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和杭州都是传统的纺织业生产中心，明清时代更是皇家织造机构所在地，特别是丝织业十分发达，无论是织造技术还是生产规模都为全国领先水平，远胜于上海，然而近代以来，虽然两地的纺织业先后引进了新型织机，实现了机器化，并依然是本区域纺织生产的中心，但其近代化进度和深度远不如上海，呈现出一种相对的衰弱。
以苏州的棉纺业为例，在鸦片战争之前苏州及附近农村以手工纺制的纱线织布，称为“杜纱布”。鸦片战争以后，以机制纱织成的洋纱布盛行，“今年市上所出洋纱布，已居大半矣”，在其冲击下当地杜纱布的生产和销售日益衰弱，“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分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当地的棉纺织业一蹶不振。[50]光绪二十一年（1895），两江总督张之洞倡议在苏州办机器纱厂，即苏纶纱厂，由官方出面向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地典当业商人借银近55万两，经过两年筹办，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建成，有纱锭 22568 枚，由英国道勃公司生产，属于较为先进的环锭纺，工人2000余人。这也是苏州第一家机器棉纱厂，“与上海之大纯及裕源、无锡之业勤等厂，皆为中国纱业之先进，亦新工业之前导”，但是在其近百年的历史中，几经转手，数度停产，发展艰难。初时由苏州状元陆润庠 （图2-25）任经理，苏州商务局督办，后又委托纸商祝承桂接办，由于洋纱倾销，企业亏损严重，官方无力维持，只好招商承办。其间虽然曾添设部分新机器设备，棉纱销路有所扩大，但由于官方、老股东和承租人之间的矛盾，加上社会动荡不安，纱厂无法维持，多次更换承租人。民国十六年（1927），承租人洽记公司的严裕棠买下苏纶纱厂后，该厂完全变为商办。严氏收购苏纶纱厂后，即进行改组，并扩大了生产范围，除将原纱厂部分作为第一工厂并另增第二工厂外，又添加了布厂，兼营纺纱和织布（图2-26）。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初，苏州沦陷于日军之手，给苏纶纱厂造成了巨大损失。[51]
图2-25 陆润庠像
图2-26 苏纶纱厂的商标
杭州的情况大体上也如此，但较苏州为好，其棉纺业最早始于光绪十五年（1889）筹办的通益公纱厂（图2-27），由杭州人丁丙、王震元与吴兴富商庞元济等人兴办，有纱锭1.5万余枚，工人1200人。但开办不久，因为经营不善，曾经两次停业，民国三年（1914）由徽商高懿丞接办，改名为鼎新纱厂，民国九年（1920）时纱锭增至2万余枚，盈利较丰。后由于日本棉纱倾销的冲击，销路日减，民国十七年（1928）由上海三友实业社接盘，改名为三友实业社杭州制造厂，除原有的纱锭、织布机外，又增添被单机、毛巾机及漂白染整等设备，产品有棉纱、棉布及毛巾等。萧山的通惠公纱厂是杭州另一家较早的机器棉纺企业，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由萧山人陈光颖等人筹办，两年后建成投产，有纱锭1万余枚。产品以粗支纱为主。开办初期经营尚属顺利，纱锭增至1.45万枚，后同样受到外纱倾销的冲击，开始走下坡路，民国二十九年（1940）萧山沦陷后，毁于日军之手。
图2-27 杭州通益公纱厂
与棉纺业不同，苏杭所处的杭嘉湖地区是中国主要的产茧区，所产土丝品质优良，即使在厂丝兴起后，仍有一定的市场，所以民间不肯轻易放弃缫制土丝。据《申报》记载，当时的浙江巡抚梅小严在任时（1877—1879）曾购得若干缫丝机器，想开办机器丝厂，但后来因奉调“交卸入都”而不了了之，这批机器“卒为上海公平丝厂仅以七千元廉价购去，论者惜之，然惜之者皆他处人，而杭之人未之惜也”[52]。可见当时杭州人对开办机器缫丝业的态度。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末才有所改观。光绪二十一年（1895）杭州商人丁丙与湖州商人庞元济集资30万两在拱宸桥如意里附近筹建世经缫丝厂，并于次年七月正式建成开工，是杭城较早的一家机器丝厂。该厂有意大利直缫式丝车208台、缫丝女工208人，每天能生产厂丝一担，[53]生产的“西泠牌”厂丝，质地优良，深受市场欢迎，于是第二年两人又合资8万两在余杭塘栖镇建立了大纶丝厂（图2-28）。在世经缫丝厂正式开工的那一年，萧山人陈光颖在知县朱晓南的推动下，与嵊州富商楼景辉共同集资20余万银元，在萧山东门外转坝创建开设了合义和丝厂，有丝车200余台、职工800余人，这也是萧山最早使用电力机器的工厂。苏州的机器缫丝业晚于杭州出现，苏经丝厂（图2-29）是苏州最早的一家，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成立，有意大利缫丝车300余台，年产厂丝五六百担。之后，恒利丝厂、延昌永丝厂两家缫丝厂相继建成，但在此后二十余年间，苏州的机器缫丝厂数量一直没有增长，始终维持在三家。
图2-28 杭州大纶丝厂旧址(www.xing528.com)
图2-29 苏州苏经丝厂
苏杭等地的机器缫丝业发展可谓步履维艰，杭州的世经缫丝厂虽然产品质量上乘，但是由于企业不善经营，再加上外商的排挤，经营出现亏损，不到三年就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停工，第二年被日商以六七万元的价格收购。[54]而在余杭盘竹弄、富阳等地创办的丝厂或工场，也都在经营不久后即告停闭。到了辛亥革命前夕，杭州地区的机械缫丝厂，就仅剩大纶、合义和等少数几家。直至进入民国后，杭州的机械缫丝业才有了真正的发展，一大批新式机械缫丝厂和缫丝部门相继成立，其中较为有名的有纬成公司缫丝部（1915）、天章（1915）、虎林公司缫丝部（1918）、庆成（1925）、开源（1931）和惠纶（1932）等。至民国十八年（1929），已先后建厂15家，拥有意式缫丝车、日式大型烘茧机、群马式立缫机等新型设备，使生丝缫制的匀度大大提高，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55]其中天章、庆成以供给国内丝织业原料为主，而纬成、虎林则侧重于出口，如虎林公司所产的厂丝中A级顶号丝用WL牌，B级头号丝用虎林牌，均供外销出口，而将C级二号丝留作自用。而老牌的大纶丝厂也将其缫丝车总数增添到468部，所生产的“仙鹤牌”厂丝以“技工之娴熟，条分之匀”而驰名欧美。苏州缫丝企业的发展远落后于杭州：苏经丝厂一直采取招商承租方式经营，十数年间几易其手，民国十六年（1927）因亏损停业；延昌永丝厂在民国初年也改为招商承租，民国十八年（1929）处于半停工状态，后又几易其主；恒利丝厂也因亏损严重一度停业。此后，虽也有新丝厂建成，但很多开办即告停闭，幸存下来的丝厂大多资金不足，在资本、设备、技术等方面不仅不敌日资丝厂，而且也逊于起步晚于苏州的无锡和镇江的华资机器缫丝厂。
相比机器缫丝业而言，杭州的机器丝织业起步很早，民国成立前后，振新、纬成、庆成等公司将手拉提花机引入生产，在国内尚属首创。由于产品的图案和质量都与舶来品相同，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同业“以铁机出货速而工资省，出品又平滑匀净，极受社会之欢迎，均感绸业组织有改革之必要，于是或合股，或独资，相率创受绸厂，尽弃从前之木机，而采用新式之手织铁机”[56]，兴起了一批使用半机器化生产的丝织工场。几乎与上海同时，电力织机开始被引入杭州丝织业的生产，振新、纬成、天章、虎林、鸿章等厂均相继添置，其“出品日多，花样日繁”，加以“（杭州电厂）原以辅助各项工业发达为最大责任，故对于电力价格，极力减低，对于各厂设计用电，多不取费”，各种新式绸厂“纷纷设立，有如雨后春笋”。[57]杭州丝织业开始由手工生产向半机器化、机器化过渡，到民国十五年（1926）各厂的电力织机总数已经激增到3800多台[58]，民国二十五年（1936）时又增加到6200台，年产绸缎近30万匹，杭州成为仅次于上海的机器丝织业生产中心（图2-30）。
图2-30 西湖博览会上杭州绸业团体陈列室
苏州的机器丝织业起步很晚，直到民国四年（1915）前后，当地丝织业才将铁机引入生产，并派专人去上海学习铁机织造技术。电力织机则到民国十年（1921）才由苏经绸厂率先购进1台，在利用夜电开机试织取得成功后，该厂又添置电力织机24台，自备引擎发电。其后振亚、东吴等丝织厂纷纷仿效，苏州电机丝织业才日渐兴起。特别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以后，由于原料缺乏及市场收缩，传统的纱缎庄认为用木机、铁机成本过于巨大，产品质量也差，不足以在竞争中继续生存，开始纷纷改置电力织机。[59]三年后（1936），苏州已“有电力机约二千架，每月每架平均产绸十匹，除间有停歇者外，每年产额近二十万匹，价值五六百万元。至木机则尚有四五百架，均系遗存之家庭工业。铁机则仅存百架，产量均属有限”[60]，这标志着苏州丝织业近代化进程的完成。
总体上来说，苏杭两地作为传统染织业中心的地位自清代晚期起就开始逐渐衰弱，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给两地造成巨大破坏，大量的官员、商人、地主、士人、手工业者等从这些城市向上海聚集，随之流向上海的还有大量资金和技术，上海因此获得大发展。太平天国运动后，苏杭两地人口大幅度减少，杭州府人口损失率达到80.6%。而重建亦严重缺乏资金，如明清以来贸易一直位居全国前列的浒墅关，归苏州织造管辖，“自咸丰十年被贼焚毁后，至今尚未建署开关”[61]。另一方面，较上海而言，苏杭两地原有的手工染织业基础雄厚，特别是丝织业的产品质量上乘，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两地手工染织业通过自身内部的结构重组，形成了一种与近代染织工业的互补关系，但同时也阻碍了当地染织业的近代化转型。相对而言，苏州染织业的近代化较杭州更为不彻底，这是因为“杭州的木机产品是全部充作衣料的，衣料即使不是丝绸产品，根据时代的交替，在时兴方面也会产生激烈的变化，那时候正处在民国初年逐步废除清朝时尚的时代，由于物美价廉的铁机产品的出现，木机产品的丝绸就理所当然地无人问津”[62]。因而随着机器“丝绸产品销路的日益广阔，传统的手工木机业也就随之销声匿迹”[63]。而苏州传统的纱缎产品不仅行销南洋各埠，而且“销路远至俄国、高丽、缅甸、印度等处”，使得从业者缺乏转型的迫切性。此外，苏州电厂直至民国十五年（1926）才开始提供工业用电，且没有像杭州电厂一样大力支持机器丝织业，最初只提供夜间用电，后经反复协商，才在初一、十五两日停电，且电费每度增加一分的条件下开始日夜供应，[64]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电力织机的使用和推广。可以说，在以上因素的综合影响下，随着上海逐渐成为区域乃至全国的机器染织业中心，苏州和杭州这两个传统手工染织业中心在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域中逐渐下降为从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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