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集成包：改变旧有商业形态的力量

或许，数字时代的经济模式始终需要人类的参与，但我质疑O形环生产函数是否能为千方百计向未来雇主展现自身存在价值的人类带来稳定的工作。奥特尔的理论适用于生产链条中的“角色作用”而非证明各类角色（不论是人类还是机器）能“安居其位”。要改善人类所负责的执行环节，有两种传统的做法：要么提高现有人类劳动者的技能水平，要么雇用技艺更高超者取而代之，其结果都将是留在生产链条中的人获得的酬劳更加丰厚。但是，要改良生产链条中的同一环节还有另一个途径：以更高效、更廉价的机器替代人类劳动者。认为人类将完全退出生产链条的理念是错误的。人类的聪明才智让我们总能发掘出额外的施展空间。但是，随着这些新兴施展空间存在的价值得到深度展示，一种强烈的经济激励也应运而生，这种激励驱动着人们以无所不能的数字技术集成包来取代人类劳动者。我们知道工业革命与数字革命不可等量齐观。相比在数字经济的生产链条中寻觅到新的工作角色的人类劳动者而言，19世纪早期工厂领班体会到的工作安定感要强烈得多。因为改良过的动力织布机并不会取代工厂领班。

通过归纳总结而形成的乐观主义态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数字革命中的机器拥有引领人类走向新兴工作阵线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数字技术是能够改天换地的，而工业革命不能。动力织布机让手工纺织工丢掉了饭碗，但它却不能与工厂领班再较高下。然而，能进行脑力劳动的机器却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一直为人类劳动者设定新任务，因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潜在的人类工作岗位是有限的。但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创造出数字革命带来的机器无法更出色地完成的新任务。机器学习的进步终将见证各类进行脑力劳动的机器的诞生。机器学习的改天换地之力也意味着，即便我们能构思出形形色色更加契合数字技术集成包的新工作，但想要防止数字机器更出色地完成这些工作也非易事。

乐观主义者认为工业革命时期关于工作的种种悲观预言与当前关于数字革命的悲观展望如出一辙，但它们之间其实有着天壤之别。工业革命创造出的工作远远超乎那个年代的人类的想象。但是当时的人们仍然希望未来能有许多适合人类从事的工作，这一点在当时也能找到有力的佐证，因为那时的许多工作不可能借助动力织布机或工业革命时期诞生的其他技术来完成。即便是干零活儿的手工纺织工也能轻松地细数出那些不会被工业革命引领的各类自动化浪潮威胁到的工种。手工纺织工的儿子或许会因为思虑不周而干上手工纺织的营生，但可以预见的是，给企业管理账目、参军入伍、打工帮佣之类的可备选的工作也会长期存在，没有任何蒸汽机能完成这些工作。但计算机的无所不能却拓展了当下技术变革引发的焦虑感所波及的范畴。在21世纪初期的数十年中，父母不会过分忧虑，担心他们的孩子无法继续从事家族传承的工作。他们会绞尽脑汁地预测、构想数字时代中可从事的工作。工业革命中存在着诸多未受到蒸汽动力或其他辅助技术威胁的工作，这振奋了人们对于未来工作的信心。但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集成包却不符合人们对数字时代中人类工作的期望。

我们应当了解技术进步对现今的就业模式所造成的影响，经济学家的推测的参考价值是有限的。在第一章中，我们发现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相关差别会降低经济学家的归纳推理的可信度。支持这类关于当下经济走势预测的数据便忽视了数据与人工智能之间的新颖组合所催生的变革。某些阐述与见解或许能透彻地分析各类趋势，但它们对数字革命所带来的变革却根本未加考量。反映自动化对工作最新影响的经济数据无法体现数字技术将带来的变革。

关于技术变革对就业产生的影响，戴维·奥特尔与戴维·多恩（David Dorn）的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质疑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观点——技术变革对技术更娴熟，因而能更好地利用新技术的人有利。根据他们的说法，“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假说”未能充分论述在技术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式中显而易见的两极分化现象。技能精进者的就业率与薪酬固然有所增长，但技术含量相对低的服务岗位的就业率与薪酬也同步增长了。奥特尔与多恩将服务岗位定义为“包含协助他人或照顾他人等事项的工作，例如餐饮服务业的从业人员、保安、门卫、园丁、清洁工、家庭健康护理人员、保育员、理发师与美容师以及娱乐行业从业者等”。我们给这种假说换一个标签并称之为“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假说”后，便能更好地解释这一现象。多恩写道：“在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模式中，计算机对劳动者造成的影响不是基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而是基于他们的工作内容。”奥特尔与多恩推测，造成这种两极分化现象的原因就是自动化。许多中等收入的工作都在渐渐实现自动化。我们已经了解，相较于人类，机器在完成会计领域的脑力工作时更出色，成本也更低。但是位于顶层与底层的工作则不容易受到自动化的影响。

多恩强调了酒店工作的特征，这些特征是自动化很难取代的。酒店客房的清理是重复性劳动，但根据多恩的说法，这种重复性劳动并不能转化为可通过计算机编程完成的常规动作。他说道：“如果说酒店清洁是一份常规工作，那么每间房间的清理都要精确遵循标准工作步骤，工作人员需完成统一的肢体动作。但实际上，每位客人退房时，房间的状态都会有所差别。除了干净程度不一样之外，对于毛巾、枕头、浴室用品、钢笔与其他属于宾馆的物品，每位客人在离开时都会放在房间内不同的地方。”多恩随即又说：“对于一个机器人而言，想要找到并识别出所有属于酒店的物品，评估它们的洁净程度并采取恰当的方式进行清理或替换是十分困难的。相对于人类来说，机器人的身体适应性通常是极其有限的，它们不能抓握或清理形状各不相同的物品。”(www.xing528.com)

如果利用数字机器来打理酒店，那么它们就不能按照人类的做法来完成工作。如果不同的企业想实现酒店工作的自动化，它们就得找到不同的办法去实现。

历史上有许多先例表明技术进步打乱了人类熟悉的工作模式。在工业革命之前，许多生产工作是由劳动者居家完成的。商业雇主备好材料，将其交给乡下的劳动者，这些劳动者一般居家完成作业，随后再由雇主将成品运送到委托人手中。我们很难看到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的发明对居家式工作能产生哪些积极的影响。无论是托马斯·纽科门还是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都会对发明可以居家安装使用的小型蒸汽机束手无策。蒸汽机的发明要求人们停止居家工作，转而去工厂工作。我们可以预期，数字革命的生产中心也将发生类似的改变。

在亚马逊的运营中心，我们可以看到，在实现工作与工作环境的“非人性化”以更好地满足数字机器的需求方面，我们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马库斯·乌尔森（Marcus Wohlsen）在《连线》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指出，亚马逊的运营中心并不是按照符合人类逻辑的组织模式构建的。与亚马逊的组织模式不同，百货商店的物品分类方式要迎合的是消费者的心理预期。如果你想要购买跑步短裤，就在运动服饰这一类中寻找；如果想给孩子买生日礼物，那就在玩具区搜索。要设计出一款能够与消费者的搜索能力相匹配的机器人，其难度不小。在亚马逊的运营中心，物品分类存放的方式与人类惯用的分门别类法大相径庭。物品的代码都储存在运营中心的计算机中。乌尔森说：“……与杜威十进分类法不同，这些代码不会标识房间内所存放物品的种类。物品仅仅是按照适合存放的货架来进行分类的。为了存取方便，同类的东西会被放置在仓库中的不同地点，工人不必走得太远就能找到其中一件。”亚马逊的计算机精确地知道每件物品所在的地点。它们无须通过以下步骤来定位网球的存放地点——“网球属于体育用品，所以一定被存放在体育用品区”。对于在寻找男士短裤时第一反应就是搜索男士服饰区的人来说，这些物品的存放地点毫无逻辑可言，但只要亚马逊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将工人视为“生物无人机”来使用，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很显然，亚马逊的下一步动作就是要用基瓦（Kiva）机器人来替代这些工人。亚马逊渐渐地不再过多地利用人类劳动者相对于基瓦机器人所凸显出的优势。面对百货商店的布局，基瓦机器人会手足无措，但对于亚马逊运营中心的非人性化布局模式而言，它们可以无障碍适应。数字革命正在将许多工作地点的环境变得对人类十分不利，就如同温度升高的珊瑚海，其气候环境也变得渐渐不利于珊瑚礁的生长一样。

编程设计一款工业机器人来为刚刚退房的酒店客房做清洁，其任务量看似确实不小。对于酒店而言，其难度在于客房的变化，客房的布局既要达到客人对房间的心理预期，又要满足当客人离开后，进入房间进行打扫的清洁机器人的需要。酒店既要迎合客人的心意，要容忍他们随心所欲地将房间弄得杂乱无章，又要探索各类途径去引导并鼓励客人以清洁机器人能够应对的方式制造“杂乱”。因而，酒店将借助机器学习从数百万位酒店客人造成的凌乱不堪的局面中寻找规律模式。要谨记，我们无须设想一切酒店工作都由机器人完成，因为对于作为就业流向的酒店行业而言，这将带来各类大问题。想象一下，当清洁机器人无法通过导航安全地往返于酒店的各大走廊之间时，它们就需要人类雇员将它们搬进每个房间。机器人的普及将导致酒店对人类雇员的需求量减少，对于“工作即常态”理念而言，这将又是一记重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