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纳」出来的经济乐观主义

推崇乐观主义的归纳论证取自许多技术进步的历史实例，这些进步淘汰了一部分工作，但同时却创造出了更多更好的职业。我们知道被技术革命摧毁的是什么样的工作，但至于取而代之的究竟是什么新岗位，我们却毫无头绪，因此，我们的焦虑感便油然而生。但我们应当坚信新型工作一定会应运而生。凯文·凯利指出，“今天，我们大多数人正在从事的工作对于19世纪的农民而言都是匪夷所思的。”新型的技术集成包会创造出从未有人构想过，甚至或许是超出所有人想象的新型工作，这一直是一个颠扑不破的规律。1万年前，身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狩猎采集者在面临农耕定居生活开始大行其道而自身生活方式逐渐分崩离析时，他们的内心一定充满了绝望。我们可以想象，当他们偷偷窥探新石器时期的定居生活时，定会对这些居民如此不成体统地在土地中四处刨食的行为感到震惊。但许多狩猎采集者的子孙最终却成了心满意足的农民。

工作的消亡与诞生之间存在一个令人痛苦的滞后期。技术进步造成技术性失业。1930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发表了一篇文章，将技术性失业定义为“由节约人力的生产方式的诞生速度超过了人力新用途的发现速度造成的失业”。凯恩斯随即指出，这个滞后期只是“一段短暂失衡期”。新技术的引入带来的经济增长将会创造出新型工作。

预言新型工作必会如期而至并不是要抹杀这段“短暂失衡期”所造成的伤痛。有人穷其一生从纺织学徒做起，经过不断进取，成为熟练的纺织工，最终蜕变为纺织高手，他绝对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删除自己脑海中关于手工织布技能的相关记忆，转而记住新型工厂中轮班主管的信息。但是，“短暂失衡期”却实实在在地限制了痛苦所波及的范畴。手工纺织工的子孙带着崭新的意识来到世上，已经准备好要内化适应工业经济所必需的知识。许多过渡期都是阵痛期。迁居到新土地的移民要挥别熟悉的景象、乡音和乡味。他们要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承受新住地原住民的猜疑。但是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却往往认为过渡期是弥足珍贵的。只要能够高瞻远瞩，我们看到的便是长远的利益而非短期的煎熬。青少年时期是人类成长过程中的过渡期，充满了窘迫与尴尬，但大多数人却为能安然度过这一阶段而心生欢喜。我们同情工业革命时期的纺织工，但绝大多数人也为自己不必成为手工纺织工而深感欣慰。

我们要谨慎，不要被扭曲而盲目的怀旧情结所左右。大多数重现美国内战情景的演员会因为射向他们的并不是真正的霰弹而庆幸。同样，如今许多以手工纺织为业余喜好的人也喜笑颜开，因为他们不必巴巴指望靠销售手工制品来供养子女。或许到了数字时代，有人会以填写财会电子表格为乐而对残酷的现实浑然不知，无法理解其他人要靠着修整与维护电子表格才能付房租或给子女交学费的艰辛。在机器的能力不断升级的年代，人们对自己的职业前景感到忧心忡忡，于是不禁对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中的工人表示同情。但是，假如他们静心沉思一番，恐怕就鲜有人希望政府出面倡导重新打造以手工织布机为核心的纺织业。

这些归纳论证能带我们看到我们的想象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对于技术进步能够凭空创造出工作的趋势，近期便有实例可证。在计算机面前败下阵来而丢了工作的人或许难以想象出未来工作的真实模样，但归纳推理则告诉我们，这些工作必将出现。20世纪90年代，人们就了解了计算机和网络，但如若跟他们说，在未来，公司将提供全职工作岗位，让他们管理自己的社交媒体——想方设法让别人在脸书上点“赞”以及在推特上进行专职写作的话，他们很可能听得云里雾里。

乐观主义者企盼我们能如应对工业革命时期的机器一般，再次成功化解危机。他们相信人类能动性永无疆界。随着机器的能力的升级，人类总是能站在新兴领域的前沿。就算丢掉了旧饭碗，我们也能找到更具挑战性的新工作。不出40年，我们便会用怜悯的目光看待现在的这些工作者，他们为求生计，无奈地从事着如今机器就能超高效完成的工作。如今，我们会惧怕服务岗位与长途卡车驾驶工作像预料的一般消失，但我们的子孙将从事我们无法想象的工作，而他们会因为终于不必疲于应付对故障产品千篇一律的投诉或是在18轮卡车的方向盘后面耗费许多时光而心存感激。

凯文·凯利从归纳论证中提炼出了以下建议：(www.xing528.com)

我们要让机器人来接棒……它们将从事我们一直在做的工作，而且完成得比我们要出色得多。它们还能完成我们根本做不了的工作，完成那些我们从未想象过竟然需要被完成的工作。它们能帮助我们发现属于人类的新工作，以及能够拓展人类能力的新任务……这是大势所趋。让机器人接手我们的工作，让它们帮助我们尽情畅想意义非凡的新工作吧。

在忙于羡慕子孙后代在数字经济时代将会从事的优越工作之前，我们应当思考一下，这些工作是否有可能不会成为现实。

经济学家戴维·奥特尔提出了“O形环生产函数”理论以支持归纳论证所佐证的观点，并说明了人类在数字革命时期的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即便当我们无法想象这些角色身份时，我们也应当自信地认为它们必将存在。“O形环生产函数”最初由迈克尔·克雷默（Micheal Kremer）描述，其名字缘于“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组件。1986年，由于一枚O形环发生故障，“挑战者”号在发射升空后不久便发生爆炸。因而，我们用O形环生产模式形容一种协同生产过程，在生产链条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差错都会导致整个生产过程毁于一旦。如果生产链条中其他环节的可靠性不断增强，那么对剩余的可靠性较弱的环节进行改进的价值也将攀升。奥特尔解释道：“当自动化或计算机化让劳动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变得更加可靠、廉价或快速时，此生产过程中其余人工环节的价值也将得到提升。”随着身边机器的性能不断跃升，余下的人类劳动者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根据奥特尔的说法，对于有技能在身并能够成功嵌入数字经济生产链条的人来说，这将是一个工资收入不断提升、工作条件日益改善的过程。在操作并保养数字经济中高度复杂的机器所需要的技能领域，我们看到了奥特尔模式成立的佐证。数字经济时代的软件工程师获得的薪资将高于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工人。比起更换纺纱机的破损部件，给遭到非法入侵的计算机网络打补丁在技术上的要求更高。

在数字经济时代，也许真的存在人类O形环，但至于充当数字经济O形环的人类劳动者是否能够因此而获得高收入，我们便不得而知了。我们或许可以断言，人类的贡献在数字经济时代生产链条中是不可或缺的，但我们不能笃定地认为做出贡献的这些人一定收入丰厚。目前，人类医生是医疗健康服务的重要提供者。人们对于医生的高薪金的认可建立在一种共识上：医疗专业知识很难获得。鲜有人能像心脏病专家那样完成繁重的训练。安德鲁·麦卡菲与埃里克·布林约尔松的预测呈现了未来医疗领域的人类O形环所肩负的责任。他们承认，医疗诊断过程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规律模式的匹配过程。“如果世上大多数医学专业学科中，例如放射学、病理学、肿瘤学等，最杰出的诊断专家还不是数字机器，那也将很快就是了。”但人类是诊断程序中必不可少的一环。麦卡菲与布林约尔松随即说道，“大多数患者……并不希望自己的诊断结果出自一台机器。”患者同样需要有人鼓励他们遵循具有挑战性的治疗方案。或许，人类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医疗领域的确是至关重要的存在。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充当O形环的人类劳动者究竟能获得多少酬劳呢？他们大概无法拿到像如今的放射学、病理学或是肿瘤学专家一样高的酬劳，其原因很简单：很多人都将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当一台精确度极高的糖尿病机器人已经告诉你某些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得并不理想时，你也就无须经过数十年的训练才有资格敦促糖尿病患者加强血糖测试。在数字时代，更大比例的医疗预算将向这些技术的提供者（机器）倾斜，而不是向与它们共事的人类倾斜。

O形环生产模式或许无法证明数字经济时代的人类劳动者一定能获得丰厚的酬劳，即便我们认定人类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或许，奥特尔认为，论证了人类在数字经济时代生产过程中的确举足轻重便是一种成功。但在接下来的小节中，我将质疑这种想法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