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哲学思考

人类在数字时代的经济模式中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争议的其中一方是持乐观态度的经济学家。他们深信，人类凭借聪明才智，必将挖掘出兼具成效性与治愈性的工作。他们通过令人耳目一新的归纳性论证列举出诸多案例，证明工作似乎会横空出世，以此佐证其乐观态度的合理性。他们援引了一系列历史案例，表明在技术性失业带来的痛苦滞后期，人们饱尝对未来工作的恐慌与绝望，但接踵而来的却是各式各样我们不曾有过，甚至是在它们问世前从未想象过的工作。我们将失去的工作与这些新兴的工作进行对比，并且展望未来。在我们的遐想中，随着机器的实力越来越强大，我们仍然能够找到人类建功立业的新途径。争议的另一边是悲观主义者。他们沉沦于数字技术集成包的改天换地之力。如果将其与唱衰人类工作的经济论调放在一起考量，我们便能想象，在兼具成效性与治愈性的工作闪亮登场之后，这些工作也会迅速被数字技术集成包横扫一空。我们认为人类应当置身于决策层的顶端，这种理念错在妄自尊大，我们总认为自己有能力做出比人工智能更英明的抉择。但其实，数字技术集成包的千变万化之力使其有能力扮演任何一种新型的经济角色。

那么在数字时代，关于人类能动性的问题，我们究竟应当持乐观态度还是悲观态度呢？有证据表明，对于个人而言，些许乐观偏差是有好处的。临床上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的人往往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更加真实客观的评估。如果乐观偏差是引领你自信穿梭于社交世界所要支付的学费，那么这笔学费似乎物有所值。但是，当涉及数字革命这个主题时，如果我们坚定地去“看到光明的一面”，那我们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我们最好以悲观主义者的身份来应对数字时代的不确定性。对于个体而言，乐观一些并无坏处，但对于人类共同体而言，悲观偏差通常更有益处。集体性悲观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有效手段，能够防止数字革命演变得比我们预想中的更糟糕。

那么，关于未来的看法上的分歧，我们该如何理性应对呢？传统做法是弄清楚谁是对的。你应当全情投入，着手厘清正反两方中论据更有力的是哪一方。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学术研讨。但是，当辩论中的辩手走出会议室，开始为那些可能受到这些辩题影响的人出谋划策时，这种方法就不太奏效了。对于数字时代的“工作即常态”前景，我们究竟该持悲观态度还是乐观态度，过早下结论将带来不少危害。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手中都既没有水晶球，也没有改装后能够实现时空穿梭的装置。在这种情况下，面向未来时，我们更为重视的态度应当能在最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抵御未来可能存在的噩运。

当你为居所购买防火灾保险时，你也会采取同样的做法。我的房屋位于惠灵顿，它已经矗立了100多年，从未遭遇过火灾。在不久的将来，它也不会毁于火灾，对于这一点我信心十足。屋子里有一处开放式壁炉，对于壁炉的使用，我和我的家人们十分谨慎，哪怕在最寒冷的冬夜也不会点燃。但是，我们还是购买了防火灾保险，并始终及时交纳保险费。如果我的房子从未承受过火灾带来的损失，那么这笔开销似乎是多余的。将这笔钱花在外出吃饭和看电影上岂不是更好？但是，这种看待保险的思路是错误的。只要你认为小概率事件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为这类事件投保就是明智的。当我购买防火灾保险时，我考虑的是发生火灾的概率。如果我将发生火灾的概率评估为零，那我不会购买防火灾保险。但假设我认为还是存在着不可忽略的概率，那我就要去比较防火灾保险成本与房屋失火可能带来的惨烈后果。如果相对于我的房屋的价值而言，保险费是昂贵的，那我也不会投保；但如果相对于房屋价值而言，保险费足够低廉，那么我就会选择投保。

将这种保险思维纳入悲观主义者与乐观主义者的争论之中对我们大有帮助。我们可以将悲观主义者的论调视为对未来各类风险的防范。在未来世界中，数字技术的高歌猛进极大地降低了人类能动性中所蕴含的经济价值，因而人类将无力找到工作。如果乐观主义者是正确的，那么宣扬这般脑洞大开的论调似乎是徒劳的。我们想象不到的炫酷工作终将闪亮登场。创意十足的悲观主义者大可不必思考该如何应对数字时代人类无业可依的危机，而是可以将想象力投入其他领域。如果人类并没有那么担心如何应对根本不会成真的危机的话，这些精力也可以被投入交响乐和电脑游戏的创作开发中去。

想一想《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中那个大喊“狼来了”的牧童吧。那个牧童厌倦了看管羊群的活儿，所以他决定找点乐子，大喊“狼来了！狼来了！”村民们连忙冲出屋外去赶狼，结果发现根本就没有狼。牧童如法炮制了数次，当最后狼真的来了的时候，谁都没有理睬他的呼救。狼驱散了羊群，只剩下这个牧童独自哭泣。

不难理解，这则寓言强调了说实话的重要性。要不是这位牧童几度撒谎，在他大喊“狼真的来了！”的时候，人们也不会袖手旁观。但是，对于扮演村民这类角色的人而言，他们从中也能习得一番道理。当看待尚无定论的观点时，我们不能过于自信地认为过去狼没有出现，它以后就一定不会出现。在早期的数次预警中，狼并没有出现这一事实似乎坐实了狼将永远不会出现的归纳性论调。随着狼一次次未现身，我们便愈发信心满怀地认为狼根本就不会来，但这并不能消除小心防范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在不影响其他关键任务的同时做好防范工作。这个牧童不应该谎称狼来了，但羊群受到狼患威胁的村民们也不应该认为，迄今为止狼没有出现就意味着无须为将来遭受狼群袭击而惶惶不安。惯常说瞎话的牧童应当受到斥责，但同样地，如果把狼赶走并不难做到，那么村民们就应当在每次听到“狼来了！”的呼救声的时候都应声而至并保卫他们珍贵的羊群。这则《伊索寓言》故事的传统寓意是“如果你一直编瞎话，人们此后便不再相信你了”，而我们还可以补充一条——“如果有人一直提醒你有坏事要发生，那你就考虑一下采取行动所要付出的代价吧，假如代价微小，就别被归纳性论调过分蒙蔽了双眼，从而什么都不做。”(www.xing528.com)

一些对技术进步持乐观态度的人会以1894年的“马粪危机”（Great Horse Manure Crisis）来论证对未来持悲观态度的愚蠢之处。在1900年前的每一天，在伦敦的街头巷尾都有50000多匹马在运人驮物。这些马排泄出了大量的马粪。1894年，关于马究竟产生了多少马粪，据说伦敦的《泰晤士报》（The Times）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50年后，伦敦的每一条街道都将被埋在深达9英尺^[1]的马粪之中。”我们现在回头去看，可能会心生好奇，为何这位敏锐的观察家会忽视汽车的问世。汽车的问世大幅减少了伦敦城中马匹的数量，使“马粪危机”变成了一个完全无须解决的问题。没有人愿意成为笑柄，就算嘲笑你的是你的子孙后代，这也丝毫无法减轻嘲笑带来的痛楚。

我力荐的保险思维则反映了针对“马粪危机”的另一种评价模式。19世纪90年代的伦敦人乘坐的双轮双座马车并不能穿越时空。或许有些人反应尤为灵敏，对于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卡尔·弗里特立奇·本茨（Karl Friedrich Benz）引领的汽车技术的进步了若指掌，他们也许曾经猜想过卡尔的发明将使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但他们也无法笃定。如果奔驰汽车排放的废气是有害的，汽车因此不能被引进到伦敦，那又当如何呢？保险思维关注的是，对于伦敦马粪日益堆积成山的问题，花些心思去寻求解决之道所需付出的成本是多少。对于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而言，思考如何定期清理伦敦街道似乎便是一种成本低廉的防范之法。

我们对保险的价值的衡量，并不是以它是否能够准确预测未来为依据，而是从成本角度出发。如果成本足够低廉，防范某些小概率灾难的险种也值得购买。一些脑洞大开的企图就如同廉价的保险费一般，替我们预防未来中的一种可能性：在数字时代，“工作即常态”图景将荡然无存。如果乐观主义者是对的，那我们便能高枕无忧。但这并不意味着，仅仅因为预想没有成真，悲观主义者提出对惨烈结局有所戒备的做法就是错的。如果我们不严肃思考如何应对全人类失业的未来，那么我们便低估了数字时代。我们企盼那些乐观主义者是正确的，这就很像那些断然不买火险的人指望着他的房子永远不要着火一样。

某些预言认为数字革命对于人类能动性蕴含的经济价值造成的威胁是此前所有的技术革命都不曾有过的，我们姑且假设这种论调是不实的。在一段“短暂性失调期”过后，新的技术将产生新的挑战和新的高回报性工作，这些挑战和工作在问世之前都是人们无法想象的。每项新进步将催生各色新型人类O形环。相较于被历史淘汰的工种而言，这些新工作更能激发人们产生心流状态。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会无限同情那些曾经陷于各类苦差事中无法抽身的劳动者，并为这些工作的不复存在而深感欣慰。我们会后悔自己幻想出了末日情境，预设了工作的土崩瓦解以及与之相关的另一番图景吗？如果我们将思考视为防范未来风险的投保行为，而它防范了一种未来的可能性——机器将更为出色地扮演每一种新型经济角色的话，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会后悔。那么，我应当如何看待多年以来为防范房屋火险所交纳的保险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笔钱打了水漂。但如果我将保险视为步入迷雾重重的未来世界的一份保障，情况就不同了。如果数字革命摧毁了诸多工作，同时创造出了一些新工种，但当由于这些工种的数量太有限，“工作即常态”标准无力维系下去时，这份保障便是我们为应对这种未来提前做好的准备。假如数字革命对“工作即常态”理念没有任何影响的话，我们将深感欣慰，但同时，我们也为在任何未来技术革命终止人类工作的可能性上的常备不懈而表示由衷的感激。“工作即常态”图景或许在数字时代能够一直保持生机，但这种辉煌在未来的一次次技术革命中是否都能上演？对此，我们并无十足的把握。到了以量子力学的伟大创造力为核心的技术时代，“工作即常态”图景还能继续呈现吗？

持续交纳保险费是为人类迈入迷雾重重的未来所提供的一份保障。因此，它体现着对人类工作的新可能性的一些创新性思考。有人认为，在专为机器设定的任务领域中，人类或许能够比机器完成得更出色。在此后的章节中，我的思考方向将偏离这一角度。在第二章中，我力证人类对于有思维能力的机器的探索远逊于其对能承担脑力工作的机器的探索。人类能在工作领域立于不败之地依靠的是人类最引以为傲的能力——思维能力。数字革命时期最强大的脑力劳动者也不可能成为“心灵俱乐部”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