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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三织造——清朝宫廷级染织业重镇

时间:2023-06-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清政府对宫廷染织业十分重视,在入关不久后的顺治二年,就设立了北京内织染局与江宁织造局,顺治三年和四年又相继恢复了苏州织造局和杭州织造局,其中江宁、苏州和杭州织造局合称为“江南三织造”。江南三织造每年生产的缎匹数量,史料中只有零星记载,没有实际统计数据。因此江南三织造中,每局平均产量应在1.3万匹以上。清代江南三织造,在经历了两百余年的辉煌后,只剩下夕阳残壁,人去机空。

江南三织造——清朝宫廷级染织业重镇

清政府对宫廷染织业十分重视,在入关不久后的顺治二年(1645),就设立了北京内织染局与江宁织造局,顺治三年(1646)和四年(1647)又相继恢复了苏州织造局和杭州织造局,其中江宁、苏州和杭州织造局合称为“江南三织造”。由于这几个织造局位于帝国经济文化的核心地区,统治者往往会委派身边的得力心腹担任织造官员。《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上三代人,在康熙雍正年间都曾担任过江宁织造。康熙、雍正至乾隆的一百多年,是清代宫廷染织业的黄金时代,至今尚有大量此时期织物传世。

清代织造局与历史上的官营织造一样,具有双重功能,既是朝廷官署,又是生产单位,因此其机构也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织造衙门,是织造官员驻扎及管理织造行政事务的办公署所;二是织造局,是负责具体生产的工场。其生产规模,以康熙、雍正与乾隆三个时期为鼎盛。以乾隆年间为例,江宁织造局约有织机600台(不含织神帛即祭祀用绸的织机30台),苏州织造局有织机663台,杭州织造局有织机600台,三织造的规模相当。而北京内织染局原本就是一个织造衙门,只象征性地拥有织机16台,其生产功能可忽略不计。[1]

织造局的生产组织有一定编制,如:江宁织造局下设有“供应机房”“倭缎机房”和“神帛机房”等各类机房;苏州织造局,下设“织染”与“总染”两局,亦称“北局”与“南局”,局下再设若干堂或号;杭州织造局,下设“内造旧局”和“外造新局”两处。一般各织造局均采用“计工给值”的方式招募工匠,在局里集中生产。工匠人数历年有所增减,以官营染织业较为鼎盛的乾隆十年(1745)为例,江宁织造局有机匠1780名,苏州织造局有机匠1932名,杭州织造局有机匠1800名。另“江宁现留摇、纺、染匠、所管、高手匠777名;苏州挑花、拣绣、所管、高手匠243名;杭州摇、纺、染匠、挑花及所管、高手匠530名”。因此,三局工匠总数为7062名,每局各类工匠人数都在2000人以上。至于北京内织染局工匠,康熙初年额设825名,后来几经裁减,至乾隆五年(1740),尚有200来人。

清代织造局承担的生产任务主要有三项:一是“上用缎匹”,即宫廷服饰、室内装饰及一部分制帛诰敕的消费用绸;二是“赏赐缎匹”,即政治、外交以及各种庆典场合需要的绸缎;三是“贸易缎匹”,即清政府拨给新疆地区上层人物的“应用俸缎”和由驻甘肃、新疆的军队向少数民族换取马匹给养的绸缎。清初规定:“岁织内用缎匹,并制帛诰敕等件,各有定式。凡上用缎匹,内织染局及江宁局织造,赏赐缎匹,苏杭织造。”[2]但事实上这种生产任务的区分并不是那么严格,苏州与杭州织造局都曾承接大量上用缎匹的织造任务(图1-1)。

江南三织造每年生产的缎匹数量,史料中只有零星记载,没有实际统计数据。但织造局每年会根据织造的绸缎,在工部和户部指拨的官款中报销工银,因此根据报销的银两亦可推断出大致产量。徐新吾主编的《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根据雍正《大清会典》的记载,确定工部与户部每年拨给三局的官银,合计约45万余两;又根据各类缎匹的报销标准,确定妆缎等高档织物每匹约25两,闪缎等中档织物每匹约10两,而纱、绫等一般织物每匹只有3~4两;再根据朝廷每年所需绸缎的类别,判断每年高档织物与中档织物的数量可能各占四分之一,另外一半为普通织物。据此推断,则45万两经费折合可织缎匹的总数,当为4万余匹。因此江南三织造中,每局平均产量应在1.3万匹以上。[3](www.xing528.com)

图1-1 苏州织造局机织图

19世纪中期,江南三织造在太平天国运动中遭受严重损失,机台毁损,工匠四散。战乱平定之后,织造局又先后恢复。同治三年(1864),杭州织造官将毁于战火的外织造局并归到在战乱中幸存下来的西府染局,“茸其残毁,重事修建,以栖匠役”。与此同时,苏州织造局也租赁民房,重新开张。总织局移至今苏州南石子街大儒小学一带,设织机275张、机匠767人、局役242人。由于织局房间无多,织机放置不下,只得雇民间机匠织造。下设6所,每所分管机户40余人。第二年,在李鸿章等人的努力下,江宁织造局也得以重建,重建后的江宁局“东西两边各设有6堂机房,每堂又分为内外2堂,共有织机129台”[4]。而据光绪六年(1880)海关的调查,重建后苏杭两地的织造局,苏州有240张织机,杭州有122张织机,专织宫廷绸缎。苏州雇有织匠300名,杭州雇有220名,平均每人月入4两。同时准许织工在完成北京订货以后,可在闲余时间接受私人订货,但织工必须随时听凭织造官员差使。有时宫廷的订货要限期完成,织工必须夜以继日地工作。这种宫廷绸缎没有正常的产量,除了派来监督的官吏以外,谁也不知道织造了多少匹。[5]

由于织工短缺,重建后的江南三织造已无法维持“招匠局织”的制度,生产逐渐采取半外包形式,称为“领机”,即由民间“领头”承包局中织机,领取原料和银洋,雇人织造,产品上交织造局,空闲时也可接私活。随着清王朝的日薄西山,朝廷财政支出日益短缺,织造局的实际生产规模大为缩小,质量也远不如从前。光绪六年(1880),江宁织造局只织了上用花素缎400匹、素绢400匹。杭州织造局产量多一些,从光绪五年到七年(1879—1881),为工部织造的丝绸和驾衣片共5900余匹(件),但以普通织物为主。到最后,朝廷所需的丝绸产品索性直接向民间机坊定购,织造局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其自身存在变得没有意义。光绪三十年(1904),江宁织造局首遭裁撤,辛亥革命后,苏州、杭州织造局也被彻底废止了。清代江南三织造,在经历了两百余年的辉煌后,只剩下夕阳残壁,人去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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