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初开始，英国、德国、法国等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改变了职业教育模式，传统的学徒制逐渐被集中授课的班级制取代。对于有志于工艺与设计事业的年轻人来说，接受学校教育是其求知和成长的首选之路。中国工艺教育起步于19世纪末，而在此之前，某些洋务派官员和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近代中国落后的关键在于知识体系的落后，包括工艺技术体系。只有经验的传授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科学理论的总结。这些先驱人士意识到，西方近代工业革命以后的工艺，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巧艺”，而是带有科学内涵的“工学”。工艺的进步是强国的根本，而教育则为基础。洋务派重臣张之洞，可能是对近代中国工艺落后的本质看得较为清楚的一个人，同时也是推动我国近代工艺教育发展的举足轻重的人物。
张之洞认为，正是我国教育落后，民智不开，工艺不振，徒以传统手工业对抗西方先进工业技术，才使得国力衰竭，危机重重。“工艺尤为西国擅长，中华物产富饶，五材备足，而百工朴拙，相因沿习旧艺，只就已知已能各谋生理，执业小工即困苦毕生，无暇考究。缙绅士大夫复专攻文学（即儒学——笔者注），不屑讲求，即有欲学之人，又无门径可寻，以致民智日拙，游惰日多，洋货充斥，漏卮日甚，此工学不讲之故也。”[3]张之洞还特别强调，此工学不同于巧艺，巧艺可由良匠为之，而工学则必须有工师，工师非读书人不能为。因此必须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培养工业人才，舍此以外别无他途。在最能代表其教育思想的《劝学篇》中，他对中国兴办工艺教育大声疾呼：“工学之要如何，曰‘教工师’（即培养工业人才——笔者注）。工者，农商之枢纽也。内兴农利，外增商业，皆非工不为功。工有工道，一曰‘工师’，专以讲明机器学、理化学为事，悟新理，变新式，非读书士人不能为，所谓‘智者创物’也。一曰‘匠首’，习其器，守其法，心能解，目能明，指能运，所谓‘巧者述之’也。中国局厂良匠，多有通晓机器者，然不理化学算学，故物料不美，不晓其源，机器不合，不通其变，且自秘其技，不肯传授多人，徒以把持居奇鼓众生事为得计，此王制所谓执技事上，不与士齿者耳。今欲教工师，或遣人赴洋厂学习，或设工艺学堂，均以士人学之，名曰‘工学生’，将来学成后，名曰‘工学人员’，使之传教匠首。”[4]在这段话中，张之洞已明确提出了传统的工匠与现代工师之间的区别。
光绪二十七年（1901），时任两湖总督的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就“修农 政、劝工艺”一事上书光绪皇帝：“世人多谓西国之富以商，而不知西国之富实以工艺。……有工艺然后有货物，有货物然后有商贾。……外国财多，中国人多，今中国讲富国之术，若欲以商务敌欧美各国，此我所不能者也。若欲以工艺敌各国，此我所必能者也。劝工之道有三：一曰设工艺学堂。堂中设机器厂，择读书通文理之文士，教以物理学、化学、算学、机器学、绘图学，学成使为工师。择聪明才华之艺徒，教以运用机器之方、辨别物料之法、各种紧要制造之程式，如熔铜、打铁、炼铜、解木、鞣革、烧火砖、造水泥、炼焦炭各门之实事，学成使之为匠目。盖外国工师，皆是学人，与匠目不同，一深通其理，而亦目验其事，一身习其事，而亦惭悟其理。学问实者，工师亦可动手作工，阅历深者，匠目亦能自出新法。至学堂大小、工艺门类多少，则视其经费酌办渐次扩充，万不可缓。”[5]
除洋务派官员外，晚清中国社会新生的资产阶级人士中，也有一部分人从自身境遇中认识到培养工业人才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冯桂芬、王韬、薛福成以及郑观应等人，而尤以郑观应对工艺教育的提倡最为积极，其所著《盛世危言》一书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郑观应（1842—1922）（图5-2），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为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和实业家，也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早提出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人。郑家世居澳门，郑观应从小受西风熏陶，17岁童试未中后即弃科举到上海经商，成为外资公司的高级职员，光绪六年（1880）起历任洋务派兴办的官督民办企业之要职，如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总办，在投身实业的同时也专注于教育事业。《盛世危言》是他在光绪二十年（1894）完成的大作，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据说连光绪皇帝都下旨“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郑观应在书中强调，国家欲富强，必首先振兴工商，“国家欲振兴工商，必先通格致、精制造；欲本国有通格致、精制造之人，必先设立机器、技艺、格致书院以育人才”。对如何振兴实业及发展工商，他提出了四条建议：“一宜设工艺专科也；一宜开工艺学堂也；一宜派人游学各国也；一宜设博览会鼓励百工也。”对工艺学堂，则“宜仿欧西之例……招集幼童，因才教育，各分其业，艺之精者以六年为学成，粗者以三年为学成。其教习各师由学堂敦请。凡声、气、电、光、铁路、熔铸、雕凿等艺，悉责成于工部衙门”[6]。(www.xing528.com)
在清末认识到工艺教育重要性的还有状元实业家张謇。在中日甲午战争的刺激下，他在家乡南通创办了以大生纱厂为核心的一系列实业，形成了一个互相支持、自成体系的大生实业集团。张謇深刻地认识到：“夫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也。农工商之竞争，学问之竞争也。”他特别强调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认为要改良和发展实业，必须依赖教育为其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反过来，没有实业为基础，教育没有经费的支持，毕业生没有用武之地，也是不可能发展的。因此，“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即立足地方经济，将发展实业与兴办教育结合起来，两者必须齐头并进。这种教育理念与传统社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学而优则仕”的旧思想和价值观截然不同，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极具超前眼光的。
19世纪末，废除科举、开办新学、培养人才、发展实业已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失败。就是这一年，张之洞身体力行，创建湖北工艺学堂，聘请华洋教习以及日本工匠，教授机器、制造、绘画以及漆、木、铜、竹、玻璃、纺织等各门工艺。湖北工业学堂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设置染织科，成为全国最早开办染织科的学校。[7]次年一月，清廷颁布了由张之洞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时称《癸卯学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的教育制度。光绪三十一年（1905），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彻底废止。次年，朝廷又发布了鼓励各省兴办实业学堂的通令，并颁布了学堂的通则和章程。在这种情形下，各地申请或兴办各类实业学堂、工艺学堂、工艺传习所的不断增多，并在清末的最后十年达到高潮。这充满革新意图的最后十年，在近代史上被称为“清末新政”。只是改革开始得太晚了，历史没有赋予清王朝励精图治的最后机会。
图5-2 郑观应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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