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数字时代不平等的下下之策：全民基本收入

在此，我担心的是“全民基本收入”将会催生出大规模不平等。我们应当将引入“全民基本收入”后产生的短期效应与长远影响区分开。当一个处于21世纪初期、科技发达而富庶的社会决意为所有公民提供“全民基本收入”时，我们便会亲身经历该社会的不平等出现一次性骤然下降。但是，伴随这种一次性下降而来的很可能是形形色色的不平等形式，而这些不平等形式将会变得更为持久，也尤为难以摆脱。“全民基本收入”可能会衍生出一种两极社会。少数在强大的数字机器时代拥有受人追捧的技能的人，以及数字机器的大股东居于顶层社会。这部分成员除了拥有基本收入之外，还有薪金或是所拥有的机器产生的租金之类的进项，而其余的人则只能依靠基本收入勉强度日。不难预测，到时，社会流动性将会一落千丈。在一个大部分脑力工作都由机器完成的社会中，今天还足以令寒门子弟拥有财富的种种品质恐怕再也无法起效了。

首先，我们来对不平等做一番了解。如果我们认为目前的不平等问题体现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分立，那么这种想法未免将这种不平等过于简化了。不平等问题其实更突出地表现为高产阶级与低产阶级之间的差距。当今时代，不少穷人都拥有着令曾经的富人艳羡的财产，他们有彩色电视机，可以洗热水澡，喉咙发炎了可以吃抗生素。当然，有一些穷人还在挨饿，但是在富庶的自由民主主义社会中，令人们怨声载道的更多的是穷人可获取的食物的质量。穷人不会饿死，但他们的饮食质量堪忧。在各种收入微薄的兼职工作之间奔波劳碌的父母没有选择，他们只能用垃圾食品填饱子女的肚子。

当顶层阶级与底层民众之间的财富鸿沟继续扩大时，形形色色的问题便会滋生。我们需要获取足够的金钱来养家糊口，但除了这些基本生活需求之外，我们还有其他需求，而这些需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相对于其他人的社会地位。被我们判定为平等的社会模式并不是要将最富庶阶层与最赤贫阶层拉到同一个水平线上。在所谓的平等社会中，还是存在着经济较为富庶与较为窘迫的人。平等的社会模式寻求的是将贫富之间的鸿沟缩减到其与保障公民的基本需求和促进社会繁荣的需要并行不悖的程度上。

“全民基本收入”设计精妙，它能够防止底层民众饿死并通过廉价的一元店（相当于数字时代的商场）源源不断地为他们供给物品，但是，以维系需求为目的的“全民基本收入”将拉大高产阶级与低产阶级之间的差距。对于收益分配不均衡的社会而言，社会流动性显得难能可贵。我们追捧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等人的故事——某位四处打零工的外来织工的儿子，凭借自身的才华与果断声名大噪、富甲一方。然而，在一个“全民基本收入”大行其道的数字化社会中，这条可以从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底层跃升至顶层的通道恐怕将不复存在。相对于威廉·卡内基（William Carnegie，安德鲁·卡内基的父亲）而言，数字时代那些享受基本收入的人的生活应该优渥得多。但是，数字时代的机器在脑力劳动领域的炉火纯青却意味着几乎没有人能够顺着安德鲁·卡内基的路子攀上社会阶梯。出身于仅靠基本收入勉强度日的阶层的人几乎不可能发现，在超级机器学习者风靡的时代，他们具有什么能够迎合市场需求的技能。一些生活在数字时代的人，例如拉里·戴维（Larry David）和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会发现他们自己确实才华横溢，而这些才华是人工智能所远不可及的，因此，他们可以凭借这些才华跃升到上流社会。但是，对于期望凭借辛勤劳作获得资本的人而言，通过吃苦耐劳来获取财富的路径恐怕就要变得异常狭窄了。大多数无业人士仰赖基本收入生活，这些基本收入的确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他们吃饭、穿衣及休闲娱乐的需要，却远远不足以使他们在数字经济中获取大份额的股权。

在自由主义社会中，数字技术的进步还将威胁到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性方面的积极作用。随着机器学习者逐渐占领穷人的孩子可能施展才华的活动领域，这些孩子得以施展才华的路径必定会变得异常狭窄。我们将会最终接受并承认社会地位是代代承袭的，而其中重要的并不是与某些优秀品质相关的基因的承袭。一旦人们意识到比起继承到的股权而言，宣称拥有吃苦耐劳或是商业嗅觉敏锐之类的品质都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他们便不再注重这些品质了。到时，我们便又退回到了坐享其成型的吃息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我们做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继承了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吃息阶层”被定义为持有相当数量可以产生利润的财产份额的阶级。这一阶级的成员无须为社会做贡献。这些人对持股企业的任何经营活动都漠不关心，他们唯一在意的是这些企业生成的月度支票。(www.xing528.com)

在无业可依的数字时代，通过加入劳动大军来改善生存境况的方式将变得遥不可及。现在，自觉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劳动者可以扬言罢工。如果富庶的纽约人还想继续喝到加了豆奶的咖啡，他们就得向制作咖啡的人支付足额的酬劳。他们希望扮演此类角色的人能够享受到优厚的待遇，以便激励这些人长期地安心工作。如果制作豆奶咖啡的人认为薪酬和条件有所欠缺，他们大可以扬言罢工。然而，在工作已然消亡的未来社会，如果这类工作都是由“任劳任怨”的数字机器完成的，那么这种历史上的重要诉求手段便不复存在了。高产阶级在啜饮由机器调制的咖啡时，恐怕是不会抽出时间来阅读《大志》（The Big Issue）杂志上渲染基本收入配享者处境艰难的社论的。

那么，福特所描述的重要经济角色——消费者的角色又会如何呢？在福特对数字时代的构想中，如果无业阶层停止了购买行为，整个时代的经济都将土崩瓦解。在福特描绘的数字时代中，无业阶层可以通过选择购买何种基本生活物品来对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早餐谷物食品的制造商会斥巨资宣传他们的品牌，以吸引无业阶层来购买他们的食品。但是，这些仅凭基本收入勉强度日的人如果想通过选择消费何种商品来完成更为根本的诉求或者改变自身现状，那这种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扬言中止消费的经济服务行为无异于叫嚣着要绝食而亡，因而，这种做法的可信度不高。我们依稀还记得，人们选择通过自我牺牲来控诉与反对越南战争，但是，具备这种抗争手段所需要的坚定意志与决心的人却寥寥无几。在数字时代，这种想要发泄你对自己永久沉沦于消费阶层的不满的方式，似乎只是一种自我限制的手段。

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或许拥有合法的诉求途径。比如，试想一下比利时的哲学家菲利普·范帕里斯（Phillipe Van Parijs）的提议。他认为，基本收入的标准应当设定为社会所能承受的上限。范帕里斯从全心全意打造社会最大化“真正自由”的角度来阐述设定这一上限的合理性。根据他的观点，你所享有的“真正自由”的等级是通过你能履行的职责来设定的。简单来说就是，如果A能做的事情比B多，那么A所享有的“真正自由”的等级就高于B。“真正自由”受到禁止某些行径的法律条款的限制，但同时也受限于履行某些职责所需资源的匮乏。开一辆较贵的车是合法的，但贫穷却剥夺了你购买一辆较贵的车的自由，贫穷跟法律禁令的功效别无二致。你大概会为自己没有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而感到无比欣慰吧。范帕里斯力证，我们应当竭力争取将自由水平极低的社会成员所享受的“真正自由”升到极高水平。

这是一条很棒的哲学提议。但是，在机器完成大量工作的社会中，这种理想的实现将面临重重阻碍。目前，赤贫阶层尚能够以中止出卖劳力的方式相要挟，以帮助他们实现要求改善待遇的诉求。在赤贫阶层无业可依的数字时代，这些赤贫者一定期望有足够多的社会经济条件优越于他们的人能够花时间了解范帕里斯的观点并为这些观点感到折服。这条道德弧线延伸得很长，在这些文明雅正的观点能够对富庶阶层产生赤贫阶层梦寐以求的效用之前，赤贫阶层可能还要等待很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