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中国已无法将西方列强的商品挡在门外，而被迫纳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初步全球化体系。近代大国之间的竞争，无不是经济实力的较量，所谓“商战”是也。西方列强及后起的日本，均是走向工业化的纺织业强国，因为在一个国家走上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纺织业的强大至关重要。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近代染织设计的兴起和发展意义重大。回眸近代百年历史，我们深深感悟到染织设计的重要性，这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加以说明。
1.推动民族工业的崛起，为国家挽回利权
在近代历史上，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在西方列强面前节节败退的情势下，顺应世界工业化潮流，自强自救而采取的措施。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努力开拓，中国染织业已打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正如方显廷先生在《天津地毯工业》自序中所说：“中国工业化之现象，二十年前，即渐具雏形。大战之时，欧美之制造品，输入锐减；吾国各种工业，因之相继勃兴，发达之征，遂得由微而著。虽尚未脱离幼稚之状态，然其影响于国人之经济生活，已大非昔比矣。”[2]在纺织业工业化的浪潮中，染织设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民国时期的染织界以实业救国为号召，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引进设备，改革纹制工艺，发展印花工业，为新产品、新花色的设计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在丝绸领域，花色品种最为多样。由于绸缎不适合作为西服等外衣料，染织界采取了混纺交织、强捻、增重等工艺方法，开发仿呢绒类新产品。在花样上，大量采用条格、抽象、变形花卉、外来纹样等，并将传统花色进行现代处理，以适应新的时代风尚。姜丹书先生在《美术与衣的工业》一文中称：“我国丝织品之最初改良，肇自杭州，织法与花色，均趋于时代化、国际化。民初以来，日新月盛，由近及远，群相仿效，其他产绸之区，无不受其倡导之影响，一致上前，竞美争妍，精益求精，可无论已。”[3]除提花丝织物外，棉织物印花、地毯织造、针织工业等领域均在品种花色上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从而在商战中站稳了脚跟，在某些领域还收回了失地，开拓了市场。这些努力都挽回了国家利权，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我国传统染织产品是长期传承下来的，适合帝制时代的社会秩序、农耕生活的缓慢节奏、手工织染的工艺装备，既有不计成本的宫廷奢侈品，也有普通百姓的土布粗衣。而现代社会向平民化的方向发展，人人有权为自己争取更好的生活，享受更好的产品，加上舶来品的冲击，传统染织产品已不能适应新的时代，只能进行全面的改良或变革。我国纺织业历史悠久，近代新的原料、设备和艺术风格，给染织设计带来了全新的挑战，这是一个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过程，在初步实现工业化的同时，也形成了一批经典产品，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纺织工业的基础。土布得以改良，机制棉布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平布以及卡其、哔叽、直贡、府绸、麻纱、平绒、灯芯绒、泡泡纱等主要品种，丝绸领域土丝改为厂丝，又引进了人造丝，使品种大大拓展。纺类产品诞生了洋纺、电力纺、花素塔夫绸等。缎类产品除传统的摹本缎外，诞生了巴黎缎（后改称花软缎）、织锦缎、古香缎等产品。绉类产品传统以湖绉为主，民国时期得益于并捻设备的完善，形成了名目繁多的一批新品，其中最重要的是双绉、顺纡绉、碧绉、乔其绉等。新诞生的丝绸织物类别则有葛、呢等，特别是华丝葛、明华葛、爱华葛、与毛纱交织的毛葛、纬成呢、文化呢、大伟呢、充华达呢等曾流行一时。人造丝与棉纱交织则诞生了线绨等产品，还有像景织物如丝织风景片等，刺绣也在传统针法的基础上诞生了仿真绣和乱针绣，毛织物、针织内衣、巾毯类织物基本上实现了从无到有。虽然与舶来品尚有一定差距，但很多产品受到市场欢迎。这些产品不能一一列举，它们均诞生在民国时期，且大部分延续至今，并从中派生出了众多的产品，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谱系。这些工业化初期诞生的经典产品，奠定了中国现代染织品的基础。
2.形成一批经典产品，奠定产业基础
3.培养了中国第一代设计师
中国的工业化起步较晚，不仅落后于欧美，也落后于近邻日本。由于中国染织业相对发达，工业化起步也较顺利，因此较早地出现了职业化的染织设计师。传统作坊中的师徒模式被淘汰，工业学校和美术学校以学校教育的形式推进，而先进的纺织企业采取招学徒工或练习生的方式，三者合力，推动了我国第一代染织设计师群体的诞生。他们大部分在企业从事染织设计，一部分从事设计教育并兼职为企业提供设计服务，至20世纪40年代，他们已被中国美术界所接纳，被称为“工商美术家”。他们有自己的协会组织，举办设计展览，发表染织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染织设计师在20世纪前期我国设计师群体中占有很大比例，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在业界服务了多年，设计了众多口碑良好的花色品种，并将他们的经验和知识传递给后起之秀。这批染织设计师基本功扎实，熟悉生产工艺，又有审美修养，切实地担负起了染织产品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任务，没有他们，就没有上面提到的经典产品。他们虽然很少留下名字，但作为一个群体，在近代中国设计史上应该拥有一席之地。
4.奠定设计理论基础与设计方法
晚清以来，政界和学界纠缠于“中西体用”和“道器之争”。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思想进行了充分的阐述和论证，使其在清末新政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即用西方之“器”，来卫中国几千年文化之“道”。直到民国创建，帝制终结，西方制度和器物文化才同时受到人们的重视，虽然这种移植和嫁接难免生硬和水土不服。针对染织产品的设计属于“器”的层面，而同时也有着精神文化需要的“道”的内涵，这一过程需要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和方法。由于历史的原因，东邻日本与我国有着较为接近的地理和文化气质，而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更早地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并在工业化上取得了较明显的成就，日本纺织品更大举登陆中国。日本学界比中国更早地接触到西方的设计理论，构建起自己的设计教育体系，因此在清末民初的留日潮中，中国人通过翻译和留学，引进了经过日本人消化吸收的西方设计理论和方法，再在实践中加以应用、讨论和修正，逐渐形成自己的设计理论体系。(www.xing528.com)
由于这一阶段刚好是染织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且染织业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地位特别重要，因而近代工业产品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是面向纺织品的设计，特别是染织纹样的设计。设计一词被译为“图案”，有时也被称为“美术工艺”或“工艺美术”。正如杭间在《设计道：中国设计的基本问题》中所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便是上海那样的城市，对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以后的成果的继承，也是消费多于产业，仅有的为数不多的民族工商业，也多集中在纺织、食品和商业流通等方面，本质如西方的‘设计’的平台，实在是微乎其微，于是，视觉设计便成为最具影响力、最直接的现代设计形式，月份牌、画报、商品包装等等，成为中国近代设计的翘楚。”[4]其实更重要的是工业化批量生产的设计形式，即染织设计。很多从民国时期走向新中国的设计大家，如陈之佛、雷圭元、张光宇、庞薰琹、李有行都做过染织设计，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设计理论的基础，确定了设计教育和设计方法的模式。我们从民国时期的设计教科书——各种版本的《图案学》中可以看到，其中的理论（关于装饰、审美和功能）、设计方法（关于写生、变化及其组织法），大部分是针对平面图案的，或者说，大部分是适合于染织设计的。当时的美术学校图案科多将染织设计当作重要方向，而工业学校的染织科也传授图案学理论和方法。这种现象与我国现代设计起步阶段染织业特别发达、染织设计的需求较大是分不开的。其影响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包豪斯设计理论和三大构成的设计方法重新传入中国，设计学理论体系和设计方法才再一次经历了变革。今天，虽然各种西方现代或后现代设计理念被不断引进中国，但源于一百年多年前的装饰、图案、工艺美术、纹样等词却从来没有被遗忘，给我们带来的依然是纺织品一样的温度和触感，我们相信这会一直延续下去。
本书就是一本关于中国近代染织设计的书，希望能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尽量展现一个时代、一个行业、一群设计师以及他们的努力是怎样写下了中国近代设计史上的重要一页！
【注释】
[1]姜丹书：《姜丹书艺术教育杂著》，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5页。
[2]方显廷：《天津地毯工业》，天津：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1930年，自序。
[3]姜丹书：《姜丹书艺术教育杂著》，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5页。
[4]杭间：《设计道：中国设计的基本问题》，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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