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衙门：清政府洋务运动的外交先导机构

19世纪中期，清政府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国内太平天国运动和各地各族人民起义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沉重打击了其统治基础；海外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特别是咸丰六年（1856）爆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对清朝统治者的刺激极大，使得部分官员逐渐认识到，旧秩序和旧礼法难以匡扶岌岌可危的大清社稷，只有求助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应付这一“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于是，咸丰十年（1860）恭亲王奕会同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对外分析了英、俄、法、美等国要挟狂悖的夷祸，对内分析了捻炽于北、发炽于南的贼情，提出“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也”“南北口岸，请设大臣，以期易顾也”等六条章程^[1]，并获得咸丰皇帝御准，于当月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总理衙门），委派奕、桂良、文祥等人主持，接管以往礼部和理藩院所负责的外交事务。作为我国历史上首个在中央政府内办理近代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总理衙门的成立是清政府发起洋务运动的重要标志。

洋务运动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外事交涉、引进机器、开采矿山、兴办工厂、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雇用外国教官……一切与对外关系相关的事务皆属于此。而从事这场运动的人则被称为洋务派，在中央以恭亲王奕为代表，在地方则以李鸿章（图2-1）、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为代表。

图2-1　洋务派重要代表——李鸿章

在洋务运动的前期，实现军事自强是其首要目的，以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1861）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为始，洋务派官员先后在各地兴建了一批近代军事企业，到甲午战争前已接近30家，生产各种枪械8万余支、火炮2000余门，逐步做到“凡一切枪炮、轮船、军火均能自造”。其中南方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为首（图2-2），截至甲午战争前，共生产各种枪械51000余支、火炮580余门、炮弹120万余颗、子弹393万余颗；北方则以天津机器制造局为首，主要为北洋海军和山东、直隶沿海炮台及沿海守军制造枪炮弹、水雷、地雷，被称为“洋军火总汇”，是“北洋水陆各军取给之源”，所生产的军械已能基本满足清军作战训练的需要。^[2]光绪十年（1884）朝鲜“甲申事变”后，清政府决意“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于次年设立海军衙门，并于光绪十四年（1888）在山东威海卫成立北洋水师，装备了7000吨级铁甲巨舰2艘、2000吨级巡洋舰5艘，加上其他大小军舰，共20多艘。^[3]而造船工业对近代海军建设的作用更为显著，福建海军20艘军舰中15艘是福州船政局制造，南洋海军23艘军舰中14艘是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制造，广东海军18艘军舰中9艘是由福州船政局制造，即使主要依靠外购船舰的北洋海军，也有5艘舰船是由福州船政局生产的。^[4]此外，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州鱼雷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江南陆军学堂、上海操炮学堂等一批军事学校陆续开办。这一系列举措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清军的战斗力和抵抗外国侵略的能力，并开创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纪元。

图2-2　江南制造局(www.xing528.com)

随着军事工业的创办，洋务派认识到“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万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5]，于是提出了“求富”的口号，并把兴办民用企业作为克服危机、实现求富目的的主要途径。洋务运动早期创办的十几个近代企业全是军事制造工业，为实现从“自强”到“求富”的转变，通过中期调整逐步转移到燃料、原料、交通运输和纺织等民用企业。这些民用企业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为服务军需而建的民用企业，主要是炼钢、炼铁及开矿业等，因为它们的产品是制造武器弹药的必需品，但在实际使用上，它们也为民用企业或民间的需要提供燃料和原料，如开平矿务局每日出煤“至五六百之多，……除运往要口，分供各局及中外轮船之用，并可兼顾内地民间日用”。第二类是原为军事及民用兼顾，后转以民用为主，主要是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等行业的企业，如李鸿章把创办轮船招商局视为“海防洋务一大关键”，然而其在军事方面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反而在民用方面打破了洋商太古、旗昌两大洋行的垄断，迫使旗昌洋行将18艘轮船归并给轮船招商局，成为“千百年未创见之事”，并有效地扩大了中国与太平洋沿岸各国的贸易，被誉为“中国振兴商务之权舆”^[6]（图2-3）。第三类则是以兰州机器织呢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织布局等为代表的纺织企业，虽然其产品也包括军需被服品，但关系不大，因此多为“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官方干涉相对较小，因而发展较其他性质的企业更快。虽然这些企业大部分规模不大，在技术上几乎完全依赖外国人，并且其中相当大的部分由于资金不足或经营腐败而停滞不前或亏本，但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而洋务运动则在其中起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图2-3　李鸿章关于创立招商局的奏章

同时，洋务派也认识到“培养人才，实为中国自强之根本”，先后开办了京师同文馆、北洋水师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新式学堂，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翻译、外交、军事、科技和管理人才。同时洋务派还设立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翻译机构，翻译西方各国的科技资料，内容涉及测量、化学、汽机、天文、航海、医学、工艺、造船等各个方面，对我国的科技发展和进步做出了贡献。同时，洋务派还先后派出了400多名学生留学英美，他们带回了西方先进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并广泛传播，这对于扭转完全依赖于外国人的局面，改善中国近代工业的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