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探析

相比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早期的蚕桑丝织业发展较为滞缓，据文献记载，洪武十年（1377）广州府所属八县需要缴纳夏税的“畦桑”仅有4万余株，这种情况直至明末清初时才有所改善。明代嘉靖元年福建、浙江两省市舶司被废，“惟存广东市舶司”。清代乾隆年间，朝廷撤销江海关、浙海关和闽海关，规定外国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使得广州在之后的三百多年间成为全国唯一合法进行进出口贸易的港口，长三角地区的生丝需经广州港才能转口出洋。特别是乾隆年间，湖丝出口一度受到限制，洋商只得就近采购，使广州丝外销倍增，促使珠三角地区的蚕桑生产得以快速发展。此外，到明朝末年，“基种桑，塘蓄鱼，桑叶饲蚕，蚕矢饲鱼”的桑基鱼塘在珠三角地区的基塘中已处于主导。珠三角地区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十分适宜蚕桑生长，有“广蚕岁七熟, 闰则八熟”之称，因此虽然开发较晚，但由于土壤肥沃、农产丰饶、航运便利，商品经济发展较快，人们普遍追逐效益较高的经济门类，桑基鱼塘“两利俱全，十倍禾稼”，掀起了全面性的“弃田筑塘，废稻树桑”浪潮。以顺德县为例，在光绪年间开挖基塘10万亩，桑地面积达30万亩，稻田已经不到全县耕地的十分之一。^[65]珠三角地区逐渐形成了以顺德、南海、番禺、新会、中心、三水等县为中心的蚕丝之乡，并随之出现了以养蚕为专业的农户——蚕农。

19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蚕粒子病在欧洲大陆的蔓延及美国丝织业的兴盛，国外对中国生丝需求量大增，外商先后在上海、山东、江苏等地开办了一批机器缫丝企业，以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获取暴利。而由国人投资的机器缫丝厂则发轫于珠三角地区，即由祖籍广东南海县西樵简村的安南（今越南）侨商陈启沅于同治十一年（1872）创建的“继昌隆丝偈”。 除从外国购进锅炉一座外，继昌隆的其他生产设备均由陈启沅设计，广州陈联泰机器店制造，缫丝厂的工人多来自附近农村，采用法式双捻直缫式缫丝车。生产出来的生丝质量远胜于土丝，因而专销往国外而在当地又被称为“洋庄丝”，“行销于欧美两洲，价值之高，倍于从前，逐获厚利”。受其获利甚丰现象的刺激，邻近南海的顺德迅速做出反应，在继昌隆正式投产的第二年，即同治十三年（1874），在老蚕桑区龙山堡开办了第一家机器缫丝厂，此后三四年间又在县属良教、鹭洲、大良、容奇等地继起新办百数十家。^[66]由于兴起之初，丝厂的技术和经验不足，多向南海招收女工任教习，生产有了迅速提高。然而在光绪七年（1881）南海发生了针对机器缫丝业的骚乱，“一唱百和，纠合数千人，毁拆丝偈”，裕厚昌丝厂的厂房和机器被毁，为平息风潮，官府要求丝厂“永远勒停，以安民业”，许多丝厂被迫停工，而继昌隆也被迫迁往澳门。

经过惨淡经营，到了19世纪80年代后期，珠三角地区的机器缫丝业再次迅速发展，其中尤以顺德发展最快。光绪十三年（1887）奉张之洞之命对各县丝厂情况进行调查的候补知县李长龄在报告中说：“查粤省缫丝机器以顺德为最多，新会次之。”当时顺德机器缫丝厂有42家，占广东全省90%以上，数量已经超过南海，跃居珠三角地区首位。丝厂“机器前系购自外洋，近因内地自造，大者值二千二三百元，小者七八百元。大者用女工七百余人，小者二三百人至八十余人不等。每人各有座位，左右分别，各配上缫丝机器木轮、冷热水铁喉、煮茧铜盆、并纽各茧造一丝之铜造颠拏、竹箩等项，每位计需银六两七八钱。其资本由殷实绅士合股开设”^[67]。随着新设机器缫丝厂的增多，广东的生丝出口量也不断上升，光绪二十五年（1899）生丝出口量达到3.7万余担，^[68]到了宣统二年（1910），仅三月底至九月之间生丝出口量已达8万担，^[69]增长速度之快可见一斑，以致时人发出“缫丝新制出西洋，万轴齐飞闪银光”的感叹。

自民国初年到20世纪20年代末，珠三角地区机器缫丝业在前清的基础上，发展达到了顶峰，特别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法、意等国生丝产量剧减，国际市场对粤丝的需求量陡增，每担价格保持在港币1000元以上，在出口最盛的民国十一至十二年（1922—1923）每担达到港币2400元以上（图2-31）。各国商人不仅预先订立合同购买新丝，甚至连库存的旧丝也销售净尽。粤丝价涨又进一步推动了机器缫丝业的发展，农民积极增拓桑园面积，民国十二年（1923）时广东全省的桑基面积达到140万余亩，蚕丝业人口达到218万余人，^[70]仅顺德一地的机器缫丝厂就达135家，雇用工人6.5万余人，年产生丝近5万担，产值在银毫7814万元以上，^[71]缫丝业一跃成为广东全省的经济命脉。(www.xing528.com)

图2-31　准备出口的粤丝

长三角地区的机器缫丝厂是资本和机器密集型，相比之下珠三角地区更倾向于劳动力密集型，虽然每年一名女工缫丝总量达到54～82公斤，超过无锡丝厂38.5公斤的产量，但若以丝车单位产量计算，每年为61.2～77公斤，仅为无锡丝厂97.5公斤的63%～79%。^[72]这一方面是因为长三角地区的丝厂分工较细，有缫丝工、缫丝补缺工、煮茧索绪工、选茧工和剥茧工，而珠三角地区的丝厂多为粗放型经营，女工采取煮茧、索绪和缫丝三者兼业的方式，并不选茧，所以个体劳动生产效率很高，但出产生丝的品质却较低。另一方面，虽然珠三角地区的丝厂和丝车数量都居全国首位，但设备落后，即使机器有破损也将就使用，“鲜有修葺为急务者”。直到民国年间，所用的机器设备与继昌隆成立时相差并不大，仍沿用早期仿法国共捻式两绪缫丝法，因此出产的生丝“丝质中结泡而易断。即上等之货，仍不及日本中等之货色优美”^[73]，而此时长三角地区已采用单捻式四绪或多条缫丝机，质量远胜于粤丝，使外商转而采购江浙丝，自20世纪30年代起珠三角地区的缫丝业开始陷入全面衰落。

与兴盛的机器缫丝业相比，珠三角地区的其他近代纺织业相对逊色。如丝织业主要集中在顺德、南海、番禺和新会等地，当地的莨绸、莨纱都曾是独具一格的拳头产品，但在向机器化生产转变的发展过程中，这些产品由于需要手工操作，费工费时，便逐渐衰落。而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已发展到很高程度的手工棉纺织业，由于洋纱大量输粤，受到沉重打击，到了19世纪末，当地的手工棉纺织业几乎全部停工，大量纺织女工失业。20世纪初，始有南洋侨商在广州创办机器织布厂，有6马力发动机1台，女工20人。^[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