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言与理想的逻辑分歧

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区分了两种类型的乐观，这对我们大有帮助。一种是自满的乐观，罗默以“等待礼物的孩子的心情”来表述这种乐观，而另一种是更主动的有条件的乐观，罗默将其表述为“构思建造一座树屋的孩子的感受——‘如果我能有一些木头和钉子，再叫上几个朋友来帮我的话，我们将完成非常酷的作品。’”罗默建议，在对待技术进步方面，我们应当持有条件的乐观态度。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放松心情，等到技术成熟后产品就会纷至沓来。我们无法拥有这一切，除非我们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接下来，我要探索另一种途径来甄别对待未来的自满态度与主动态度之间的差别。一些数字未来的拥护者往往倾向于将数字时代的人类前景构想当作预言。比如，试想一下杰里米·里夫金所展望的全人类共同的数字未来吧。里夫金盛赞了互联网的人际联通之力。互联网能将人类个体凝聚在一起以对抗独裁。我们只要看看推特与脸书在促成所谓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便知晓了。社交网络技术建立在人类携手共创价值的基本取向之上。互联网使创立里夫金所谓的以人际需求的联通与共享为基础的“协作共同体”成为可能。里夫金谈道：“资本主义市场建立在自我利益的基础之上，它受物质利益驱动，而社会共同体则是由协作利益激发而生的，是由与他人建立联系并共享利益的深层次愿望驱动的。”随即，他又补充道：“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市场中的‘交换价值’日益被协作共同体中的‘共享价值’所取代。”然后，对于我们应当如何使用由未来主义作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首倡的新型技术并从中获益，里夫金为我们厘清了整体思路。托夫勒创造了“生产消费者”一词来描述参与到其所消费物品的生产过程中的人。数字革命加速了生产消费者运动，将我们从集团公司眼中用于倾销价格虚高的数字产品的被动消费者，变成了积极参与自身所使用产品的制造过程的强大的生产消费者。

这是一种理想，还是一种预言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注意到理想所遵循的逻辑与预言的逻辑是相互矛盾的。当你将一种未来构想表述为预言时，你便会把它阐释为即将发生的事情；而当你将未来构想称为理想时，你的言外之意便是它的实现需要台下的听众付出努力。预言明日太阳会照常升起的人意在表明无论我们做什么，太阳必然会升起。没有人会在夜幕降临时暗下决心，想要奋力一战，好让明天早上太阳能冉冉升空。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将废除奴隶制称为一种理想，他号召生活在蓄奴制盛行的英国的每一个人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他可不是想说，那些听他演讲的听众可以慵懒地瘫坐着，只要心中坚信英国再无奴隶的预言必将实现就好。

理想的倡导与罗默的有条件的乐观之间有所差别。你可以将某事称为理想，但与此同时对这种理想转变为现实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我郑重声明，我本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属于悲观主义者。对气候变化持悲观态度并不是否认气候变化的存在，而是承认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情况属实，而且这种悲观态度其实与人类可以携手逆转某些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的观点之间并不冲突。只是，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悲观主义者质疑的是人类是否真的会携手合作。2016年的美国大选结果表明，美国会继续发动劳民伤财的反恐战争以及建造边境墙，而非遏制气候变化。一位美国领导人迫于无奈说出了“我相信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的情况是属实的”一类的字眼，但他却不太可能会在这方面投入财力及物力以求有所作为。对气候变化有所作为需要的不仅仅是认识到这是一种可能招致惨烈后果的真实存在的现象，同时必须将预防或减轻这些后果摆在第一位，并使其超越其他更多以政治利好为考量的目标。如果有人问我会如何下注，那么，我赌人类将会承受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恶果，而最底层的穷人肩上的负担是最重的。我希望自己是这场赌局的输家。因此，我提出了一种理想——打造真正的绿色经济。

如果“协作共同体”是一种预言，那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做什么，它都必然会实现。人类创造出互联网，转而互联网又实现了共享价值。因此，在我们经历了与意图制霸互联网所有权的人之间的数次对抗之后，“协作共同体”便会赫然出现在眼前。

但是，我对于将“协作共同体”视为关于数字时代的一种预言这种提法表示怀疑，且怀疑的理由有两个。首先，一般来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质疑一切关于数字时代的预言，因为技术集成包与形形色色的社会构成模式都能和谐共生。工业技术集成包催生了美国强盗与贵族横行的镀金时代、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与纯属人祸的大饥荒，以及20世纪70年代拥有慷慨的社会保障网络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瑞典。这些多样的社会形态在进行排列组合之后很可能就能与数字技术集成包珠联璧合。里夫金的“协作共同体”便是备选项之一。但是，我们没有依据，不能够先验性地去排除各类出现在科幻小说情节中的数字反乌托邦——少数人掌控所有机器，其余的人则很难接近并利用这些机器的国家形态——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从而保证“协作共同体”与反乌托邦完全绝缘。

其次，里夫金为数字时代勾画的美好愿景与其他更悲情的未来人类体验构想一样，并不是必将到来的。思考一下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的观点吧。他将数字时代的人分成两类：“吩咐计算机做事的人，与听从计算机的吩咐做事的人。”令人扼腕的不平等状况日渐加剧，这意味着这种未来或许就是我们最终的归宿。拥有计算机并得以通过计算机发号施令的人口占比会从1%缩减到0.1%，而听从计算机吩咐行事的人口占比则将从99%上升为99.9%。美国著名媒体人安德鲁·基恩（Andrew Keen）预测，人类将会迎来一个“赢家通吃，两极分化加剧的社会”。他眼里的未来世界中存在着一道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正是这道鸿沟将大多数的被奴役者与少数由数字技术造就的精英割裂开了。(www.xing528.com)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安德森所勾勒的数字反乌托邦实现的概率要高于“协作共同体”或社会-数字经济，似乎这个反乌托邦才是我们现在前进的方向。在第三章中，我公开质疑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假定信息实现了自由化，我们就可以确保所有人都能接触并利用信息。信息能够被束缚多久取决于意图束缚信息的人手中积累的资源。谷歌与脸书利用财富笼络了大批律师与政客来维护信息的主权归属，即便是这些公司的创始人都信誓旦旦地声明他们将致力于实现里夫金口中的理想。我们评判马克·扎克伯格、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与拉里·佩奇（Larry Page）时，应当将他们及其公司的所作所为作为依据，而不应听信他们的甜言蜜语。

我提出的社会-数字经济并不是一种预言，有很多的情况都可能导致我们无力实现这一经济模式。当我们谈到对于未来的美好预测时，我们心中应当牢记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在《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中关于幸福家庭的至理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通往数字时代的人类全民幸福生活的道路不止一条，但在各种各样的未来可能性中，数字反乌托邦的支持者数量却似乎实实在在地超过了数字乌托邦。对于支持以社会-数字经济模式为基础的未来理念的人而言，当下似乎存在着一些不祥的预兆。在现在紧缩的经济形式中，最为岌岌可危的工作便是那些在未来的社会经济中需求量最大的工作。当医院解聘负责接洽患者咨询的员工并以自动化系统替代时，从表面上看，医院似乎引进了效率更高的运行模式。我们无法仅凭一些“数字时代的逻辑”就轻松逆转这种趋势，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自身的力量：我们能够挣脱当下“效率至上”的观念的束缚，可以不随波逐流地前行。如果我们继续对以与他人直接打交道为谋生之本的人嗤之以鼻，那么我们最终的归宿就只能是非人性化的数字反乌托邦。但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数字经济不仅是可能实现的——这种经济模式与数字技术集成包是兼容的，同时更是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

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将关于数字时代的任何令人神往的描述视为预言。因为只要是预言，无论是带有乌托邦色彩还是反乌托邦色彩，它都会令人消沉。我们可以以史为鉴。1941年12月22日至1942年1月14日，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与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会面，共同商议击败轴心国所需展开的合作的总体目标与具体条款。这次会面成效卓著，正是两位元首在对未来态度上的可圈可点之处促成了此次的成功会面。在未来问题上，丘吉尔与罗斯福都规避了两类会令人意志消沉的信心。首先，他们规避了会导致消极情绪的乐观主义。当如今的一些历史学家将同盟国与轴心国的综合实力放在一起比较时，他们往往会得出以下结论：只要美国、苏联与英国能够坚持到底不动摇，那么，德国、日本与意大利的最终溃败便是大势所趋。如果丘吉尔与罗斯福将这种理念引入他们的华盛顿会谈中，可能造成的消极情绪将会招致悲剧性的结局。如果他们都认为胜利指日可待，那么为什么不到罗斯福总统的酒窖去找几瓶香槟来大肆庆祝呢？同时，他们也规避了悲观主义，因为悲观主义同样会令人消极沉沦。如果不是因为丘吉尔的慷慨陈词：“在英国，我们已经在竭力对抗希特勒的装甲军团。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击溃他们，现在，不可一世的日本又加入了他们的阵营。你的香槟在哪儿呢？”这次会谈根本无法如此顺利地推进。两位元首都深知自己所做的决策是在缔造未来，他们也相信错误的决定将会招致惨烈的后果。

丘吉尔与罗斯福都以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态度迈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结局。他们既没有盲目相信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局的预言，也没有对这些预言置若罔闻。他们对自己所面临的挑战的重要性心知肚明，而我们也应当带着丘吉尔与罗斯福那样的不确定性迈向数字时代。能与数字技术集成包相互兼容的社会形态不胜枚举。我们最终去往何方将取决于我们所做的决定与愿意为此付出的努力程度。对于数字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后续如何，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数字革命时代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人类渴望预测未来，这也在情理之中，尤其是当我们身处这个人人惶惶不可终日的年代之时。这种不确定性还有另外一面：技术革命时代同样是一个充满了巨大机遇的时代。我们虽然是被迫做出改变，但我们可以影响自己做出改变的方式。步入数字时代之时，我们可以将自己视为来到一片新土地上的移民。搭乘“五月花”号轮船的一些人因英国无法容忍他们的宗教信仰而挥别故土，移居美洲则为他们带来了建立新型社会的机遇。在数字时代到来时，人类很可能会毫无准备地陷入安德森所描绘的社会体制——少数精英得以通过计算机发号施令，而剩余的人只能听凭计算机的摆布。我们可以温和地放任当下的不平等态势肆意发展，让其借数字时代的炫酷技术愈演愈烈，或者我们也可以创造性地利用数字革命的剧变来建立适应人类需求的社会。我信心十足地认为我们最终将实现社会-数字经济，这种信心与马丁·路德·金当初所说的话语如出一辙。他说道：“人类的道德弧线虽然很长，但它最终通往的是平等。”但是，他的话语也表明弧线中趋于不平等的重要节点所涵盖的范围还很大。

在思考技术解决方案与可能出现的社会解决方案时，我们应该避免在思考方式上有失偏颇。我们在思考社会解决方案时，要明白这些方案需要人类向着一个重要的共同目标携手并进。当我们对某种技术解决方案深信不疑时，我们往往不会因为遇到小挫折就灰心丧气。我们要想到，登月舱的雏形可能会爆炸，初代无人驾驶汽车或许无法区分卡车的白色车身与明朗的春日晴空。但我们要对科技进步的弧线充满信心，这条弧线通往的是成功的登月航程与安全的无人驾驶汽车。所有的故障问题终将被解决。然而，我们不能如此乐观地认为，人类在协作上的一时失利也能被轻易地修复。当因群体内部有些人的懒散惰怠或是弄虚作假而未能实现共同目标时，有些人往往会将失败归咎为人类的品性。他们仰天长叹，无奈地说只要有机可乘，人类总是要在体制中欺诈钻营，要利用社会福利项目来争抢自己本无资格获取的福利回报。对于深信人类能够牺牲短期私利来成就共同目标的人而言，他们的信仰源于那些个人牺牲自我成全大局的真实案例。我们讴歌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出现的牺牲小我的英雄事迹。因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当我们的目标在于建设而非摧毁时，这样的牺牲同样会发生在实现人类共同目标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