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丝绸原料结构发生极大变化的同时,中国传统丝织业能实现机器化生产的最终技术基础是用铁机和电力织机代替传统手工木织机,而这种革新是从引进欧美和日本的近代织造技术和设备开始的。
20世纪初,中国丝织业采用的依然是落后的木制织机,如需提花则主要依靠挑花结本,以线为材料来储存纹样程序的信息。织造时,需要一人坐在花楼上“挽花”,一人坐在机前织造,手足并用,技术难度很大,劳动生产率低。这种花楼式束综提花机自明代定型以后在国内就未有大发展,曾经是中国的伟大发明,而到近代就难以与西方的新式提花机匹敌了。在提花技术同样发达的法国,中国提花机传入后被改良为可有效防止拉经错乱的陀螺垂拉经提花机[15],此后又经布枢(Basile Bouchou)、法勒功(Jean-Baptiste Falcon)、莱呢(Reynier)、吴罔松(Jacques de Vaucanson)等人的不断改良,中国手工织机上的线制花本被改制为由纹针控制的纹板系统。到了18、19世纪之交,法国人约瑟夫·贾卡(Joseph Marie Jacquard)(图3-10)在综合前人实验中所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制造出了一台操作结构合理、方便易行的新织机。这种织机在织造前需要根据纹样设计绘制意匠图,其纵格代表经线,横格代表纬线,然后再按此轧纹板,轧孔则经线提升,反之则不提升。“冲孔纹板”系统是贾卡织机的核心技术,配上用竖针管理经丝的提花龙头,原来必须由人工来拉花的过程真正实现了机器化操作。从理论上说,用贾卡织机可以织造任何复杂的丝绸纹样。
图3-10 约瑟夫·贾卡像
贾卡织机发明后很快就传入世界各地,我国近代的贾卡织机主要从日本引入。日本京都是丝绸业重镇,丝绸业有上千年的历史传统,其中机坊集中的西阵地区,生产日本最出色的提花织物——“西阵织”。近代开港以来,大火、内战、迁都和“排佛毁释”等一系列事件,对西阵的染织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京都的染织业者很快洞察了染织工艺的发展方向,明确了走产业工业化的道路。明治五年(1872),京都府派出西阵织工佐仓常七、井上伊兵卫、吉田忠七三人到法国里昂学习先进的染织技术。第二年,他们带了22台提花织机回到京都,这是一种配置了贾卡提花龙头的手织机,尽管也以手工为主,但提花效率大为提高。此后直到明治十三年(1880),日本不断派人前往国外实地考察和学习,并对带回的提花机进行研究、仿造,最后终于由机织家荒木小平成功研制出了日式木制及铁制提花机。之后这种提花机不断改进,后来又加装了棒刀装置,使提花织物的图案精细度和设计自由度都有了大的飞跃。至19世纪80年代,除京都西阵外,桐生和福井地区也已普遍采用这种提花机,产品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出口量逐渐增长。
图3-11 金溶仲像
宣统三年(1911)前后,这种经日本改造后的装有贾卡龙头的新式提花织机开始被引入中国。据当时在浙江中等工业学堂担任教职的日本机织家佐藤真回忆:杭州“绸业公所之董事金溶仲氏(图3-11),于机业素有经验学识,见中国每年由日、法二国所输入之优美丝织物,日益加多,且悉其获利丰厚,于宣统三年由我国输入新式纹织机,开始制造。然因革命之乱,事遂中止。至民国元年六七月间,重行开始织造,此为民间使用新式纹织机之嚆矢也”[16]。浙江中等工业学堂创办于宣统二年,佐藤真受聘于该校多年,对杭州丝织界多有见闻,贾卡织机的引进自杭州始之说当较可靠。
随后,苏杭等地的丝织业者纷纷引进这种新式织机。当时从日本进口的这种织机系铁木结构,其中易损件多系铁制件,其上装有俗称“龙头”的贾卡提花装置,大致有单动式、单花筒复动式(图3-12)、双花筒复动式、中口式、闭口式、竖针背立式六种,前三者为我国常用,其中又以单动式构造简单,无论人力物力皆可运用而最为流行,[17]织出的花样之细致美观度大大超过了中国传统的提花织物。这种织机通过用手拉绳来使梭口上下运动,因此在苏州一带被称为“铁机”,在杭州被称为“拉机”,又因为来自日本(东洋)也有叫“洋机”的[18](图3-13)。
图3-12 单花筒复动式贾卡提花装置
图3-13 铁木织机(www.xing528.com)
手拉织机引入不久后,沪、杭两地又率先引进了电力织机,并逐步向苏州、湖州、宁波、烟台等地推广,机型有日产的重田式和津田式、美产的克老姆登式等,而国人也开始尝试自行生产贾卡织机。开始时,主要的配件都自日本进口,经过几年的发展,到民国九年(1920)时我国已经能够自制铁制织机,有武林式、物华式、寰球式等,而旧式手工木机则日渐凋零,我国丝织业也由此逐步实现了机器化生产。民国十三年(1924)印行的《武林新市肆咏百首》曾这样描述当时的盛况:“机轴纷纭只手提,新翻花本妙端倪。洛阳纸贵干金值,针刺成纹法泰西。”[19]这是贾卡织机在中国传播流行的真实写照。
电力织机的应用“较诸手织,出货既速而工价又廉”,丝织厂中的络丝、并丝、捻丝、摇纡等工序也同时进行了相应的技术更新,由人力改成电力,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图3-14)。据统计,原来丝织业“织绸向用木机,经三人合织一机,日出九尺;民国时改用日本式织机,以一人一机,日出二丈,以民十五年最盛;民十四年有采用电机者,以一人一机,日出四丈”[20]。另一方面,使用贾卡织机“制成之花纹,可以精细缜密而无粗疏之病;工巧如伟人像片,风景摄影,以及名家之书法丹青,均易表现于织物之上”[21]。它的诞生为大花纹织物,特别是像景织物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
从手工木机到铁机再到电力织机,中国传统丝织业通过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完成了最终的机器化生产。在促进丝织业实现机器化生产的过程中,动力更新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特别是作为电力织机的动力。电力丝织厂的开办需要有电力驱动的马达装置来驱动织机运转,电力供应十分重要,因此一地是否有电力供应、供应是否充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该地丝织业实现近代化的进度。
图3-15 上海闸北水电公司电厂
以近代机器丝织业的中心——上海为例,早在光绪八年(1882)就成立了上海电气公司(上海电力公司前身),并于当年在公共租界架设6.4公里架空线路,上海的供电从此开始。民国年间,该公司又与华商电气公司、浦东电气公司、闸北水电公司(图3-15)等共同构成了范围广而可靠的电网[22],实现了日夜不间断供电,仅上海电力公司一厂年发电量就达695173403度,远超当时欧洲主要的工商业城市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地。[23]并且上海的电价低廉,马达电比照明电费用低廉一半多,政府还鼓励多消费,超过定额还有折扣,这些因素都极大地促进了上海电力丝织业的发展。虽然杭州地区至民国七年(1918)才开始供应工业用电,但当地最大的杭州电厂十分支持各项工业的发展,因此“对于电力价格,极力减低,对于各厂设计用电争宜,多不取费”[24],从而使杭州成为仅次于上海的机器丝织业基地。而苏州电厂则迟至民国十五年(1926)才开始提供工业用电,且最初只提供夜间用电,后才在初一、十五两日停电且电费每度增加一分的条件下开始日夜供应,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电力织机的使用和推广,使苏州机器丝织业的发展落后于沪杭两地。而同样是由于电力供应问题,除使用自备引擎发电外,盛泽、湖州、绍兴、宁波等地的机器丝织业要晚至20世纪20年代末才开始有较大的发展。
电力供应的重要性在抗战时期苏杭与上海三地机器丝织业两种不同的命运中也可见一斑。苏杭两地沦陷后,当地的丝织厂家曾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陆续复工,但日伪当局以各种借口对工业用电进行一再缩减,使机器丝织业的复工深受打击。电力供应完全被断绝后,除少数几家自备引擎,勉强可以发电开动织机生产外,绝大部分绸厂陷于绝境,被迫停业,生产能力不及战前的三十分之一。而直至太平洋战争前,因日军尚未进入上海租界地区,当地各厂所受损失较小,电力供应正常,外销市场活跃,形成所谓的“孤岛”繁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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