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服制》:穿衣指南的发布

辛亥革命后，革故鼎新，男人的辫子、女人的小脚，与顶戴花翎、官袍补服一起作为旧王朝的象征，是率先被革除的。民国元年（1912）南京中央临时政府成立不久，即于十月初三发布了第一个《服制》。《服制》对男女正式礼服的样式、颜色、用料做出了具体的规定。男子礼服分大礼服、常礼服两种，其中大礼服采用黑色燕尾服，配黑色西裤、礼帽和皮鞋，完全照搬了西式的礼服样式。常礼服又分甲、乙两种，甲种为西式礼服，乙种为中式礼服，即长袍、马褂加黑色礼帽。女子礼服为中式袄裙，上袄为立领大襟，长与膝齐，周身得加绣饰，下着褶裥裙。《服制》规定的礼服，尽管保留了中式服装作为女子礼服和男子常礼服的一种，但男子礼服基本上采用了西洋服式，代表了民国政府革旧布新、摒弃封建帝制、拥抱新时代的决心。

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改制易服这一标志着进步开放的举措，却对在洋货倾销中苦苦挣扎的传统染织业带来巨大冲击。传统的长袍马褂一直采用本土丝织品，女装更不用说，摹本、宁绸、线春、漳绒、纱罗用了多少年了，现一朝将礼服改为西装，而西装是要用挺括丰满的毛呢织物制作的，那么国产绸缎往何处去？

事实上，在《服制》颁布之前，丝织业界已经对改用西装的传闻深感不安了。特别是江浙丝织业团体，出于对未来生机的考虑，联合了典业、衣业、绣业、帽业等团体，发起成立了中华国货维持会。该会在《中华国货维持会缘起》中称：“……惟发辫既去，而易服之说，因之朋兴。当此甲兵未洗之秋，衣裳文物之章程，新政府尚未暇规定，而急趋风气者遂不免崇尚西装。不知西衣多用呢绒，中华毛织之品，工厂绝少成立，以秦人而嗜越货，金钱亿万，势将输灌邻疆；华产丝绸，生计行将日窒。嗟我邦族，贫困至此，其何以堪！”^[5]民国元年（1912）四月，民国政府迁往北京，提出《服制》案供参议院讨论，其中对礼服面料的规定有“绸、呢并用”的条款。中华国货维持会立即派员赴京，向参议院递交《中华国货维持会上参议院请愿书》。《请愿书》曰：“近见政府提交贵院服制案，主张绸、呢并用，江浙人士惄焉忧之。夫所谓呢者，虽非指明外国呢绒而言，特是吾国织呢，均在幼稚。物品之美，物质之坚，远不逮东西各国。此制一行，势必舍绸缎而用呢绒。虽爱国之心，人所同具，其未必尽人皆用呢绒，然而多用一分呢绒，即少用一分国货；少用一分国货，即损我国家一分利源。造端虽微，影响至大，长此以往，行见外货之销场日广。而吾国江浙两省之丝织品，工人所恃以生活者，不下数十万人，必至流离失所，弱者则坐以待毙，强者则流为盗贼。徒以绸、呢并用之故，而为新民国伏未来之隐患，窃为国家所不取也。”《请愿书》又说：“今我初建设之民国，在服制形式虽不容不取法于大同，而原料尤不得不专用国货，盖维持国货，苏工商之困苦，即所以巩固国家也。立基代表工商赴院请愿，非特为江浙工商计，实为国家大局计。伏乞贵院迅赐提议常服仍照旧式，听人民以自由；礼服则纯用丝织品、棉织品，专以国货为主，取消‘用呢’字样。万勿游移其词，以滋流弊，庶我民国之国货可以发达，而典业、衣业之宿货，亦不致废弃于无用也。”^[6]在业界人士的请愿和社会舆论支持下，后来正式颁行的《服制》才在男子礼服的面料一项上改为“料用本国丝织品 ”，而放弃了原来“绸、呢并用”的字样，只在附则中说明：“关于大礼服、常礼服之用料，如本国有相当毛织品时，得适用之。”这一结果为我国染织业向工业化的发展赢得了缓冲之时机。(www.xing528.com)

虽然礼服用料之争在短时期内保护了丝织业界的利益，但从长远计，以《服制》的发布为契机，我国服饰向西化发展实为大势所趋。正如民国丝织界大佬娄凤韶指出：“大凡人之用物，必求其价廉而质美，非强权威力所得而挽也，非令名美誉所得而诱也，非亟谋改良，不足以利销行而维实业。”为了行业的发展，必须“改良机制品，以迎合时势之变迁而助绸业之发达，又免机匠之失业而图实业之振兴”。从此以后，江浙两地的染织业真正走上了改良创新之路。 在洋货泛滥的情况下，如果服饰不变，传统染织业尚有一线生机，而如果连服饰也改为西装，则实际上将倒逼传统面料必须做出改变，以迎合新时代的需求。这种改变体现在织物的质地上，也体现在色彩与纹样上，是整体风格与审美观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