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传统染织业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生活方式的改变，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服装变革。民国元年（1912），履新的国民政府公布《服制》，将西装大衣和长袍马褂共同列为中国男子的正式礼服，以法律的形式进一步促进了西式服装的传播，其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民国以前，我国男女四季服装非常适合用国产面料。以男装为例，下层劳动人民以短衫套裤为主，多用土布制作，而上层社会或知识阶层，中衣为衬衣衬裤，外衣一般为长衫马褂，多用绸缎产品制作。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再穷，也不肯脱下那件破旧的长衫，因为那是身份的标志。而西式服装，男子除衬衫、衬裤可用丝绸或棉布制作外，作为外衣的西装、西裤和大衣，都要求厚实挺括，特别是西裤，穿着时要显出两条笔直的棱线。而传统绸缎中较厚重的云锦、蜀锦等，均色彩富丽，花色繁复，与现代西服的端正庄重完全不搭。较素雅的，常用的有素缎、宁绸、摹本缎、纺绸、纱罗等几种，适合制作长衫马褂，制作西服外衣料则厚度与挺括度皆不够。唯一例外的是柞蚕丝织物，即茧绸，俗称“山东绸”。由于柞蚕在野外放养，丝线较粗犷，成品手感厚实，风格质朴端庄，较为适合制作西服外衣，因此被国际市场接受，在近代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即便如此，以柞丝绸制作春夏季西服外衣料尚可，制作秋冬季西服则仍然无法与呢绒等羊毛织物匹敌。
我国毛纺织业不发达，要推广西式服装必须进口呢绒，此举给传统绸缎业带来巨大压力。以南京缎业为例，清末民初时，其生产规模和产品销量还是在国内最大的，但是由于技术落后，产品没有改良，进入民国后，其销路已一落千丈。从民国十八年（1929）发表的南京缎业报告来看，其技术问题的关键在于织物的重量。由于原料的差异，同样一个单位面积的织物，呢绒的重量远远超过丝绸。按当时的算法，每平方码织物的重量，呢绒一般在10英两至15英两，冬季外衣料更有达20多英两的，而绸缎每平方码一般在4英两至6英两之间，极少有重过8英两者。用这种轻柔的织物去制作西装外衣料，显然是不可设想的。那么增加绸缎的单位重量呢？传统的工艺条件不允许，即使工艺可行，增加重量等于增加成本，产品售价将远远高出进口呢绒，最终市场仍然无法承受。因此，服制改革的法令一俟颁布，便引发丝绸行业的强烈反对。然而，在服装逐渐西化的大背景下，国产绸缎的用途缩减是大势所趋，成为无可奈何的现实了。刺绣的情况也是这样，由于移风易俗，婚礼、丧礼、寿礼等人生重要仪式被简化，昔日用于这些礼仪场合的大量刺绣失去了用武之地，最终只能在戏衣领域维持一线生计。苏绣与湘绣如此，其他地方绣种也面临一样的困境，连生产绣线的作坊亦难免有相同命运，“杭线”的没落就是一例。
当历史走到近代，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命运也就像国家的命运。只是每一块领地的失守，每一个环节的退却，尽管是时代所趋，但隐藏在背后的却是千万人的生计。无论是因土布没有销路而陷入贫困的农民，还是因绸缎不适合制作西装而向政府请愿的行会，在时代的车轮前，都无法不直面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传统染织业必须变革，从品种到花色，从生产到营销，从教育到管理。不然，我国这一海禁开放以来唯一占优势的支柱产业也将如巨山崩塌，埋葬的不仅是千万人的生计，更是这个民族的所有未来。
纵观世界史，自从西方地理大发现以来，在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时代维度中，每一个大国的崛起，可以说也都是该国纺织业的崛起，都是该国纺织产品的开疆拓土。法国如此，英国如此，美国如此，日本也如此。作为传统纺织业大国的中国，难道能放弃这一机会吗？纺织业，其实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功勋产业。
光绪七年（1881），杭州丝绸业同业公会议事所——观成堂在太平天国运动后的废墟中重建。光绪三十年（1904）又重修，并在头发巷建成“绸业会馆”。会馆中有“先蚕殿”的一块碑，碑文云：“互市以来，杭为水陆之冲，米珠薪桂，工价日昂，获得维艰，近则越之纺，苏之缎，日臻完美，骎骎乎与杭争胜。而矜奇好异者，争服洋绸，以相炫耀。”[52]对此，公会要求从事传统丝织业的杭州同仁，在踏进先蚕殿时，目鹜心惕，要有忧患意识，加倍爱护祖传基业。“凡我同人，自今日后兢兢业业，信以基之，诚诚恳恳，勤目守之，毋敢轻躁以堕祖业，毋敢诈伪以欺远商，贻子孙以无疆之业，克勤克慎，庶历数百年而不败，是固吾杭之幸，而先君子未竟之业，亦藉稍慰。”[53]
百年以后，读之依然感慨不已。
【注释】
[1]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页。② 《大清会典事例 1190卷：内务府、库藏、织造》，引自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页。
[2]《清会典》，引自朱启钤：《丝绣笔记》，台北：广文书局，1970年，第15页。
[3]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页。
[4]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6页。
[5]The Maritime Customs, Special Series: Silk（Shanghai, 1917），为1880年调查资料，引自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5页。
[6]《大清宣统政纪实录》，北京：华文书局，1968年，第21页。
[7]夏仁虎：《旧京琐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2页。夏仁虎为江苏江宁人，枝巢子是他的号。枝巢子老人曾经是清朝的举人，做过御史，民国时候历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代总长、国务院秘书长等职务。《旧京琐记》为其笔记类散文。
[8]（清）继昌：《行素斋杂记》，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24—25页。
[9]（明）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7页。
[10]周庆云：《南浔志》（卷33），引自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218页。
[11]周庆云：《南浔志》（卷33），引自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218页。
[12]（明）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2页。
[13]（明）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0页。
[14]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76页。
[15]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69页。
[16]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72页。
[17]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75页。
[18]（清）甘熙：《白下琐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150页。
[19]（清）《上元江宁县志》卷七《食货》，引自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1页。
[20]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59页。
[21]（明）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0页。
[22]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57页。
[23]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57页。(www.xing528.com)
[24]（明）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5页。
[25]察哈尔省，中国旧省级行政区，建于1912年，省会张家口市，1952年察哈尔省建制撤销，原察哈尔省辖区并入河北、山西两省，内蒙古自治区以及北京市。
[26]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63页。
[27]关于英寸等多种度量衡的说明，详见附录。
[28]陈问咸等：《北平市工商业概况》，引自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380页。
[29]《北京之地毯工业》，《农商公报》第85期，引自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380页。
[30]（明）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5页。
[31]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57页。
[32]（清）卫杰：《蚕桑萃编》，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66—167页。
[33]（明）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8—125页。
[34]（清）卫杰：《蚕桑萃编》，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00页。
[35]周德华：《E. 罗契的江南丝绸之行》，《丝绸》1986年第8—11期。
[36]（清）卫杰：《蚕桑萃编》，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97页。
[37]（日）井村薰雄：《中国之纺织业及其出品》，周培兰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180页。
[38]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59页。
[39]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70—71页。
[40]范金民、金文编：《江南丝绸史研究》，北京：农业出版社，1993年，第174页。
[41]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一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602页。
[42]《杭州经济调查》，引自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一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602页。
[43]资料来源：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2页。
[44]叶量：《中国纺织品产销志》，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第100—101页。
[45]叶量：《中国纺织品产销志》，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第100—101页。
[46]叶量：《中国纺织品产销志》，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第100—101页。
[47]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三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2页。
[48]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66页。
[49]蔡声白：《中国绸业概况》，上海：美亚织绸厂，1930年，第10—11页。
[50]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287页。
[51]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三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2页。
[52]杭州市档案馆编：《杭州市丝绸业史料》，杭州：杭州市档案馆，1996年，198页。
[53]杭州市档案馆编：《杭州市丝绸业史料》，杭州：杭州市档案馆，1996年，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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