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的成效与治愈：数字时代的探索

在此，厘清深陷危局的究竟是什么十分重要。我并非在为具体的几项工作甚至是具体的几类工作发声，而是要让“工作即常态”继续根植于数字时代。在21世纪初期的数十年中，工作是人类的常态。工作即常态，那么人们对于离开学校后便参加工作的预设也就合情合理。他们将通过为社会添砖加瓦维持生计。即便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年代，“工作即常态”这一理念也从未消失。假设你所处的社会中有30%的劳动者无业赋闲，那么在位的政客很可能会面临猛烈却合理的口诛笔伐。但即使如此，你身处的社会所秉持的理念仍是“工作即常态”。在这种社会中，父母会为子女的工作前程担忧，这不足为奇。但是，还有70%的劳动者在岗工作则意味着，对于这些父母而言，他们在抚育子女的过程中怀抱着儿女们也能顺利找到工作的愿望也是自然而然的。这种社会中的学校会教授孩子们参加工作并从中脱颖而出所必需的技能。如果到了数字时代，你非得成为拉里·戴维（Larry David）、奥普拉（Oprah）、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或是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之类的著名导演或演员，并认为这才算一份工作的话，“工作即常态”理念也就荡然无存了。

若是要让“工作即常态”理念存续于数字时代，我们便要寄希望于有足够多兼具成效性与治愈性的工作存在。我所谓的“成效性”是指这些工作不应当隶属于数字时代某些社会为人类硬性安插的空闲岗位，人类劳动者要做的也不只是拿着写字板，核查在设计之初精确度就高得惊人的机器的产量。商业雇主雇用人类劳动者是受到了经济利益的驱动，他们一定会时常考量用于实现自身目的的机械化模式，并评估雇用人类劳动者是否划算。我所谓的“治愈性”是指数字时代的工作应当有助于实现高水平的幸福感，而不是像那些反数字乌托邦理念中描绘的那样，人类劳动者要忍受恶劣的条件与微薄的薪资，在绝望中试图在酬劳上与机器一拼高下。

工作应当是具有治愈性的，这一理念似乎与经济学家对于工作的阐释相左。他们认为工作具有负效应，而获取薪金则会带来正效应，因此，负效应的存在是客观合理的。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Mihaly Csikszentmihalyi）与朱迪思·勒菲弗（Judith Lefevre）对于劳动者从工作中获得的价值感进行过一番引人入胜的描绘。他们质疑了“休闲是使人愉悦的”与“工作是令人不悦的”两者之间的简单的两分法。在一项有关人类对休闲活动及工作的态度的研究中，契克森米哈赖与勒菲弗发现，与众所周知的观念相反，“无聊”这一特征在休闲活动中体现得更为鲜明；与经济学家的描述不同的是，“愉悦”这一标签竟然在工作中体现得更为显著。契克森米哈赖与勒菲弗称其为“工作的悖论”。他们提出了一种心理机制，用以阐释工作带来的愉悦感。契克森米哈赖在其论著中经常提到“心流”（flow）这一概念。心流概念表明，“当一个人认为环境中包含足够多采取行动的机会（或挑战），同时个人也具有采取行动的能力（或技能）时，体验是最积极正向的。当挑战和技能都达到高值时，这个人不仅在享受当下，同时还能继续拓展自身能力，有可能学到新技能，增加自豪感及个体复杂性。”当一个人体验到心流时，他通常会产生忘我情绪，完全融入所参与的活动中。正是由于在各类环境中操练技能所带来的忘我感使心流的状态尤为令人愉悦。显然，并非所有的工作都能够创造心流体验。那些由简单的重复性任务构成的工作不太可能创造心流体验。如果契克森米哈赖与勒菲弗对于工作愉悦感的论断是正确的话，那么数字时代的治愈性工作就不应该将人类劳动者当作廉价的写字板分类员来差遣。数字时代的人类工作不仅应使人类得到合理的收入，并且应当是可以为人类带来心流体验的。(www.xing528.com)

“工作即常态”保卫战需要我们为数字时代创造出数量充裕、兼具成效性与治愈性的工作。数字时代的父母或许对于他们的子女将选择从事的工作一无所知，但他们心中应当怀揣着切实的期盼：在各类强大的数字技术层出不穷的社会中，他们的孩子能够找到兼具成效性与治愈性的工作。我们决不能重蹈20世纪90年代初那些顶级象棋大师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