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师和教师属于社会型工作,这不难理解。但是,我们如果了解到社会型工作的核心特征是构建具有相似思维能力的生命体之间的联系,那么许多其他的工作从本质上而言都属于社会型工作。
当你阅读《哈利·波特》时,你阅读的是J.K.罗琳(J.K.Rowling)所书写的文字。写作是一种社会型活动,这种活动能让罗琳与数百万读者产生联系。当人们幻想着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种种场景时,他们其实是试图深入了解罗琳的内心世界。在塑造伏地魔这一反派角色时,罗琳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路与感受。当整个哈利·波特宇宙横空出世时,我们震撼于这一切竟然是由人类超级强大的想象力所构建的。但我们如果宣布《哈利·波特》是由专门从事故事创作的智能机器人书写的,那情况可就不妙了。《哈利·波特》的数百万书迷将黯然神伤,因为他们发现在这些书页的另一端竟然没有专属于人类的意识存在。
罗琳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对称的——她在许多方面影响着她的读者,而这些读者却几乎无法影响到她。罗琳写书,读者读书。在某些人际关系中,趋向对称是至关重要的。一般来说,我们希望恋爱关系是对称的,但在对自身幸福影响力较弱的情感关系中,我们则能够包容相当程度的不对称。
人类不可能被人类设定的用于书写奇幻小说的机器所愚弄,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其关键之处在于我们该如何应对此类伎俩。在第二章中,我提出人类对于思维能力是否存在的判断要比“超敏生物探测器”所做出的草率论断更加深入。今天的许多机器仅拥有“心灵俱乐部”人类分会的临时会员资格。人类对于思维能力的评估依据的并不仅是勒布纳奖的评委从时长5至25分钟的对话中获取的信息。人类对于思维能力的评估始终在持续进行。当你意识到,一个聊天机器人使用了性感撩人式的谈话策略来干扰你的判断,让你误以为它也是“心灵俱乐部”人类分会中的一员时,你就会郑重考虑并推翻最初的结论。(www.xing528.com)
安德鲁·麦卡菲与埃里克·布林约尔松在2017年出版的《机器、平台与人群》(Machine,Platform,Crowd)一书中描述了一位化学教授,他同时也是一名超级狂热的音乐爱好者。在聆听了由从事音乐创作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埃米莉·豪厄尔(Emily Howell)所谱的曲子后,教授不禁连声称赞并表示这是“他音乐生涯中最感动的瞬间之一”。后来,在打造埃米莉·豪厄尔的程序员进行的一次演讲中,这位教授再次听到了这首曲子的录音,他转而又说道:“你知道,这音乐不错,但我可以当场确定地判断,这是计算机编的,曲子既没有情感和灵魂,也缺乏深度。”
这个反应其实并不像麦卡菲与布林约尔松所描述的那样荒诞无稽。这位音乐爱好者口口声声表示“可以当场确定地判断,这是计算机编的”,这显然是唬人的。但他认为这首曲子“既没有情感和灵魂,也缺乏深度”,这却有可能是真的,只要我们了解这三个要素是基于相信曲子透露出的精神世界。正如当我们对勒布纳奖得主的了解更进一步时,我们便可以撤销它们的“心灵俱乐部”人类分会的临时会员资格一样,我们同样可以重新评价埃米莉·豪厄尔所谱写的曲子。我们被这些曲子感动是因为我们受到了蒙蔽。柴可夫斯基谱写的《1812序曲》(1812 Overture)以齐发的火炮声庆贺俄国人民击退了拿破仑大军的入侵,而如果埃米莉·豪厄尔将任何整齐划一的炮声写进它的曲子中去,这首曲子就与任何击溃入侵者的英雄主义信仰毫无瓜葛。因而,当我们了解到乐曲的谱写过程后,我们将埃米莉·豪厄尔的曲子称为“不错的音乐”,同时收回“情感、灵魂或深度”之类的一时之言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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