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革命对人类产生的深远影响：从数据到人性的重构

在第一章中，我呈现了人类对数字革命的宏观展望。我提议将数字革命与其他几次被公认为人类历史转折点的技术革命，即新石器革命与数次工业革命放在一起，同等看待。21世纪20年代还不是评说宏观历史意义的黄金时刻。我们几乎对一切数字产品都感到极度兴奋，稍有不慎就会夸大计算机的影响。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认为数字革命将不会达到它的狂热拥护者的心理预期。他将数字革命与以电能和内燃机为核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进行了对比，并表示，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衍生的进步“几乎涵盖了人类需求的各个方面，包括食品、服装、住房、交通、娱乐、通信、健康、医药和工作环境等”，而数字革命的影响却主要局限在娱乐和通信技术上，没有第二次工业革命对人类和经济的影响广泛。我认为戈登低估了数字革命的影响。据预测，人工智能将被应用于海量数据的分析，这表明人工智能对除娱乐和通信技术之外的其他方面也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在第二章中，我聚焦于人工智能。人工智能领域的目标看似一目了然，其中就包括致力于打造拥有思维能力的机器。我认为人工智能领域已经形成了分裂的态势。我们能清晰地分辨出打造以下两种机器的不同动机：旨在打造拥有思维能力的机器的哲学动机，以及意在制造用于完成脑力工作的机器（让机器来完成人类使用脑力完成的工作）的实用动机。哲学动机最初是由人工智能的天才创始人艾伦·图灵提倡的，如果要拍摄一部电影，这种动机将是绝妙的设定。但在21世纪初期，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的关键词是“实用性”。实用主义者正在研制比人类更擅长脑力工作的机器。当这种哲学动机与实用主义目标——打造能够发掘数据内部蕴藏的财富并解决人类面临的高阶挑战的机器——同时摆在我们面前时，图灵缔造拥有真正思维能力的机器的梦想便沦为了陪衬。

在第三章中，我的着眼点从人工智能领域转向了人工智能实现脑力工作的核心——数据，并验证了网络流行用语“数据是新型石油”中蕴含的大智慧。数据是数字革命时期最耀眼的财富。企业持有的数据在决定它们的市场价值评估方面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前几次技术革命特有的财富载体，例如土地或石油。我认为，我们中的一些人对于这种新型财富的理解有些后知后觉，这会让这些人在与对数据价值的认知更为透彻的人打交道时落于下风。所以，当我们将自己的数据拱手转让给谷歌、脸书和基因检测公司23and Me的时候，我们便有几分像20世纪初期的得克萨斯州的农民，他们为了到手的一些蝇头小利就欢天喜地地把土地的石油勘探权卖出去了，因为石油勘探权对于农民而言也没有什么用处。我仔细思量了“信息渴望自由”这句话中蕴含的中肯道理。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凯文·凯利（Kevin Kelly）和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期盼，在未来，数据不再被把控在少数人手中，而是人人都可以加以使用。我建议将这种说法放在更宽泛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考量，在这个环境中，有不少人靠着坚定地维护数据的独享权而发家致富。我思量过雅龙·拉尼尔（Jaron Lanier）提出的建议：我们应当针对使用我们数据的行为收取一定的小额酬劳，这些小额酬劳的资金流将流向互联网内容的原创者。但我质疑这种想法的实际可操作性。

在第四章中，我展示了数字革命对人类能动性造成的威胁。说得直白一些，数字革命对人类能动性的威胁就在于它对我们手中饭碗的威胁。数字革命带来的超级脑力工作者降低了人类能动性中所蕴含的经济价值。如果一项工作，机器能完成得比人更出色、更节能，那为什么要花钱请人去做呢？在数字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人类能动性的贬值已经有了不少的前车之鉴。我斟酌了许多经济学家和技术评论家提出的聚焦数字革命乐观论的归纳型案例。我们很难想象出，究竟什么样的工作将在数字革命中应运而生，但若以过往为鉴，我们可以认定这些新型工作一定会诞生。会计师和服务员的子孙可以长舒一口气，他们终于不用靠着往电子数据表里敲数字或是伺候别人用餐来谋生了。但是，我个人不赞同这种乐观主义态度。虽然数字革命会带来人类可以胜任的新经济角色，但数字技术瞬息万变的超能力很快就会让所有新工作都消失殆尽。支付给人类劳动者的酬劳将造就一股强大的推动力，这股力量会激励着人类去研制更节能、更高效的数字替代品。一个新角色的经济价值越高，通过实现自动化将其取代的动力就越大。

对数字革命看法不同的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之间展开了一场争论。我认为，我们应当以悲观主义者的身份来应对工作自动化的挑战。乐观主义是个人面对人生挑战时采用的一种治愈性手段，但是，对于迎接数字革命挑战的人类共同体而言，这种手段却是下下之策。比起聆听经济学家在靠归纳法推演出的乐观主义精神中传递的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信息而言，多去倾听悲观主义者的预言能让我们更好地面对一个祸福难料的未来。

在第五章与第六章中，我旨在为数字时代的人类工作者开拓可行的安全区。至此，我们已经从效率的角度出发将人类与机器进行了对比。效率以产出为焦点，而为了提高效率而采用的方式和手段只有与产出直接挂钩时，才会被纳入考量。我们对于高效率的痴迷追求最终可能将把人类逐出经济舞台。另一个可以跟效率相提并论的价值是人性。人性为先的价值观使我们倾向于经由人类之手来实现目标的方式。人性在人类最重要的关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现在有很多科幻作品描绘了下列场景：机器取代了人类恋人的位置，成了人类谈情说爱的对象。机器高效地做出了一切与爱情相关的举动，但它们的精神世界如何呢？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即便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自身对于人性的热爱，我们还是将这种对于人际交往的体验的热爱带入了工作领域。我们认定，给我们清理伤口的医生、为我们调制浓缩咖啡的咖啡师与拍板制定社会最低薪酬标准的政客与我们一样，都是拥有精神生活的。这些人跟我们一样有七情六欲，都是“心灵俱乐部”中隶属于人类分会的成员。我们当然也看重这些领域的效率。当咖啡师忘了我们点的单，或是护士弄错了该往我们胳膊上注射的药物时，那也是糟糕至极的，但我们还是倾向于在继续保留人力的基础上来解决效率低下的问题。当听说人类护士有时会给患者拿错药时，我们不会力求以机器取而代之，而是想借用机器来辅助护士工作以纠正这些差错。我们要消灭误差，提高效率，同时保留绝对的人类参与度。

我们要向着社会-数字经济进军。这种两分式经济的远景将使人类工作者从非社会性领域中慢慢隐去。机器会替人类驾驶飞机或进行微创手术，而人类则会在以人际社交接触为中心的领域中一如既往地扮演至高无上的角色。在许多情况下，强大的数字技术还将助人类一臂之力。但我们有理由认为，就重要性而言，这些数字技术的贡献远不如人力的贡献。我们在获得服务后，会向提供这项服务的人类团队成员而不是机器表达心中的感谢之情。(www.xing528.com)

我们要明确肯定，社会-数字经济中的社会范畴涵盖了借由人力完成能达到最佳效果的各项工作。那么，我们可以自信地认为，未来一定存在足量的工作，并且它们能够完全吸纳从非社会岗位上淘汰下来的众多劳动者吗？我的答案是，我们“应该”做到这一点，而不是预言这些岗位“自然而然就会有”。如果我们不去创造这些工作，它们就不可能存在。科技发达社会中存在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就是社会隔离。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的生物。在人类进化的先决条件中就包含了个体与群体中其他人之间的持续性接触，但我们现今营造出的社会环境却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绝与疏离。孤独的人痛苦倍增，甚至英年早逝。但是，社会-数字经济将以人类的社交属性为核心，创造出新型的工作，而我们将在以满足他人的社交需求为目标的工作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一席之地。

社会-数字经济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吗？在第七章中，我将就人类应当如何理解去打造能让我们完美步入数字时代的社会-数字经济这种使命感提出建议。我绝对不是在预言社会-数字经济一定会诞生。对于人类而言，阻力最小的发展道路通往的是反乌托邦社会，在反乌托邦社会中，一小部分的精英阶层拥有所有机器，因而也就自然而然拥有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财富，其余的人只能生活在贫困之中，过着毫无意义的日子。我提出的社会-数字经济是一种理想，一种即便我们知道实现起来会遭遇千难万阻也将竭尽全力去实现的理想。

另外一种与我的提法相左的理念源于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或许，在数字时代，实现这种极致的社会经济的梦想令人神往。但是，这种社会化模式真的行得通吗？有些评论家寄望于一个“没有工作”的未来。他们号召建立全民基本收入体系，将效率不断提高的机器创造出的部分财富重新分配给无须工作的大众。但是，本书信仰的是一个“存在工作”的未来，因为优质的工作能带来社会效益，产生治愈性效果。我们也许会抱怨，有些工作不太体面，而且单调乏味，但我们抱怨的是“这样的”工作，而不是“工作”本身。社会-数字经济的社会范畴涵盖的新型工作不一定会存在当下许多工作中那些令人不悦的方面。这些新工作应当能迎合我们的社会属性，也不具备许多因机器高效性与日俱增而首先面临威胁的工作所具有的令人不悦的特点。

在第八章中，我就如何让数字时代变得更温情、更人性化提供了一些实用建议。身处超级数字技术时代，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来捍卫我们的人性呢？

在第九章中，我将一些知识脉络融合在一起并表达了我的强烈愿望：人类的下一个纪元不再是以主导的技术集成包来命名，而是要在名称中凸显我们人类共有的社会属性。人类将会从容地从后工业时代退场，经历数字时代，最终迈入一个社交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