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学徒制：手艺传承与职业实践

工业革命以前，学徒制是世界各国职业教育的通用模式。学徒制最初是父子传承，父亲必须手把手教会儿子手艺技能，以便子承父业。随着手工业生产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作坊要扩大生产规模，必须招收学徒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父子传承模式开始向以契约为基础的师徒传承与合作生产模式转化。随着手工业行会的出现，学徒制也受到行规的制约，逐渐从私人性质的制度过渡到公共性质的制度。

在近代学校教育出现之前的中国社会，如果良家子弟愿意学习一门手艺，往往会托亲朋好友向当地的作坊推荐，在被接纳后成为正式学徒。学徒要跟着作坊主或指定的师傅学习，称为“拜师”，在劳动中习得知识或技能。通过一段时间（通常以三年为期）的学习，学徒掌握了该门手艺的基本技能，能够独立从业了，称为“满师”。在旧时代，学会一门手艺相当于具备了谋生技能，因此要举行一定的仪式感谢师傅的栽培。

在学徒制中，学徒先协助师傅做一些简单的辅助工作，在师傅的监控和帮助下，逐渐过渡到更复杂的操作部分。在这种教育模式中，师傅不一定具备文化知识，而是将学徒置于高度情境性的学习环境中，使其在真实的工作场所中观察师傅的工作，感知和捕捉师傅的知识和技艺，在实际操作中逐渐提高生产技能。但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师傅在向学徒传授技能时会有一定保留，学徒必须做一个有心人，处处观察，事事留意，即使师傅不教也能心领神会，所谓“偷艺”指的就是这种情况。作为一种传统的职业教育模式，学徒制具有以下特点：

（1）传统学徒制属于个别教育。学徒在工作过程中随机学习，培养时间长，效率低下。

（2）传统学徒制是全程教育。师傅在培养徒弟的过程中负有全面教育责任，包括传授职业知识和技能，以及各种行规乃至做人道理。

（3）传统学徒制是现场教育，教学方式情景化。徒弟在现场了解基本情况后，可以帮着师傅做一些简单的辅助活计，在胜任基本工序后，便在师傅指导下进行系统的操作，逐渐过渡到独立工作。

（4）师徒之间关系密切，有着血缘或地缘的关系，情感纽带较为牢固。

（5）传统学徒制以职业实践为中心来组织教学内容。师傅通过具体实例说明行业规范，学生不重视学历，只注重谋生技能与其中的就业价值。

近代乃至现代中国社会，传统的师徒教育因其有效性在各类行业中大量存在。农村手工业中的部分技艺，如染织业中的纺纱、缫丝、络经、摇纬等织造前的准备工序，普通织物的织造等，相对来说操作较简单，机具家家兼备，且以女性劳动力为主，因此技艺的传授与刺绣、缝纫一样，通常在母女、姐妹、邻里之间进行。而较难掌握的提花工艺、地毯工艺、染色与印花工艺等，一般要在专业的手工作坊（图5-1）中学习，采取的是契约形式的学徒制模式。(www.xing528.com)

图5-1　满洲里的一间柞绸生产作坊

在传统社会中，手工艺人必须具备出色的技艺才能生存，手把手传授的学徒教育，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在历史上培养出了无数的能工巧匠，使很多精湛的手工技艺得以传承。我国纺织品之深厚的技术传统与设计原则就得益于这种教育模式而代代传承。特别是复杂的挑花结本与提花工艺，其繁复巧妙之处，即使以现代眼光审视，依然会引起声声惊叹！然而，这种学徒教育制度在进入机器制造时代后，却暴露出种种弊端。

第一，这种传授方式存在狭隘性与局限性。学徒入门后，只能跟着师傅学习，没有其他横向联系，缺乏信息交流，容易坐井观天，少有抱负；师傅最后还要留一手，害怕徒弟超越自己，抢了自己的饭碗，因此核心技术是家传秘诀，一般不传外人。如湖州双绫镇的倪绫十分出色，“上有二龙，龙眼突起，而有光亮，惟倪姓能织，其法传媳不传女”^[1]。学徒在学习过程中，要靠自己领悟，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习得的知识是经验性的，不能上升为系统的知识。即便有少数人在勤学苦练后拥有一身技艺，也无法将其传授，这无助于社会整体工艺水平的提高。张謇在整理晚清刺绣艺术家沈寿的毕生刺绣心得——《雪宦绣谱》时感叹：“莽莽中国，独缺工艺之书耳！一人艺绝，死便休息，而泯焉无传者。”由于师徒均缺乏理论文化知识，鲜见工艺以文字传，即便口传身教，也因为“留艺保身”的顾忌不会倾囊相授，从而使得工艺失传的例子比比皆是，更谈不上理论的积累与发展。

第二，传授内容存在片面性与有限性，不利于创新。师傅教给徒弟的除了与行业直接相关的技术知识外，没有相应的理论知识。这样徒弟虽然学会了技术，甚至熟能生巧，但不明白技术背后的科学原理，也缺乏应有的艺术修养，在产品设计上只能因循守旧，很难举一反三，不断创新。另外，学徒时间过长，出师后思维往往已成定式，要突破也难了。陈之佛先生认为，中国近代工艺美术衰落的最大原因，就是“因袭固守”。“中国的工艺品大都还是在旧式的徒弟制度上产生的，以无智识、无自觉的制作者手上。……一意固守旧套，墨守成规，不顾工艺品的本来目的，制成一物，便算了事，非但与时代精神相违，甚至愈传而法愈失，而制品愈觉卑下，终于不堪入目。”^[2]

第三，无法摆脱社会对匠人的歧视。我国历史上的人才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培养官僚的制度，所谓“学而优则仕”。学技艺的终究还是手艺人，在社会上混口饭吃，在精神气质上就低人一等。因此，但凡家境稍优、资质聪颖的良家弟子，家里总是让其走读书做官的人生之途，很少会有年轻人以一辈子当工匠为人生抱负的。如近代杭州等地的机坊，一般招收进来的徒弟都是家境贫寒的农村子弟，从打杂做起，不知要经过多少磨难才能学会挽花织造等丝织手艺。由于师徒的文化素养都偏低，创新思维也就无从谈起。

第四，各行业普遍存在的对学徒的剥削与压榨。在近代手工行业中，学徒能顺利出师从业，其实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因为学徒在学徒期间是没有工资收入的，一般只能获得食宿，只在年终时会得到些微薄的费用。一些织布、地毯或织袜行业的作坊主，往往竞相招收学徒，不是为了教其成材，而是出于贪图廉价劳动力，降低成本。更有甚者，当学徒在三年后满师时，不将其升为工人，而是将其遣散另招新学徒。而遣散的学徒或失业或转行，在所难免。因此旧式学徒制在很多情况下不能算作真正的工艺教育，而是对学徒劳动力和时间的剥削。将学徒当工人使用以降低成本，却牺牲了产品质量和声誉，可谓得不偿失。

综上所述，传统的师徒制决定了我国晚清时期染织产品的总体面貌，除了高档的宫廷产品较精美外，其他织物均品种有限，纹样陈陈相因，“分离于时代精神，徒以传统的模仿，不求改进”，更极少创新。在中国社会跨入近代工业化门槛、手工作坊向机器工厂转化、舶来的洋布洋绸倾销街头、时尚文化开始形成的情形下，传统产品的面貌就显得陈旧不堪了。近代国家之间的产品与市场竞争即“商战”，事关利权，传统学徒制的培养模式已无法适应时代了。19世纪晚期兴起的洋务运动和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中极为重要的举措，就是创办新式工艺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