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中的官办染织企业发展历程

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期里，除官营织造外，纺织生产主要是农村的副业，农民利用农闲时间从事纺织生产，其中又以妇女劳力为主。直至元末明初，在丝织业中才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据徐一夔《始丰稿》中的记载，当时在杭州城中已经出现了建立在一定劳动分工基础上的手工丝织工场，织工受雇于工场主，以出卖织造技艺谋生，工场主按日付给酬劳，包括“衣食于主人”的实物和佣钱两种。一般的雇工所获酬劳基本相同，技术高超者还可以要求高薪，而产品则由工场主作为商品向市场出售。机工和工场主之间是雇佣关系，而非其他的人身隶属关系。到了清代，丝织业出现了进一步向城镇集中的趋势，城镇丝织业无论是规模还是生产技术均超过了农村。^[22]

清末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不断入侵，利用动力机器大量生产的舶来纺织品由于物美价廉，不仅在通商口岸倾销，而且不断向中国内地渗透，行销日广。以棉布为例，据海关报告记载，光绪元年至光绪五年（1875—1879）的五年中平均年输入棉布值为19363684两关银，光绪六年至光绪十年（1880—1884）的五年中平均为23466152两，增长率达到21.19%；光绪十一年至光绪十五年（1885—1889）在此基础上又增长了25.97%，达到29559533两。^[23]中国传统手工纺织品的市场因此不断萎缩，造成了大量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的破产。如道光二十六年（1846），在上海开埠后不久，全国进口棉布值不过300多万两，就已造成以棉布生产闻名的松江、太仓两地的手工纺织业者因“布市消减”而“生计路绌”。此外，由于棉纱等原料的输入，手工纺织业脱离手工纺纱业；而棉布、丝绸等成品的倾销则使纺织自给的人越来越少，使之变成商品购买者，这造成了中国传统手工纺织业的逐步解体。

另一方面，随着舶来纺织品进入中国的西方近代纺织技术，其先进性和重要性也逐步为国人所认识，特别是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官员。如张之洞说：“洋纱缕细且长，织成布幅广阔，较之土布，一匹可抵数匹之用。纺纱染纱轧花提花悉用机器，一夫可抵百夫之力，工省价廉，销售甚广。”李鸿章也说：“由于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售价既廉，行销愈广。”因此，虽然舶来纺织品的倾销给中国传统手工纺织业造成了重大冲击，但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而产生的大量廉价劳动力、随流通量扩大而日益发展的纺织品市场以及西方近代纺织技术的影响，也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兴办提供了某些条件和可能性，这也是洋务运动在19世纪晚期兴办一批使用动力机器生产的近代纺织企业的重要基础。

上海机器织布局是其中较早的一家，由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于光绪四年（1878）筹创，候补道郑观应与彭汝琼受委派共同负责，并由郑观应为主拟定了《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对办织布局的动机目的、招商集股、购机、买地、建厂到生产、销售、盈利分配、用人、发展前途等事项都做了明确的规划和精细的计算（图2-11）。李鸿章又向朝廷申请到织布局产品可获得十年专利，在上海销售的部分不用交任何税款，销往内地的也只需缴纳正税的优厚特权。然而由于“任事人任意挥霍”，又有买空卖空等弊端，加上内部的人事矛盾，上海机器织布局负责人几经变更，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十二月，历经十二年周折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终于开工。厂址设在上海杨树浦，占地300亩，轧花、纺纱、织布等全套机器均由英美等国引进，而整体工程一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才基本竣工。

图2-11　《申报》上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 》

建成后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有环锭35000锭、织布机530台、工人约4000名，每天能生产棉布600多匹，产品销路旺盛，每日获利500两，每月可得12000两，股息达到30%，利润十分可观。但是光绪十九年（1893）由清花车间失火引起的一场大火，因为租界当局不肯派消防救援，织布局全厂房屋、设备、货物几乎焚烧殆尽，损失超过70万两。火灾过后，李鸿章派盛宣怀和聂缉椝负责募集资本，共募集到100万两，在织布局旧址上建立华盛机器纺织总厂，并在宁波、镇江等地设立分厂（图2-12）。至此，投产仅两年多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就这样夭折了，但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该厂在中国近代纺织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

图2-12　华盛机器纺织总厂与德商订购机器设备的合同

在上海织布局筹办的同时，洋务派的另一重臣、时任甘陕总督的左宗棠也在甘肃筹设兰州织呢局。甘肃历来有毛纺织传统，唐末西域的蹫芍羊传入中国西北地区，以其毛所织成的绒褐“兰州独盛，故褐之细者皆出兰州”，到了清道光年间，皋兰知事周磏设立纺织公局，劝民织绒布，^[24]对纺毛织褐技术的传播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清末，兰州制造局总办事赖长设计出以水力传动的织机，用当地羊毛纺成毛纱，试织出来的呢片“竟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甚耐穿着，较之本地所织褐子，美观多矣”^[25]。以此为契机，左宗棠命上海采用局向上海德商泰来洋行“购办织呢布火机全副到兰仿制，为边方开此一利”。全部机器于光绪五年（1879）二月由上海起运，包括24匹和32匹马力的蒸汽机各1座、梳毛机3台、织呢机20台、360锭的纺线机3台，此外还有洗毛、烘毛、漂洗等各式机器，共计400多箱，经汉口分别取道湖北鄂樊老河口和河南龙驹寨，途经西安，最后运抵兰州，历时一年有余，直至次年三月所有设备才全部运达。(www.xing528.com)

兰州织呢局的厂址设在通远门外的畅家巷，占地25亩，建筑分为用作厂房、库房和管理人员住房的前厂及用作工人住房和小仓库的后厂两部分，共有230多间，机器运到后经过五个月的安装试车，终于在光绪六年（1880）八月正式开工（图2-13）。织呢局的日常技术及业务管理皆由左宗棠聘请的外国工程师、技师或管理者负责，其中洋总办石德洛末是德国人，其他12名技师、包办等人也均来自德国，而工人多为陕甘军队中的兵勇和有纺织经验的当地居民。投产的第二年，织呢局每日能生产8匹呢布，第三年又增长到每日能产呢10至12匹。由于所引进的机器属粗纺型，所以产品以大衣呢、制服呢、毛毯等厚呢织物为主，但原料却需要细软羊毛，而西北所产的羊毛杂质多且又硬又直，在漂洗、纺织之前必须人工挑拣，40个人每天只能拣出2磅细毛，人力物力浪费极大。然而“用这种羊毛纺不出好绒线，绒线既然坏，便织不出能称作呢布的东西。即使织毡子，原料也粗”^[26]，成本很高，质量却很差。同时西北地区民生凋敝，百姓没有购买力，如“把厂中产品运到各通商口岸，就比从欧美输入呢布要贵多了”^[27]，因此产品销路不佳，甚至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勉强维持到光绪九年（1883）的兰州织呢局因为锅炉爆炸无力修复而停工歇业，并于次年被清政府正式裁撤。

图2-13　兰州织呢局厂房

同为洋务派的重臣张之洞曾经这样评论兰州织呢局：“大学士左宗棠前在甘肃开设织呢局，费银百万余两，旋经后任废弃，巨款尽付东流。”^[28]然而作为中国第一个用机器从事毛纺织生产的近代化企业，它将先进的毛纺织技术、现代化管理传入西北内陆，不仅促进了这个地区纺织业近代化的启动，而且也为中国羊毛机器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其示范作用下，各地又先后开设了上海日晖厂、清河薄利织呢局、湖北毡呢厂等大中型机器毛纺织工厂，因此其具有开启先河的创始意义。

洋务派官员创办的另一家重要的近代纺织企业是张之洞创办的湖北四局，即湖北织布官局、湖北纺纱官局、湖北缫丝局、湖北制麻局，也是湖北地区最早采用大机器方式生产的官办民用企业。早在光绪十四年（1888）担任两广总督期间，张之洞面对舶来纺织品倾销的局面，提出“今既不能禁其不来，唯有购备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为筹措建机器棉纺织厂的资金，张之洞采取了向广东闱姓（早期的彩票）派捐的方式。光绪十六年（1890），张之洞调任两湖总督，纺织厂也随之改在湖北筹创，并以粤鄂合办的名义将所征收的部分广东闱姓款移至湖北使用。光绪十八年（1892），湖北织布官局厂房在武昌文昌门外建成，有购自英国的布机1000张、纱锭3万余枚。该厂还聘请英国技师负责生产、技术与管理，于次年开工试产，产品有原色布、斜织布、花布等。鉴于“纱一项进口日多，较洋布行销尤广”，为“开源塞漏”，同年，张之洞又命织布局筹划增设纱厂。原计划置纱机9万余锭，分设南、北二厂，后因资金不足，仅建成北纱厂，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开车生产，即湖北纺纱官局，有纱锭近5万枚。这年建成开工生产的还有位于武昌望山门外的湖北缫丝局，有工人300名，其中部分女工是从上海招来的熟练工，日可产上等丝30斤, 普通丝18斤。光绪二十三年（1897），已调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听取下属王秉恩的建议，向德商瑞记洋行订购脱胶、纺纱、机织整套制麻设备，在武昌平湖门外筹建湖北制麻局，以湖北各地所出苎麻为原料，专制供应汉口市场的麻袋，有职工40余人。至此，湖北四局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近代纺织工业体系。

湖北四局在建成之初，其生产经营一度进展顺利，出产的“棉布、棉纱甚合华人之用，通行各省，购取者争先恐后”^[29]，并且“湖北织布局一开，而江汉关进口之洋布，已岁少十万匹”^[30]，对舶来品在内地的倾销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然而由于湖北四局创办的款项多来自高利贷资本，债务负担沉重，而企业管理人员任意挪用挥霍经费，加上“中货有厘税，而洋货无之”，造成生产成本过重，“于是洋货之价日贱，中货之价日昂，价贱则购用日多，价昂则销售日少”^[31]，产品销售日益艰难，最后达到濒临破产的地步，只得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应昌公司招商承租。^[32]

总的来说，清末由洋务派官员兴建的中国第一批近代纺织企业，无论是官办、官督商办，还是官商合办，均以失败而告终。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外国势力的倾轧和压迫、舶来纺织品的倾销、外资银行对中国企业的高利贷盘剥、在机器设备和技术输入上的垄断和挟制等，使中国近代纺织企业不能获得正常和充分的发展。而国内保守派官员认为“机主于动，生于变，戾于正，乖于常。以技艺夺造化，则干天之怒；以仕宦营商贾，则废民之业；以度支供鼓铸，则损国之用”^[33]。在政治、经济、舆论等方面的多方抑制下，企业筹款困难，资金不足，难以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这些企业虽然基本上都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但又混杂了官营手工业的封建特质，其所有权、经营决策权均属于清政府及其官员，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同时存在于企业中，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极大束缚了企业的生命力。

这些企业的兴办虽然只能“稍分洋商之利”，但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外洋独擅之利”的垄断局面。它们从诞生到失败的过程，也是引进西方近代纺织设备和技术、开拓中国近代纺织生产的过程，起到了示范作用，为后来民族资本纺织企业的大量兴起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