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成立，满族宽博的女袍便过了时，汉族女子的袄裙延续下来，从宽衣大袖逐渐向适体合身发展（图4-5）。当时上袄流行高耸的元宝领，衣长到膝，裙长至脚背，袄裙上附加的装饰大为减少了。张爱玲在《更衣记》中也提到：“衣裤渐渐缩小，‘阑干’与阔滚条过了时，单剩下一条极窄的。扁的是‘韭菜边’，圆的是‘灯果边’，又称‘线香滚’。”[7]如果说，之前的大镶大滚把审美的焦点集中在女装的缘边上，其本身的面料是被忽略的，是露出来的一块“袄心”，那么到镶滚退居到不再引人注目的边缘，衣裙本身的面料和花样必然受到了重视。正如张爱玲所说：“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8]
五四运动以后，上袄的长度缩短，腰身收缩，更加称身适体，袖长及肘，袖口呈喇叭形，又称“倒大袖”，袄的下摆亦呈圆弧形，与倒大袖的弧线相映成趣。裙子略为缩短，改变了马面裙的褶裥做法，任面料自然下垂。这种新式袄裙增添了女性的现代气质，使其更为妩媚，被称为“文明女装”（图4-6），一直流行到20年代后期。当时为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沙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装，也同样地千变万化。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样，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9]。张爱玲《更衣记》中的这一段话，写的正是袄裙时代的社会与时尚。
图4-5 清末民初简化的女装
图4-6 月份牌上穿文明女装的女性
旗袍的诞生，是近代中国服装史上的重大事件。有人认为旗袍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也有人认为在20年代初，张爱玲就持后一种说法，她还认为旗袍的诞生是对男子长衫的模仿：“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入关之后一直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较妩媚的袄裤，然而皇帝下诏，严厉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10]服饰史研究者周锡保先生也认为：“旗袍在民初汉族妇女着者还不多；到二十年代中期始，逐渐流行起来；以后就渐为一种普通的服式；到三四十年代间已不论老小都改着这种旗袍，逐渐取代上衣下裙的形式。”[11]结合历史影像资料，旗袍在20年代初确已诞生，但穿着者主要是上海的部分时髦女性，不是很普遍。20年代中期以后，旗袍开始流行，30年代达到鼎盛期，不仅穿着者众，且其影响力越出上海传播到其他地区，包括香港、台湾甚至新加坡。《良友》杂志在民国十五年（1926）的创刊号刊登了长城画片公司拍摄的电影新作《一串珍珠》剧照，几位女性同时穿着华丽的短袄长裙、短袄外罩长马甲和宽大的旗袍（图4-7），同年第4期则刊登了一幅旗袍女性的照片，称“大家闺秀多服之”。从这些信息看，旗袍诞生于20年代的上海，与满族女装没有直接关系，是继上袄下裙后中国女性普通穿着的一种“时新服装”。
图4-7 《一串珍珠》电影中的时尚女性
旗袍的风格几经变迁，最初诞生的时候，腰身较宽大，袖型亦为倒大袖，按张爱玲的说法，是有着宽大清正的“清教徒”风格的。20年代后期，旗袍的衣长及袖长有所缩短，且上半身在胸与腰间已略呈合体之势，滚边只有一条或两条，总体还较为保守。《良友》画报民国二十九年（1940）第1期刊登了一篇谈旗袍的文章，以图示形式展示了旗袍造型的流变（图4-8）。据称，因为民国十七年（1928）北伐成功，社会风尚有较大的改变，旗袍阔大的袖口逐渐变小，下摆提升，摆脱了初创时期的模样，标志着妇女的进一步解放。至民国十八年（1929），国民政府第二次颁布的《服制》，就将旗袍和袄裙同时列为国民女性的礼服了。
图4-8 旗袍款型变迁图(www.xing528.com)
（《良友》1940年第1期）
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女性，不仅各个阶层和年龄段的都穿着旗袍，而且年轻女性可以把旗袍穿出万种风情。这一时期可谓旗袍的鼎盛时期，其造型变得更美，式样更丰富，开始强调女性的曲线。尽管裁剪还是平面的，但轮廓更为合体。领子变高，紧紧扣住颈部，腰部收窄，彰显身材，下摆变长，垂至脚背，而复杂精美的盘扣、四周镶嵌的滚边和蕾丝，使旗袍变得美轮美奂（图4-9）。两边开叉较高的旗袍盛行于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1933—1934），民国二十四年（1935）后又流行低叉。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全面爆发，旗袍的长度开始缩短，民国二十九年（1940）又提到了小腿处。
20世纪40年代起，为了达到西方式的合身轮廓，旗袍在制作工艺上开始采用腰褶和胸褶，同时肩部的接缝线和装袖设计使旗袍的各部位更加贴合身体，从平面变成了立体。此时的旗袍，与20年代初诞生时期的旗袍有了本质的区别，裁剪方式不同，服装结构不同，更重要的是，从中体现出来的审美观念更趋向现代了。领子变低，装饰能免则免，出现了无袖旗袍。张爱玲说：“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钮扣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被捐弃了，改用揿扣。总之，这笔帐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12]旗袍的装饰简洁，不代表面料的花色单调，相反，剔去了附加的各种装饰，反而能让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面料本身。40年代的旗袍不仅更具现代性感之美，且花色更加丰富，变化更加自由了 （图4-10）。
综上所述，在民国建立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政府通过两次《服制》的颁布，从法律层面完成了我国近代服饰从本土走向世界，从等级森严走向自由开放的过程。从此以后，人们的着装风格更加自由了。我国的染织业通过最初的抗争赢得时机后，很快以改良创新为口号，不断推出时尚新颖的花样，以适应服饰的变革，为时代新潮推波助澜。
图4-9 月份牌上20世纪30年代的旗袍女子
图4-10 月份牌上20世纪40年代的旗袍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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