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几类特殊产品

1.机织起绒类织物

起绒类织物是指运用组织结构或特殊工艺而使织物表面布满绒毛或绒圈的花、素织物。起绒结构在我国的起源较早，早在湖南马王堆汉墓和甘肃磨咀子汉墓出土的绒圈锦中就有发现，但其结构本质仍属于平纹经锦，^[61]真正意义上起绒类织物的出现则要迟至元代的怯绵里。到了明清时期，以漳绒和漳缎为代表的绒织物生产十分兴盛，这种织物在织造时需织入用细铁丝或细竹竿制成的起绒杆，抽出后即可形成绒圈，产地主要集中在南京、苏州一带。

进入民国以后，一方面使用传统方法生产的绒织物日渐式微，另一方面随着织造技术的发展，一批应用新型起绒方法和动力织机生产的机织绒织物取而代之，主要有经起绒织物与纬起绒织物两种。其中经起绒织物按经线绒圈的形成方法不同，又有几种不同类型。一是杆织起绒法，即传统生产漳绒和漳缎织物所用的方法，区别在于采用起绒针代替了原来的铁线或竹竿作为起绒杆。用这种方法织成的织物的经线有两组，分卷于两个经轴上，地经一般为坚牢的棉线，绒经则采用绢丝或人造丝，在起绒处绒经被提起形成梭口，再插入起绒针，使绒经卷曲于起绒针上，形成绒圈，而绒圈之大小则与起绒针之粗细有关。这种起绒针装置的一端有刀，方便拔出时随即割断绒圈形成毛绒，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用织入起绒针的方法也可以织造起绒花毯，如布鲁塞尔花毯、威尔顿花毯、阿克明斯脱花毯之类，从织物名称可知，皆为舶来品或其仿制品，在此不再多述。另一种是浮长通割法，这是民国时期利用织物组织配合产生的新起绒法，使用这种方法生产的绒织物其绒经除与纬线交织成固结组织外，还以一定长的浮长浮于若干根纬线之上，下机后将绒经浮长割开便形成绒毛。当时最常见的是双层经起绒织物，这种织物在生产时不用起绒针，使用三组经线和两组纬线，其中两组经线分别与纬线交织成上下地组织，另一组绒经位于两层织物间交替地与上下层纬线交织，在卷于布轴之际，设置机关，用刀片将连接上下两层的绒经割开，就可得到两幅绒织物。其绒毛的长短，为连接两层织物之绒经长度的一半。这种方法织造与割绒均用机械完成，效率高，民国时期已有不少厂家采用（图3-44）。

图3-44　双层经起绒织机结构示意图

纬起绒织物正好是经起绒织物的90度转向，在织造时使用一组经线、两组纬线（地纬与绒纬），地纬与经线以平纹、斜纹或方平等简单组织织成地部，而绒纬则与经线以极疏的组织点交织，织成之后，通过割断绒纬所起的浮长线来获得绒毛效果。切断绒纬的过程称为开毛，可用手工或用机械完成。为使底布有一定硬度，开毛前需在织物背面上浆，开毛之后则要将织物张紧，通过刷毛工序解除绒纬线切断处的捻回，使毛绒各根分开，立于布面之上。如刷毛后毛绒还不够整齐，则可施行剪毛或烧毛工序，使毛绒整齐，以更美观。相比经起绒织物而言，当时使用纬起绒技术生产的绒织物较少，主要有直枪绒、条子绒、灯芯绒等几种，其中又以上文提及的灯芯绒最为常见。

另外一些绒织物则通过后整理工艺来形成自己独特的外观风格，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烂花绒。其坯绒采用桑蚕丝作地经及地纬，人造丝作绒经，利用桑蚕丝耐酸不耐碱而人造丝耐碱不耐酸的不同特性，下机后将调有硫酸的糨糊印在所需图案以外的绒毛上，经碳化作用烂去非图案部分的人造丝，露出由桑蚕丝交织而成的地部，这种工艺即称为“烂花”。所存图案部分的绒毛经过漂洗、染色、整刷，就最终形成了烂花绒织物。这种织物在20世纪30年代后盛极一时，有不少时尚女性的旗袍采用了这种半透不透、或虚或实的面料，体现出隐约含蓄的性感魅力。

2.毛巾织物

晚清时期，民间盥洗用的纺织品均为土织棉布，鸦片战争后，国外生产的洋毛巾逐渐进入中国，特别是日本的铁锚牌毛巾，具有柔软吸水的优点，深受国内消费者欢迎，很快占领了中国市场，原有的土布遂逐渐被毛巾织物取代。

所谓毛巾织物，一般以棉纤维制织，属于经起绒织物，其用途主要有面巾、浴巾和床上用的毛巾毯等，手感丰厚柔软，且富有吸水性和耐摩擦性。毛巾织物的设计，主要在于织造参数的设定，包括经纬纱的支数、密度，毛圈的大小，经线的张力等。根据组织和外观的不同，毛巾织物又有单面、双面和素式、花式之分。以简单的单面毛巾织物为例，其经线由构成地部的地经和构成毛圈的绒经两部分组成，上机时需要分绕两轴，地经经轴要张紧，绒经经轴要松弛。打纬时，打纬力有轻与重之分，即不充分打纬与充分打纬，以一定次序推进，使绒经在打纬力的推挤下形成毛圈。双面毛巾有两组绒经，采用双面组织，分别在正反两面起毛圈。花式毛巾则以绒经构成的毛圈合为各种形式的花纹，使织物单面或双面起花，其易粗不易精，图案多以几何、条格等为主，在织造时需要用提花龙头的竖针来控制经线的升降。色织毛巾则利用色线的排列和表面互换，在毛巾表面形成异色毛圈构成的条格或色块。

大概在清末时，我国已有毛巾生产，光绪二十六年（1900）上海川沙县张艺新、沈毓庆等人改革土布木机制织生纱土毛巾获得成功，开国产毛巾织物之先。光绪二十九年（1903），安徽洪明炯用洋纱仿制日本毛巾成功，我国近代的毛巾业由此起步。^[62]进入民国以后，国内毛巾织物的生产发展很快，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成为生产基地，其中最为著名的毛巾织物生产企业当属上海三友实业社。民国五年（1916），该社研制成功生纱制织的毛巾，以“三角牌”为商标（图3-45）。翌年，为改善手感较硬的缺陷，该社改进了织物的经纬密度，并采用煮、漂等新法首创熟纱毛巾，生产的产品质地柔软，白度光亮，吸水性能好。经过几年发展，三角牌毛巾已有红蓝色跳花档、五红线跳花档等多个品种，总产量达到30多万条，并于民国十二年（1923）成功将当时独霸中国市场的日本铁锚牌毛巾挤出竞争行列。该社同时选用进口的印地科素等不褪色染料，开发出三角牌印花毛巾，有“三色对角花”“四方竹节”等花型，最多能有五套色。该社又在两端增织平纹，印上good morning（祝君早安）或“福寿”“双喜”等字样，该毛巾一时成为民间祝寿、贺喜的礼品，是市场上最热销的毛巾商品之一。到民国十四年（1925）时，该社的毛巾类产品已多至软白毛巾、五彩毛巾、男女浴衣、绒厚浴毯、毛巾大被、提花床毯等10余个品种。此后，毛巾织物的新厂纷纷建立，品种不断增加。钟牌414毛巾（图3-46）是其中的后起之秀，它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问世，由中国萃众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地经和纬线采用16、20支纱，绒经采用32支纱，并通过增加毛圈倍数的方法，达到了手感柔软、厚实耐用的要求。规格以适宜洗脸或沐浴之用的77.5厘米×33.5厘米为主，后来为适应儿童需要，萃众又开发出尺寸较小的规格，形成了系列产品。

图3-45　三角牌毛巾在杂志上的广告

图3-46　钟牌毛巾类产品广告

3.花边

花边有新旧之分，旧式花边是中国原有的传统工艺品，又称“花绦”或“绦子”，用于装饰衣、裙、衾、枕等生活用品。新式花边则是舶来品，分为两种。一种为针绣花边（needlepoint lace），是刺绣品的衍生物。这种花边以针为工具，在制作时按预先设计好的图案将底布切割出小洞，用针经锁扣的工艺进行加固，缺少的经纬线被辫状绳结所代替，并形成一些小几何图案。另一种为枕结花边（pillow lace），制作时根据事先设计好的图案，用金属针扎在图纸的各部分，手执缠有棉线或麻线的小木棒以金属针为支点，将线进行扭绞、缠结，编织成花边，也被称为绕线管花边或者是棒槌花边（bobbin lace，图3-47）。^[63]根据规格和图案的不同，所使用的棒槌数量少则十几个，多的可以达到百余个。

图3-47　油画《花边女工》中棒槌花边的编织

17世纪时，花边开始在欧洲流行。到了18世纪中叶，由于洛可可风格服饰盛行，花边的发展和应用达到了顶峰。1813年，英国J.利弗尔斯发明了花边织机，机制花边开始生产，并逐渐取代了手工花边。清朝末年，欧洲的花边技艺由传教士传入我国，山东地区成为首批引入花边生产的区域。同治七年（1868），意大利籍天主教神甫昂智鲁斯到烟台传教，开始以烟台为中心向外传播花边织物。^[64]光绪十九年（1893），英国传教士马茂兰（James McMullan）夫妇在山东烟台开设了仁德洋行，即马茂兰有限公司（James McMullan & Co. Ltd.），专门负责花边贸易，并创办了培真女校培训花边编织技术。直到辛亥革命前，这所学校培养了无数花边编织人员，一些早期学员还开始自行开办培训班，或开设小作坊从事花边经营，“历年以来，借此艺为生活之妇女，烟台一埠数以千计”^[65]。

以烟台为中心，包括荣城、蓬莱、黄县、招远、莱阳、莱西、文登等县市生产的西方花边以编织品为主，主要有手拿花边、墨花边、梭子花边、棒槌花边、钩针、网扣、百代丽、针织边等八个品种，称为“八大边”。到宣统时期，烟台地区的花边生产商已经能比照比利时和法国花边的图案进行加工制作，开始在市场上与欧洲花边相竞争。

山东另一个主要的花边生产地是临淄地区，临淄当地有一种被称为“栏杆”的梭子长条花边，以土丝为原料，在生产时先用小木凳固定经线，再用木梭子根据事先设计好的图案在固定的经线上来回编织，其长度不受限制。19世纪80年代晚期，一些传教士发现临淄的梭子长条花边与欧洲的棒槌花边在工艺上有相似之处，就将棒槌花边带进了临淄地区。起初，这种花边技术仅局限于教徒内部，后来通过教徒向农村妇女传授，并由临淄花边艺人将其与传统工艺相结合，用棒槌代替梭子，便逐渐在社会上流传开来。这时生产的花边原料已改用白、灰色棉线，技法有平织、隔织、稀织、密织等，图案有瓣、稀布、密布、拉尖、搁结、花龙、密龙、方结、灯笼扣、叶、网等。^[66]当时的厂家主要有益成祥、信昌、益兴永、德聚公等四家花边庄，均与马茂兰的仁德洋行有业务往来，实行来料加工，生意十分兴隆，民国九年（1920）时，年产值达到白银3000余两。^[67]

后来，西式花边产业逐渐扩展到沿海的上海,江苏无锡、常熟,浙江萧山、台州，广东潮汕一带，并在洋行的配合下形成庞大的产业。以上海为例，自从光绪十二年（1886）法国天主教修女将欧洲花边样品携带到上海后，经过教会工场的传播，花边品种不断丰富，逐渐形成地方产业，据《川沙县志》载该地妇女“年在四十岁以下，十岁以上者，咸弃纺织业而习之”。20世纪20年代时，上海的花边商人开始到浙江萧山传授欧洲花边织造法，同时提供花线原料，收购成品。当时传入萧山地区的花边技术主要为针绣花边，因盛产于意大利威尼斯，当地人取其谐音称为“万里斯”，后又改称“万缕丝”。当地艺人经过努力，将欧洲针法与中国传统刺绣针法相融合，总结出实针、花三针、网眼、串线、旁步、蛇皮、紧针等多种针法，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种花边在制作时先将设计图分为若干小块，分别衬以牛皮纸，然后用棉线盘缀出纹样线条，再在所铺的底线上以各种针法绣成图案，最后撕去纸稿，逐块拼接为整体。

到抗战前夕，国内的花边产业已十分发达，产品涵盖了台布、窗帘、杯垫、盘垫、枕套、沙发及椅子靠垫、手帕、服饰等各方面，仅汕头一地经营花边的洋行就有数十家，其中有10余家资本达到10万美元以上，烟台经营花边的厂家多达110余家，而且技术成熟，规模庞大。当时上层社会的女性不仅会用花边镶嵌旗袍，也会穿着精美的花边衬裙。为了让旗袍开衩处也露出花边，一些经济能力不强的女子甚至缝假花边于旗袍内，以充花边衬裙，^[68]可见花边之受欢迎程度。

【注释】

[1]李平生：《论晚清蚕丝业改良》，《文史哲》1994年第3期，第90—97页。

[2]曾同春：《中国丝业》，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54页。

[3]全国经济委员会：《人造丝工业报告书》，南京：全国经济委员会，1936年，第5页。

[4]李义波：《民国时期长江三角洲棉业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40页。

[5]赵冈、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42页。

[6]《中国近代纺织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近代纺织史（上卷）》，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第76页。

[7]任尚武：《棉纺织染实验馆旨趣书》，《纺织周刊》1935年第9期，第248页。

[8]严中平：《手工棉纺织业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7年第3期，第1035—1037页。

[9]王玉英：《中国近代棉纺织业的技术引进与企业发展》，《厦门科技》2003年第6期，第54—56页。

[10]李义波：《民国时期长江三角洲棉业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61页。

[11]吴静：《近代中国民办企业的技术引进：以荣氏、刘氏、吴氏企业集团为中心（1866—1949）》，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56页。

[12]《中国近代纺织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近代纺织史（上卷）》，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第88页。

[13]周启澄：《中日两国近代毛纺织工业对比研究》，《中国纺织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第70—81页。

[14]《中国近代纺织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近代纺织史（下卷）》，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第78页。

[15]崔崐圃编著：《织纹设计学》，上海：作者书社，1950年，第3页。

[16]（日）佐藤真：《杭州之丝织业》，《东方杂志》1917年第2期，第65—72页。

[17]王芸轩：《嘉氏提花机及综线穿吊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51年，第3页。

[18]（日）小野忍：《杭州的丝绸业（续完）》，《丝绸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4期，第1—33页。

[19]杭州丝绸控股（集团）公司：《杭州丝绸志》，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第560页。

[20]王芸轩：《嘉氏提花机及综线穿吊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51年，第2页。

[21]王芸轩：《嘉氏提花机及综线穿吊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51年，第2页。

[22]上海市电力工业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电力工业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104—106页。

[23]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上册），南京：经济统计研究所，1937年，第14页。

[24]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三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73页。(www.xing528.com)

[25]杨栋梁：《我国最早的机器印染厂》，《印染》2006年第8期，第58页。

[26]肖爱丽：《上海近代纺织技术的引进与创新》，东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34—135页。

[27]《上海丝绸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丝绸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189页。

[28]《中国近代纺织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近代纺织史（上卷）》，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第126页。

[29]崔崐圃：《织物整理学》，上海：中国纺织染工程研究所，1950年，第291页。

[30]崔崐圃：《织物整理学》，上海：中国纺织染工程研究所，1950年，第305页。

[31]《中国近代纺织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近代纺织史（上卷）》，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第128页。

[32]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毛麻纺织工业公司毛纺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32页。

[33]《中国近代纺织史》编纂委员会编著：《中国近代纺织史（上卷）》，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第143—144页。

[34]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三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05—106页。

[35]宋则久：《宋则久论著》，天津：天津国货售品所，1933年，第124页。

[36]徐铮：《民国时期的绒类丝织物》，《丝绸》2010年第11期，第36—38页。

[37]徐铮：《民国时期（1912—1949年）丝绸品种的研究（梭织物部分）》，浙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60页。

[38]《清华学校留美学生王荣吉关于国内丝绸业改良之研究报告（手稿）》，苏州：苏州市档案馆藏，1921年。

[39]徐铮：《民国时期（1912—1949）机器丝织品种和图案研究》，东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84页。

[40]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苏省志·桑蚕丝绸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37页。

[41]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7页。

[42]徐铮：《民国时期（1912—1949）机器丝织品种和图案研究》，东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62页。

[43]叶量：《中国纺织品产销志》，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第128页。

[44]赵丰：《绨的古今谈》，《丝绸》1987年第4期，第38—39页。

[45]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0页。

[46]《王义丰和记纱缎庄所制花呢规格（手稿）》，苏州：苏州市档案馆藏，1913年。

[47]Rita J. Adrosko. The invention of the Jacquard mechanism. CIETA, 1982（1-2）, pp. 89-116.

[48]王芸轩：《嘉氏提花机及综线穿吊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51年，第2页。

[49]对于我国第一幅像景的发明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毕业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织科的都锦生于1918年完成了黑白丝织像景——5英寸×7英寸的九溪十八涧风景图；一说是袁震和绸庄于1917年首先试制丝织风景画成功，1918年，又在上海设震大丝厂，织成平湖秋月和雷峰塔的西湖风景作为丝织广告。但两者并不存在承袭关系。见徐铮、袁宣萍：《杭州像景》，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22页。

[50]洪凭：《中国近代针织技术设备的发展》，《中国纺织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第111—113页。

[51]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三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52页。

[52]洪凭：《中国近代针织技术设备的发展》，《中国纺织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第111—113页。

[53]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三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234页。

[54]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官网（http://www.shtong.gov.cn）。

[55]王翔：《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经济学考察》，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43页。

[56]周启澄：《中日两国近代毛纺织工业对比研究》，《中国纺织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第70—81页。

[57]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901页。

[58]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官网（http://www.shtong.gov.cn）。

[59]《中国近代纺织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近代纺织史（上卷）》，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第153页。

[60]《中国近代纺织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近代纺织史（上卷）》，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第141页。

[61]赵丰：《中国丝绸艺术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69页。

[62]《中国近代纺织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近代纺织史（下卷）》，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第155页。

[63]汤爱青、孙宝芹：《近代临淄手工花边业发展过程及成因分析》，《装饰》2008年第7期，第112—113页。

[64]姚君洲、蒋高明、张扬等：《近代胶东半岛花边织物的发展诱因与分析》，《纺织学报》2014年第4期，第52—55页。

[65]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409页。

[66]林卫荣：《栖霞棒槌花边保护开发探讨分析》，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9页。

[67]汤爱青、孙宝芹：《近代临淄手工花边业发展过程及成因分析》，《装饰》2008年第7期，第112—113页。

[68]马晴、蒋高明：《浅谈欧式花边在中国的发展》，《艺术设计研究》2006年第4期，第4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