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资本与早期染织企业的关联性

由于洋务派兴建的近代纺织企业的示范作用，特别是随着西方机器纺织舶来品在中国的倾销，一些民族资本家、华侨商人、买办、地主看到了其中巨大的商业利润，认为开办近代纺织企业一定有利可图，于是纷纷通过引进或仿制西方机器来投资兴办近代纺织企业。

近代民族资本建立的纺织企业发轫于机器缫丝业，第一家企业继昌隆缫丝厂于同治十二年（1873）由安南（今越南）侨商陈启沅在广东南海西樵简村建成。陈启沅（图2-14）名如琅，字芷馨，号启沅，道光十四年（1834）生于广东南海西樵简村一个以农桑为业的家庭，因屡试不中而随哥哥陈启枢到安南从事杂货、纱绸生意，因此对国外市场上粤丝的销路和前途十分关心。当时中国传统的蚕桑产地江浙地区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受到严重破坏，生丝产量锐减，西方商人不得不转而向广东地区进行收购。另一方面，西方商人已相继在上海、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开办了一批机器缫丝企业，给当地带来了先进的缫丝技术、设备和管理制度，为华商提供了办厂经验。在此历史背景下，同治十一年（1872），陈启沅回到家乡简村着手筹建机器缫丝厂。此时的陈启沅经过六七年的努力对西洋的汽机之学和缫丝方法已经十分熟悉，除从外国购进锅炉一座外，其他生产设备均由陈启沅设计，由广州陈联泰机器店制造（图2-15）。第二年秋工厂正式建成投产，取名为“继昌隆”，俗称继昌隆丝偈。^[34]整个厂区占地约40余亩，除厂房外，还建有焙茧室、焙房、茧库等附属建筑。缫丝厂的工人多来自简村和附近的吉水村一带，采用法式双捻直缫式缫丝车，由陈启沅亲自教授西方的缫丝方法，所生产的厂丝质量不逊于法国货，因此很受市场欢迎，前来学艺和取经的人络绎不绝。然而继昌隆缫丝厂的兴隆却受到了当地土丝业界的嫉恨，他们以“男女在同一厂房里工作，有伤风化”等理由对其生产进行各种阻挠，因此继昌隆缫丝厂曾一度迁往澳门，直到数年后，才迁回南海。

图2-14　陈启沅像

图2-15　陈启沅绘制的蒸汽缫丝机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的创办和发展促进了珠江三角洲乃至全国机器缫丝工业的发展。在其带动下，光绪七年（1881），湖州丝商黄佐卿在上海创办了公和永机器缫丝厂，成为沪上少数可与外商企业匹敌的民族企业之一。此后，江浙两地也陆续有民族资本的缫丝企业兴起。据不完全统计，到光绪二十年（1894），全国各种机器缫丝厂有120余家、缫丝车4000余台、工人3万余人，仅广东地区就有75家缫丝厂、2.6万台丝车，年产生丝1.73万担，^[35]产品畅销于欧美和东南亚各地，标志着中国的机器缫丝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虽然洋务派兴办的近代纺织企业始于棉纺织业，但由于规定“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因此民营资本的棉纺企业出现却较缫丝业晚。最早的一家名为“华新纺织新局”（简称“华新局”），于光绪十四年（1888）由上海道台龚照瑗和甬商严信厚筹办，光绪十六年（1890）新任上海道台聂缉椝亦加入筹办，并于次年开工。华新局虽然以“附股”形式附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上，实际上却为私人所有，到光绪十九年（1893）已发展为拥有1.5万枚纱锭、350台织布机的大厂。但甲午战争之后，该厂由于受到外资纱厂的挤压开始亏损，于是光绪三十年（1904）由聂缉椝三子聂云台（图2-16）和聂家账房汤葵生出面，以复泰公司的名义租办，情况有所好转。光绪三十一年（1905）、宣统元年（1909）聂云台前后分两次买下了华新局的全部股份，使之成为聂氏家族的独资企业，并改名为“恒丰纺织新局”（图2-17）。聂云台十分重视技术革新，原来华新局所用的动力是蒸汽锅炉，热度不稳定，造成引擎运转速度不同，影响到产品的均匀度。民国元年（1912），上海公租界工部局电气处在各厂推广电气动力，聂云台率先响应，使恒丰成为华商棉纺厂中最早使用电力的企业。同时他还投巨资购买新型设备，又在厂内举办技术培训班，请外籍专家讲授最新的棉纺技术。因此，恒丰发展飞速，最兴盛时期有纱锭4.44万枚、职工3046名，每年出产棉纱3.78万包、棉布30.3万匹，^[36]成为20世纪初最大的私营棉纺织企业。

图2-16　聂云台像

图2-17　恒丰纺织新局

继华新纺织新局兴起的另一家重要近代民营棉纺企业是由“状元实业家”张謇（图2-18）在家乡南通兴办的大生纱厂，其建厂资金由张謇出面，公开在上海、南通、海门三处向社会集股，但响应者不多。经过两年多的奔波，光绪二十四年（1898），大生纱厂终于在南通城西的唐家闸陶朱坝动工，并于次年正式建成投产（图2-19），其中2万余锭设备则是张之洞筹办湖北织布局南纱厂时采购的，后南纱厂因经费不足未能建成，这些设备辗转由武昌经上海转运到南通，安装在大生纱厂。^[37]南通历来有种植棉花的传统，所谓“一望皆种棉花，并无杂树”，出产的棉“力轫丝长，冠绝亚洲”。另外，西方国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顾及中国市场，洋纱进口大量减少，使得大生纱厂开机第一年就产生了盈利，不仅生产得以维持下去，并且由于利润丰厚，吸引了大量的投资，从而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謇在崇明创办了大生二厂，民国三年（1914），又在海门、东台、如皋等地相继建立了大生系的三至七厂。此外，张謇又开始扩展相关产业，如利用轧花下来的棉籽创办的广生油厂、利用广生的下脚油脂创办的大隆皂厂、提供棉花原料的通海垦牧公司、生产包装纸的大昌纸厂、提供浆纱织布所需面粉的大兴厂等，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又完整的集团产业链。(www.xing528.com)

图2-18　张謇像

图2-19　大生纱厂厂房

从总体上来说，清末民初这段时间（1894—1913）是中国民营棉纺织企业的初兴时期，仅光绪二十二至二十五年（1896—1899）这四年就增加了宁波通久源、杭州通益公、上海裕通、南通大生、苏州苏纶、萧山通惠公和无锡业勤等7家民族资本棉纺织企业。纱锭数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8万余枚增长到民国初年的48.4万余枚，织布机也从1800台增长到2016台。^[38]

民族资本的毛纺织企业出现更晚，在兰州织呢局停工后的二十多年间，中国就再没有出现新的近代毛纺企业^[39]，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才由旅沪甬籍巨商叶澄衷之子叶又新与上海缙绅樊时勋等人上书两江总督端方发起筹备毛纺织厂，经清廷诏准后招股集资，并于次年年底正式开工，因厂址在黄浦江的日晖港畔，所以取名为“上海日晖织呢商厂”。日晖厂以湖州所产羊毛及河南等地所产寒羊毛为原料，设备多购自比利时，有粗纺走锭1750枚、毛织机44台及全套染整机，生产供军队、学生制服用的粗纺呢绒以及供中西袍服用的花呢，后来又进口澳毛用以仿制高档的“企呢”，但因为成本过高，产品又难以同舶来品相抗衡，未及两年即告停业。可以说，早期的民营毛纺企业由于对资源和市场缺乏认识，多以仿制舶来品为主，造成成本过高而产品质量不高，因此日晖厂之后兴起的北京新华呢绒公司等亦都是昙花一现。

在近代纺织企业中民族资本进入最晚的是丝织业，以铁机和电力织机的引入生产为标志，直至民国元年（1912）才出现了实现机器化生产的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民族丝织企业。但这种兴起是集中爆发式的，并且因为产品花样与品质与舶来品相近，受到市场欢迎而发展迅速，特别是在作为丝绸主要产地的江浙沪地区大中城市里，新式丝织工厂和公司纷纷崛起，仅民国元年一年，杭州一地就成立了纬成、振新、永成、庆成等多家近代丝织企业，形成了一个近代丝织企业群。总的来说，这些丝织企业的来源有两大类。一类是由传统绸庄改变经营方式而来。作为商业资本组织的绸庄，其生产经营一般采用绸庄提供原料由机户加工成产品或者机户自备原料根据绸庄订货要求进行生产的形式，为保持货源获得更大利润，一些绸庄开始自行购机建厂从事丝织生产。此类新型丝织厂的诞生改变了绸庄分散控制小机户的那种生产关系，转而将织工集中于工厂，与作为厂方的绸庄直接发生劳资关系，实现了商业资本的产业化转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工厂（见表2-1）。另一类则是由富商、受过近代丝织教育的专业人士等新近筹资开设的新式丝织企业。此外，还有一部分中小型丝织企业则是由一部分破产的手工业主、一部分小资产成分的职工与乡村里的封建资本投资建立的。到民国四年（1915）时，全国的丝织厂已近百家，民营近代丝织企业逐渐取代了传统绸庄的地位，民营成为丝织业生产经营的主导方式。

表2-1　江浙沪地区部分由绸庄投资或转变而成的近代民营丝织企业

续 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