教思想和教会她们一些实用的技术，以便使她们能够通过花边生产，支付她们的食宿和教育费用，同时也让她们在日后能有一个谋生的手段。实践证明，学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手工业很快在全省得到推广，已经毕业的学生带着她们在学校学到的技术回到她们的家乡，自然很快将这一技术也传播到了那些内陆城市和乡村。为了给教会手工学校生产出的产品找到一个销路，马茂兰先生成立了一个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公司……正是因为马茂兰夫妇这两个组织（即教会学校和花边公司）的成立，使得他们成为烟台花边这一手工业发展的真正开拓者和推动者。”^[22]花边产业是“一种家庭手工业，在近40年中，专门以出口为目的的花边和刺绣的生产，在烟台以及山东东部地区，对于一个家庭的财富收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这个地区的女性居民来说，其中的很大比例人口就是主要依赖这一方式来得到收入”^[23]。花边生产逐渐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随着大规模的商品化生产，花边种类也在不断增加，从最初的方网眼花边、镶边花边产品，发展到梭子花边、钩针花边、棒槌花边、爱尔兰花边、瓦棱森花边、马耳他花边、古典式花边等多种样式，当地传统刺绣业也因为亚麻材料的进口而更新换代，获得了更大的外销市场。

图5-6　传教士马茂兰夫妇

图5-7　上海徐家汇圣母院中的刺绣花边裁缝工场

上海及苏南地区花边业的兴起也与教会有关。光绪十二年（1886），法国天主教修女携带花边样品到上海，在徐家汇天主教堂内作为奉献。这种新型花边与中国传统的不同，很吸引人，需求量增多后，教会就设立了工场（图5-7），向女教徒传授编织方法，并组织生产。随着编织的妇女不断增多，花边的品种也不断丰富，逐渐形成地方产业。据记载，徐家汇除土山湾孤儿院外，还设有圣母院。圣母院“创自咸丰五年（1855），始于青浦之横塘，由薛孔昭司铎发起。同治三年（1864）迁至王家堂，同治八年（1869）复迁徐家汇。内分拯亡会、献堂会、徐汇女子中学、启明女校、聋哑学校、幼稚园、育婴堂、刺绣所、花边间、裁缝作、浣衣厂等名目”^[24]。刺绣、花边、裁缝、浣衣等隶属于拯亡会，掌女界教育及教授刺绣花边等美术，兼管育婴堂事务等，有中西修女一百五六十人。其中“女工共五百余人，其出品刺绣花边等，为各界所欢迎，近代销出外洋甚巨，院中规矩甚严，总计容人二千七百有余，诚教育工艺及慈善事业之伟观也”^[25]。宣统二年（1910）前后，上海的洋行见有商机，利用中国妇女的心灵手巧与廉价劳动力，开始组织生产，运销国外。由此又形成了一批中国花边中介商，他们从洋行手中获取订单与样本，购买麻布、棉线等原料，然后深入江南城镇，设立花边工场，进行来料、来样与订货加工。花边公司陆续在徐家汇、宝山县等地出现，并在乡镇设立传习所，教授妇女编织，以扩大生产。随后无锡、太仓、常熟的花边业相继勃兴，几乎家家制作花边，人人埋头刺绣。此外，萧山花边、台州刺绣、潮汕抽纱等地方产业的兴起，均有教会学校和教会人士传授的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