缔造人性化的数字时代极致体验

本书的第一章中展现的是在数字时代人类能动性所面临的挑战。在脑力劳动方面，数字机器日渐比人类完成得更出色，且它们所耗费的成本更低。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意味着它们在脑力劳动领域中全面铺开的速度将会不断加快。

我们必须要明白，这种威胁指向的并不是各类具体工种，而是“工作即常态”理念，威胁到的是我们认为的人类从学校毕业后理应走上工作岗位的观念。或许无论机器人的数据库中储存着多少关于喜剧演员理查德·普赖尔（Richard Pryor）和琼·里弗斯（Joan Rivers）的脱口秀，不管这些数据有多么庞大且分析得有多精确，机器人都永远无法再现人类思维的特定排列组合方式，从而创作出色的脱口秀。但是，在数字时代的社会中，寥寥无几的脱口秀演员或治疗按摩师的存在不足以维系“工作即常态”理念。我们需要足够多的工种来稳固子孙后辈的信念，让他们深信自己在长大成人之后，可以找到满意的方式为全社会的福祉贡献个人的力量，同时也能公平地享受到一部分来自社会财富的回馈。

在第四章中，我向各种对于数字时代的前景过度自信的预言发出了警示。或许，现在人们对自动化带来的后果的担忧，最终会被证明只是杞人忧天。又或许，在数字革命的下一阶段，许多需要人们发挥想象力与能动性的工作将会诞生，而这些工作是身处21世纪初期的我们无法想象的。或许，我们的子孙后代在数字时代将会从事各类炫酷的工作，而那时的他们会对我们竟然能把那些毫无灵魂的苦差事称为工作表示同情，也会惊讶于我们为什么能够忍受那么长时间。我真挚地期望这就是我们要去往的未来。但是，我们应当将对于数字时代的美好希冀与理性设想区分开来。在本书中，我建议我们用对待保险的看法来面对未来的种种不确定性：一边畅想着美好的人性化数字时代，一边做好未来“工作即常态”可能会被数字革命冲击而岌岌可危的心理准备。

如何创造出能够在宏大的科技进步中得以幸存的工作呢？或许，对于数字革命而言，我们现在思考这个问题完全是多此一举。但是，这样的思索也许在后数字革命时代的科技革命中将对我们大有帮助。量子革命将许多从事数字技术工作的人驱逐出经济领域，并以少数真正精通量子机械技术如何运作的精英来取代他们。或许，当我们的子孙后代在面对量子革命的机遇和纷扰时，这些思路能够帮助他们保持冷静的头脑。对待保险的看法告诉我们，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成本并不高，只需要对人类未来的可能性进行创造性畅想——为跳出科技主义者所描绘的那种所谓必将到来的未来情景而进行的创造性畅想。

假设我们严肃地对待数字革命对“工作即常态”造成的威胁，那么问题就在于人类究竟要如何应对危机。我构建了一种理想——社会-数字经济的理想。我们应当允许甚至鼓励机器在某些脑力劳动领域开疆拓土，但是，同时要坚决维护和拓展本质上属于社会型的脑力劳动。那么，我们该如何断定哪些工作需要保护，而哪些工作可以交给机器呢？那些我们要竭力维护的工作都是以人际思维沟通为核心的。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在一场哈姆雷特的演出背后或一则关于我们该如何对抗抑郁症的建议背后，存在着与我们的想法和感受非常相似的人类大脑。我们静心反思时便会发现，我们在意工作在人与人的思维之间建立起的纽带。

我们究竟该以纯粹效率至上的标准还是人性与效率兼顾的标准来衡量某种工作，这一点并不取决于关于这项工作的客观事实。在第六章中，我提出，正因为我们与驾驶飞机的人类飞行员之间接触有限，所以当更高效的全自动飞机驾驶座舱问世时，我们并不会感到失望。热衷于自由式滑雪的人所沉迷的项目会增加他们死于非命的概率，这一点他们心知肚明。所以，即便无人驾驶飞机明显更安全，未来还是会有人选择乘坐人工驾驶的飞机。但是，我们似乎已经无法改写过去了。无人驾驶飞机的时代将在基本不影响乘客体验的情况下悄悄来临。搭乘无人驾驶飞机的第一批乘客在获知“竟然不是人类在驾驶这玩意儿！”之时或许会大惊失色。但是，关于人们如何迅速适应乘坐无人驾驶汽车四处兜风的报道表明，我们也将很快习惯乘坐无人驾驶飞机，并很快会对无人驾驶座舱带来的安全性的提升赞不绝口。

如果社会-数字经济的理想让我们渐入佳境了，我们是否就能想象出未来将诞生的各种社会型工作呢？或许不能。在第五章与第六章中，我列举了几种迥然不同，但都以人际思维沟通为核心的工作。我认为，相较于效率上的折损而言，这些沟通的价值更为珍贵。在数字时代，人类可以继续担任咖啡师、私人购物顾问、演员和太空探险家等。然而光凭这些工作，“工作即常态”理念在数字时代还是难以为继。但幸运的是，我们有理由期待，这些五花八门但都以人际思维沟通为核心的职业将催生出更多更加丰富的社会型工作。

在第四章中，我批驳了戴维·奥特尔的过度自信。他认为，数字时代必将带来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工作，我们应当期待科技进步所推动的经济增长能催生出过去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新型职业。在回应奥特尔的过程中，我承认，毋庸置疑，科技的进步会打造出新经济角色。但是，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谁”或者说“什么东西”将扮演这些角色。我提出的观点是机器学习有潜力能够更节能、更高效地扮演起数字革命所孕育的新经济角色，而我们对待保险的看法也要求我们必须正视这种可能性——数字革命所打造的新经济角色几乎不会由人类承担。

随即，我效仿了奥特尔提出的推理思路，认为未来的社会经济所涵盖的工作种类星罗棋布。尽管我们无法想象出这些工作的细节，但却能通过推理来证明它们的存在。当我们试图描绘这些工作时，我们似乎会觉得它们看起来有些奇怪和不可思议——数字时代的社会经济中究竟需要多少社交增强版的私人购物顾问呢？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例子则预示着的确有许多工作是建立在我们的社交需求与社交能力的基础之上的。相较于奥特尔的设想，我能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来证明在未来超乎我们目前的想象范畴的职业终将应运而生。这些隶属于社会经济的新型工作将围绕着人类的社交能力与社交需求来生成，而这些社交能力与社交需求都属于科技变革影响相对较少的领域。在当代极致繁荣、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中，许多此类社交需求都尚未得到满足。(www.xing528.com)

在第五章中，我评论了当下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中似乎呈现出蔓延态势的社会隔离，并引述了约翰·卡乔波关于人类“内在固有的群居属性”的著作。我们在离群索居之时往往会感到内心煎熬，这是人类作为“群居物种”进化而留下的后遗症。这段历史暗示了许多社会型工作可能出现的范畴。我们可以回望当代人都谙熟于心的原始狩猎采集史，并仔细思虑一下，我们的先祖是以哪些多姿多彩的方式来满足彼此的社交需求的。这其中的每一种方式都向我们预示，各种工作顺利渡过转型期并最终迈入数字时代并不是空想。人类对同类的青睐让我们始终认为机器无法完全胜任这些角色。

但这其中包含了一个问题——狩猎采集者或许非常忙碌，但是他们没有职业。为什么我们非要通过创造职业这种看似并不高明的手段来满足社交需求呢？“全民基本收入”的倡导者反对我们将“工作”与“职业”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中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从事着“工作”特征显著的目的性活动，但他们没有“职业”。他们不以期待获取工资为前提工作。狩猎采集者群体有工作，但没有工作体制。

对于数字时代复杂多样的社会形态而言，工作可以起到社交黏合剂的作用。人类是从保罗·西布赖特口中所谓的“在整段进化史中，内敛、凶残的猿始终规避与陌生者接触”进化而来的。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呈现出广阔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正是凭借工作体制将人与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在并肩工作时，其实跨越了种族、性别和能力的界限。过去令你嗤之以鼻的族群成员现在成了你的同事或重要客户。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见的那样，携手合作以达成某个具有挑战性的目标是打造彼此之间的信任感的绝妙方式，这种想法并非空穴来风。工作就是社交黏合剂，有助于将陌生人凝聚在一起，形成人人都相互信赖的社会。

这并不是说工作是我们跨越这些界限的唯一方式。运动就是另一种途径，我们必须相互配合才能获得成功。然而，在对于当代的影响力上，所有涉及协作的领域无一能与工作体制相提并论。如果“全民基本收入”的拥护者有意大幅削减工作所蕴含的社会影响力，那么对于数字时代无业可依的社会，他们就不能仅靠纸上谈兵来畅想所谓在社会影响力上能与工作相匹敌的机制将会出现。我们应当警惕，社会有可能分裂为以种群或族裔来界定的各种狭隘的次级社会。“工作即常态”理念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我们维系自由民主多样性的手段。人类身上带着内在固有的群居属性中的狭隘天性，那么，我们又如何保证施行“全民基本收入”体制的未来社会不会被割裂成数百个与狩猎采集者群体大小相仿的社会单位呢？正是工作敦促着我们与跟我们不同的人互相接触，彼此协作。我不否认，或许除了工作体制之外，我们还能找到别的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只是幻想着这些问题能够迎刃而解。如果我们为了某些虚无存在而摒弃工作，并且认为这些虚无存在理论上能跟工作一样起到联合陌生人并形成凝聚力十足的社会形态作用的话，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工作体制与“工作即常态”理念是我们当下的解决之道，并且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在当下经济走向不明朗的时代，当我为“工作即常态”理念振臂一呼时，我并不是想表达我对于现今许多具体的工作形态的认可。现今的很多工作都不令人满意。我们对穷人从事的工作与富人从事的工作所持的态度并不一致。对于穷人所承担的工作，我们的态度可以用经济学家的观点来总结——它们是产生个人负效用的工作。如果无法获得薪酬，你便不会从事这种职业。你之所以按时上班，是因为你期待从工资中获得的个人正效用能够抵消并超出从事此项职业所衍生的负效用。雇主力求支付给这些劳动者的薪金数额不多不少，刚好能让他们按时上班。然而，对于富人所从事的工作，我们可就不这么想了。根据《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的说法，马特·达蒙（Matt Damon）由于出演2016年的影片《谍影重重5》（Jason Bourne）而获取的片酬高达每句台词100万美元。但我们绝不会一边盯着这个数字，一边心中暗自思忖：达蒙在说这一句句台词的时候该承受着多么剧烈的痛苦，这种痛苦得需要大把的金钱才能抵消吧。相反，我们期待达蒙告诉我们的是他很享受自己在这部影片中的表演。

我希望社会-数字经济能够让达蒙的工作体验在我们身上得到普及。达蒙将他获得高薪酬的原因阐述为他的表演产生了巨大而积极的正面力量。人们喜欢他的电影并甘愿付费去观看。这些属于社会经济的职业需要我们进行人际互动。即使社交成为一种工作，也并不妨碍我们从中汲取乐趣。社会经济中薪酬的合理性不应当从补偿个人负效用的角度进行论证，而是要从我们为社会带来多少效益着眼。

从目前21世纪初期民主国家的现实情况来看，工作体制还并不完美。我们应当不断探索各种消除工作体制中尚存的不公正的方式。社会经济的理想能够合理地衡量我们为陌生人所提供的社会服务的价值，而这为我们指明了一种前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