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着装打扮与国体有何关系？在晚清之际，一个人穿什么服饰事关重大。在当时的舆论看来，辫发、马褂与长衫，意味着承认大清的统治，认同帝国的传统；而剪去辫发、改换西式服装，则意味着崇洋，甚至有革命倾向。民国成立以前，尽管大规模剪辫运动尚未兴起，但一些与西人接触较多的留学生和海外华人，已经开始了零星的断发易服的行动。1898年新加坡华人首先开始倡议剪辫易服，在当地报纸上公开其剪辫主张，提出蓄辫不卫生，是不文明的标志，不适应工业社会，并身体力行之。这些消息传到国内，一些重要报纸都予以报道，但同时又表示“深堪诧异”，不敢赞同。如《益闻录》在刊文详述了新加坡割辫倡议后，又说“此议不知创自何人，而一时附影随声者，均属少年喜事、未经阅历之人，故皆贸焉从事也尔”[1]，反映了国内舆论既新奇又保守的心态。同年夏天，康有为亦大胆提出断发易服的主张，向皇帝奏请曰：“今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而吾以一国，衣服独异，则情意不亲，邦交不结矣。”康有为指出辫发行动不便，与机器不容，与战争不容，且不卫生、不文明，应予革命，以“振国民之精神”[2]。康有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奏请断发易服的人，其言论是极其大胆的。但在19世纪晚期的大清帝国，真正断发易服的人少之又少，大多数人固守着祖宗成法，从上层统治者到普通士人，都认为学习西方的机器和技术，是为了以夷制夷，但切不可学西人装扮，否则中西不分，有损国体。
横向对比一下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实行了一系列仿效西方的改革措施。1871年和1872年，日本政府相继发布“断发脱刀”和改用西历、定西服为官员正式礼服的法令，在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上推行“脱亚入欧”运动。对于日本的断发易服，中国朝野不乏批评之声。光绪元年（1875），清政府中主持洋务运动的大臣李鸿章在接见日本公使森有礼的会谈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李鸿章说：“对于近来贵国所举，很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森有礼答：“我国旧有的服制，正如阁下所见，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李鸿章说：“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先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森有礼回答，一千年前我们学习中国，现在学习西方，“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李鸿章说：“贵国祖先采用我国服装是最贤明的。我国的服装织造方便，用贵国原料即能制作。现今模仿欧服，要付出莫大的冗费。”“我国决不会进行这种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自外国。”[3]从这段中日高层的对话来看，日本在当时是铁了心向西方学习，风俗服饰也一并西化，而中国如李鸿章这样领导洋务运动的人，也在服饰上固执遵循传统观念，认为改制有损国体，丧失了中国特色，是臣服于西方的象征。
仔细推敲上述对话，李鸿章固然保守，但他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服饰不仅与文化礼俗、生活方式、审美观有关，同时也与原材料、生产工具有关。我国传统服饰，男子以长衫马褂为主，女子以长袍（满族）和上袄下裙（汉族）为主，适合用丝绸、棉布等织物制作，其中上层社会多采用丝绸提花或刺绣面料，普通百姓多采用土布。长期以来，全国城乡形成了庞大的手工染织体系。一旦改为西式服装，因其更适合采用机织棉布和呢绒，势必需要大量进口外国织物，那么国内染织业将如何应对这一巨变？(www.xing528.com)
从留存至今的近代服饰看，晚清服饰特别是女装极其繁琐，无论是满族的袍服还是汉族的袄裙，均喜用镶、滚、压、嵌、挖等多种工艺手段加以装饰，这一点从慈禧太后的着装形象上也可以得到佐证（图4-1）。女作家张爱玲在《更衣记》中描写晚清女装：“袄子有‘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之别，镶滚之外，下摆与大襟上还闪烁着水钻盘的梅花、菊花。袖上另钉着名唤‘阑干’的丝质花边，宽约七寸，挖空镂出福寿字样。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4]一件女装的镶滚可以达到极致的所谓“十八镶滚”者，因为缘饰太过丰富，几乎盖过了衣服本身的面料，所谓“缎心袄子”，即在袄的中间露出那么一小块缎面而已。至清末，女装款式总体来说是从繁琐趋向简易，从宽大趋向合体，色彩、纹样亦更为轻盈，审美风格已悄悄偏离了传统维度，当然这种偏离仍然是微弱的。
图4-1 慈禧太后便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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