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晕轮效应：科技企业大舞台背后的真相

对于在科技企业大舞台上某些主角所呈现的晕轮效应，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了。在我们眼中，这些大型的科技公司与其他企业巨头并不一样。长期以来，我们早已领教过石油与天然气跨国公司旨在积累财富的各种道德探底行径，却往往会认为科技企业领域的部分掌舵者之所以能成为亿万富翁，靠的只不过是机缘巧合罢了。科技先锋信誓旦旦地宣称，他们的目的是“让世界更美好”，这一宣言在美国HBO电视网播出的喜剧《硅谷》（Silicon Valley）中受尽了嘲弄。2017年2月，马克·扎克伯格发表了一篇致脸书社区的长文，这篇长文名为《建立全球社区》，其篇幅超过了5700字。这篇长文很快就被戏称为“扎克伯格宣言”。在文中，扎克伯格告诉我们“脸书致力于拉近人类彼此间的距离并创建一个全球社区”。他将脸书的道德使命描绘为“我们脸书最重要的职责在于发展社交基础设施，让人们有能力创建令全人类都能受益的全球社区”。爱彼迎积聚的市场价值很快便超过了传统的酒店业巨头凯悦（Hyatt）、万豪（Marriott）与希尔顿（Hilton）。但是，这一点并不影响爱彼迎的业内人士抒发自己的抱负，他们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因为“帮助促进跨文化理解与交流”而斩获诺贝尔和平奖。我们认定，一些不善言辞的数字经济时代的亿万富翁具有良好的道德情操和创造美好事物的无私热忱。史蒂夫·乔布斯遭人诟病，被人认为不热衷于慈善。但数字晕轮效应能让他从容过关。乔布斯神话将他渲染为数字时代的米开朗琪罗，而苹果手机则是他的“大卫”（米开朗琪罗的代表作是《大卫》）。乔布斯倾尽心血追求的是精妙的设计，而不是金钱。创造美妙的产品是他用以“在宇宙中留下印记”的方式。

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解读这些标榜道德与美学夙愿的宣言呢？与道德宣言相伴而来的是隐含成本。道德宣言表明发声者愿意承受在达成目的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本。祈愿全世界再无一人忍饥挨饿并不难，但只有当你心甘情愿为营造没有饥荒的世界而有所作为的时候，对你而言，这才能算得上是一个道德目标。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这些科技巨擘的运作方式能让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之击掌叫好，他们用道德语言来掩饰其真正的意图，即股东利益最大化。

如果我们想要检测这些科技巨擘所谓的致力于实现“让世界更美好”的目标是真是假，一块上佳的“试金石”就是仔细观察当他们创造美好世界的目标与敛财的目标发生冲突时，他们会做何选择。扎克伯格的宣言承认了在临近2016年美国大选时，脸书遭受了虚假新闻的冲击。虚假新闻攻占了脸书的许多新闻推送端。但是，无论脸书用户读到的关于国际难民危机严重性的报道是否准确，或是教皇弗朗西斯一世（Pope Francis）公开支持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竞选总统的报道是真是假，它们都不会影响脸书从其精准投放的广告中敛财。如果赚钱的欲望特别强烈，那么，我们预计脸书将不会采用任何可能降低用户参与度的手段。如果过于放任会招致怨言并威胁到政府法令的施行，那么，弗里德曼的以道德套话来掩饰冷漠的策略便派上用场了。脸书用于实现其所鼓吹的道德使命与敛财目的的一大颇为重要的手段就是避税。一篇发表于美国《观察者》（Observer）杂志的关于扎克伯格宣言的社论指出，脸书的道德套话与实际行动并不一致：“正如其他的企业巨头一般，脸书已然竭尽所能地将其税务清单降至最低，其所支付的税金只是它从社会获取而理应回馈于社会的巨大收益的冰山一角，而这种行径破坏的正是扎克伯格意图打造的社交基础设施。”敛财的动机似乎能够解释科技巨擘们的大部分行径。偶然发现用于销售书籍的平台也可以用于销售其他物品的亚马逊掌门人杰夫·贝索斯起初也并不是一位书痴，他并没有梦想着用新的方式将阅读的快乐散播出去。贝索斯对待书籍就如同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Exxon Mobil）对待石油一般——那是一种商品。如果贝索斯当初能预料到采用水力压裂法提取石油能获取的利润高于打折兜售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那么，他可能也会选择去开采石油。

这不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以为股东赚钱为主要目的的企业。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知道，当资本家说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时，他们不过就是在混淆视听，让我们忽略他们牟利的真正意图。世界上的一些机构组织，例如，联合国以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才称得上真正心怀“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愿景。你或许会质疑联合国或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造福世界的成效，但如果我们需要能够促进人类道德利益的机构的话，这些组织才是明智之选，而不是那些只有在道德利益与金钱利益最大化的举措互不冲突的前提下才会追求道德利益的科技公司。当这些科技巨擘效仿比尔·盖茨，走马上任，成为慈善基金会的主席时，我们或许才能相信他们说的话。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在缓解全球贫困方面的拳拳诚意，是微软始终无力超越的。(www.xing528.com)

因此，我们应该及时地对数字经济的领军者的动机进行重新评估，这一点十分必要。随着机器学习所涵盖领域不断地扩大，我们应该会看到这些手握海量数据的公司所获取的利润也将大幅增长。谷歌与脸书就像是在内燃机实现商业化之前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一样。如果你认为亚马逊、苹果、谷歌和脸书现在都算得上是财力雄厚的公司，那么，当它们开始将“触角”伸进罗伯特·戈登所定义的一些领域，即深受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但截至目前，数字革命的力量却尚未产生根本性影响的产业，例如食品、服装、住宅、交通、健康、医药与工作环境等时，你就该选择重新评估这些公司了。那么现在，时机已经到了。我们是时候对这些公司采取种种以民主为准绳的干预手段了，就如同20世纪初人们为让标准石油公司解体所做的那样。在谷歌、脸书等公司将民主制度清扫到历史的“垃圾桶”中之前，我们必须先发制人。

我们不能觉得让苹果与谷歌照章纳税就仿佛是在杀鸡取卵，并为此感到惴惴不安。当苏联解体，其原成员国踉踉跄跄地向着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进发时，俄罗斯的商业寡头利用与苏联自然能源挂钩的地利之便赚得盆满钵满。佩奇、布林、贝索斯、扎克伯格等人也发现自己与数字技术集成包所衍生的财富之间存在着相似而奇妙的关系。记者阿曼达·谢弗（Amanda Schaffer）写下了“伟人”神话之于我们对数字革命的认知所产生的影响。她写道：“我们不应当对科技领袖顶礼膜拜，而是要将他们的成功置于大背景中加以考量，并且承认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基础科学的支持者，同样还是新型创业公司的合作伙伴。”当今的科技巨擘都是非常聪明和有天赋的人。但是，他们并不是不可取代的。如果我们要求他们照章纳税，或许他们会闷闷不乐，但不会选择拿上各自的玩具回家去。

我们同时也要意识到，频繁地使用“科技亿万富翁”一词来形容那些在我们看来推动了数字经济发展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是将数字技术集成包所衍生的财富分配极度失衡的现象粉饰为正常现象。数字技术集成包从来没有规定科技公司的创始人与早期投资者要不断晋升直至成为亿万富翁，也没有规定让我们余下这些人掌握的技能慢慢贬值。我们展望中的数字时代会存在一些由极其富有的男性及女性领导的大型科技公司，但是关于何谓“巨大的财富”，我们可以回顾一种复古的观点——脸书和谷歌的创始人仅仅有资格成为百万富翁，却不是亿万富翁。“科技百万富翁”拥有数百万美元的身家，他们有足够的金钱在黄金城区买大厦、在乡村地段买别墅，有能力买头等舱机票去观看任意一场网球大满贯锦标赛，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金钱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太空探索领域相抗衡。对于全人类的未来而言，这幅图景看似颇为魔幻，但使之荒诞魔幻的并不是数字技术集成包所蕴含的某些无可辩驳的内在逻辑，而是我们所有人不愿任何一方打乱我们现有的社会模式与经济模式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