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自圆其说？探讨人类偏见论

我说过，当你面临两个选择——是人类恋人，还是由数字计算机驱动的行为举止与人类恋人别无二致的机器人时，如果你在意准伴侣的精神世界的话，你应该会倾向于选人类恋人。基于这种对人类伴侣的偏爱，我推测大家也会更喜欢人类咖啡师与人类教师。即便有最好的论据可以证明未来性爱机器人的程序将会登峰造极并使机器人可以拥有人类一般的心理状态与情感状态，这恐怕也无法打消人们的疑虑：它们的逼真动作背后是否并不存在人类的情感？

话不多说，我要为“人类偏见论”正名。无论是在卧房之中还是在工作领域，我们都更愿意与同类互动。“偏见”一词似乎有些不妙。我们偏爱与人类共事，这样的未来似乎与《星际迷航》中所描绘的场景迥然不同。“进取号”飞船上的船员各色混杂，有人类、半人类（混种人），还有外星生物以及人工智能生命体。20世纪60年代拍摄的《星际迷航》系列的第一部向饱受种族冲突困扰的世界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在《星际迷航》塑造的和谐世界中，生物之间的客观差异远远超出20世纪60年代困扰美国社会的种族差异。到了20世纪90年代，《星际迷航：下一代》（Star Trek：The Next Generation）中出现了一个受计算机控制的机器人——达塔。这部电影的核心主题似乎就是要证明摒弃达塔的合理性。当皮卡德舰长说“对不起，达塔先生，我没有办法忍受我的飞船上有人工智能生命体”时，可不太令人愉快。

接下来，我将从哲学角度为“人类偏见论”正名。首先，我们应当厘清这种偏见的焦点。历史上有关偏见的案例包括认为某些人种在道德水准上低于其他人种。据称，奴隶制存在的合理性可以归因为奴隶的道德水准低于奴隶主。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道德关系被错误地类比为农民与牲畜之间的关系。奴隶与牲畜都是财产。但本书中的“人类偏见论”绝不会走这种类比的路子。

我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过，我们可以合理地怀疑像达塔一样的生命体是否拥有与人类一样的精神世界。如果我们理性地怀疑达塔可能并没有精神世界，那么我们就不会和它约会。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我们可以将它当作道德水准较低的生命体来对待。达塔很可能不仅仅是一台机器，它或许是“心灵俱乐部”的一员。从理性上接受达塔可能与人类一样拥有精神世界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像对待一台老旧的智能手机一样对待它。达塔不是财物，当我们认定它不再有使用价值时，不能简单地以最环保的方式进行回收再利用。

我要说的第二点针对的是“偏见”表达的背景。我们如何评估各类偏见，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偏见表达的背景。从道德维度上来说，存在实际受害者的偏见表达与单纯存在反事实（虚拟）受害者的偏见表达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将前者简称为“实际偏见”（actual bias），将后者简称为“单纯反事实偏见”（merely counterfactual bias）。

“实际偏见”中存在着饱受摧残的受害者。所有的社会都应当致力于消除这类与种族、性别、性取向等相关的偏见。但是，如果涉及“单纯反事实偏见”，我们就要切换思路了。这种偏见并无受害者。当达塔一类的生命体并不存在且我们也没有能力制造它们时，出台法律禁止达塔之类的人工智能生命体应聘咖啡师或禁止它们结婚都不会产生实际的受害者。就算当我们有能力研发出此类生命体但却选择不研发时，也不会有实际的受害者存在。

一些种族主义者试图粉饰他们的观点。他们抱怨，自己并不是想要敌视A族群的成员，只是更青睐B族群的成员而已。我们也允许父母偏爱他们自己的孩子，并且事实上这种现象的存在也在我们的预料之中。根据种族主义者的说法，我们以自己的亲属为先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让自己族群中的成员优先受益。但我们应当抛开这些将种族主义合理化的论调，因为这会对遭受冷遇的一方造成真正的伤害。当主流族群的成员坚持聘请“自己人”时，他们或许对被忽视的族群成员并没有明显的负面想法，但这种倾向却造成了伤害。即便并非被主动厌弃，那些来自弱势群体的成员也已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现在，让我们试想一下“单纯反事实偏见”的相应论调。如果失宠族群的成员是虚拟的，它们便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我们可以大胆表达对人类的偏爱，完全不用担心达塔或其他的人形机器人会饱受煎熬。

我们对于偏见表达的道德评估取决于这些表达所处的大背景。在畅想未来时，或许我们会选择去打造达塔那样的生命体。这一抉择将使得拒绝达塔加入星际舰队的“单纯反事实偏见”转变为禁止它成为咖啡师之类的“实际偏见”。在这样的未来世界中，人们对本书的看法将颇为类似于现在的智者对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所撰写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的看法。我的观点是，我们应该将存在实际受害者的“实际偏见”与仅存在虚拟受害者的“单纯反事实偏见”分开来看。如果我们不去制造具有感知能力的人工智能生命体，它们便不会期待自己成为咖啡师，也不会因为自己无法被接纳而身心受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偏爱人类咖啡师也并无不妥。(www.xing528.com)

下面我要进行一场哲学思维实验以证明“单纯反事实偏见”的可接受性。“单纯反事实偏见”是人类流行文化中的核心特征之一。人类惧怕未知，因而电影制片人会将未知之物描绘得邪恶丑陋、令人厌恶。或许，极度理性的生物会摒弃一切形式的偏见，不论是“实际偏见”还是“单纯反事实偏见”，但人类不是这样的生物。

假设有爱好和平的外星生物造访了地球，它们对我们伸出了友谊的橄榄枝，期望能够与我们共同生活，并且不会密谋让人类灭绝。巧合的是，这些外星来客的外貌极其像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所执导的影片《异形》（Alien）中的外星人，但它们的行事作风却与影片中的异形有着天壤之别。影片中的外星人用可伸缩的下巴来吃各式各样的美味蔬菜，而它们的祖先却用同样的下巴撕碎具有感知能力的猎物。虽然习惯不同，但这些外星人对祖先的行径却了解得一清二楚，就如同现在的人类熟知自己的祖先茹毛饮血的生活方式一样。但是，影片中的外星人尊重有感知能力的生物，并小心翼翼地避免让这些生物受伤而血溅当场。

我已经描述过在何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为人类拍摄、制作《异形》系列电影并津津乐道而感到懊悔并致歉，那就是，电影中刻画并推崇的恐惧与厌恶最终产生了受害者。那么，到那时，我们会如何看待《异形》系列电影就应当类似于我们当下如何看待各种影片中的恶棍角色拥有如漫画人物一般夸张的五官，而如果我们坚持继续观赏《异形》系列电影，我们就需要通过电脑重新加工电影中反派的外形。但是，这种在反事实场景中成立的道理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就要停止观看斯科特的《异形》系列电影。我们可以继续害怕并厌恶外星人直至爱好和平的天外来客降临地球。影片中激发并夸大的偏见所产生的受害者是“单纯反事实”的。

《异形》系列电影中还存在其他“单纯反事实偏见”的受害者。《异形》中出镜的阿什，以及在《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与《异形：契约》（Alien Covenant）中登场的戴维（David）都是邪恶的人形机器人。他们赢得了人类的信任但却背叛了人类。当我们真的制造出了有感知能力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后，我们就需要反思这些影片中传达出的对此类机器人的敌意。但就目前而言，并没有任何人由于对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敌视而受到伤害。

因此，选择将恐惧与恨意指向单纯的反事实目标，这可能对我们大有帮助。1985年日内瓦峰会召开时，美国和苏联正处于冷战敌对期。时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公开讲述了一段他与时任美国总统里根之间的谈话。里根曾经问戈尔巴乔夫：“如果美国突然遭到外星生物偷袭，你会怎么做？你会向美国施以援手吗？”戈尔巴乔夫让里根放心，并表示苏联一定会援助美国。里根也表示如果易位而处，美国也不会袖手旁观。他们将军事化对抗的矛头指向仅在理论上存在的外星入侵者而非实际存在的美苏平民。那些进入轨道并指向外部目标的核武器并没有瞄准莫斯科或华盛顿特区。同样，将矛头指向单纯反事实生物的偏见也不会让任何人受到伤害。

如果未来有感知能力的机器人看到这些章节时，认为我蔑视了它们的正当权益的话，我对此致以深深的歉意。但在我撰写本书之时，这些机器人和它们的权益都还不存在。我欠它们一句“对不起”，就如同雷德利·斯科特欠未来的外星来客一份歉意一般，因为这些外星人的外形恰巧与他电影中鼓动人类去仇视与恐惧的异形人的外形相似。

人类未来是否要生活在拥有达塔一类的生命体的世界，其决定权完全在我们手中。在第二章中我就说过，目前人工智能领域的主流趋势并不是打造达塔一类的生命体，而是聚焦于如何借助机器学习的潜力来解决严峻的问题并创造财富的实用动机。我们无须打造达塔这类人工智能机器人，就可以从人工智能领域获益良多。人类止步于达塔一类的生命体的研发，这并不意味着要叫停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而是在表达对于能够将人类收益最大化的各色人工智能的研究的偏好，并且这种偏好合情合理。当我们展望未来时，我们应该期望从实用动机而非哲学焦点中获取更加丰厚的收益。我们持续关注哲学焦点只是为了确保对于有感知能力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偏见能永远停留在“单纯反事实偏见”的层面上，而永远不要转化为“实际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