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未来社会前行之路

我撰写本书的目的在于描述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人类的能动性在数字时代得以延续。我们该怎么做才能不从自己书写的故事中消失呢？我可不敢声称我拥有水晶球，可以让我预知数字时代的未来，但我能够预测的是，数字革命将会彻底重塑“工作”这一概念，重新设定人类能动性的发展方向。这一点我们基本上无力改变，但我们可以影响它重塑“工作”，以及其重设人类能动性的方式。本书呈现了对于未来社会形态的构想，在未来，人类成员已经摒弃了宇宙无关论（cosmic irrelevance）。我们选择保留人类的参与和贡献并不意味着要舍弃数字革命所创造的技术奇迹，而是要认真思考究竟要将哪些人类行为领域让渡给机器。

脱胎于数字革命的社会应当是围绕着所谓的社会-数字经济而构建的。这些经济形式主要由两种核心价值观截然不同的经济活动构成。数字经济的主要价值观是效率为先，以产出为焦点，只有当手段与产出直接挂钩时才会将手段纳入考量。某个流程比另一个流程效率高，可以是因为产量更高，或是成本更低，又或是所需要的原材料更少。社会经济的主要价值观是人性为先，这是人类出于对像我们一样拥有意识的生物的偏好。我们更愿意跟能与我们情感共通的生物打交道，我们享受来自“心灵俱乐部”的志同道合者的陪伴。“心灵俱乐部”这个说法源于心理学家丹尼尔·韦格纳（Daniel Wegner）和库尔特·格雷（Kurt Gray）。他们将这个词定义为“一群特殊的能够思考与感受的实体”。当我们听说某条章鱼居然有意识时，我们就会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我们不禁会遐想，章鱼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它的感受又是如何的。平板电脑令人沉迷的地方有很多，但它们无法在这方面打动我们。我们对“心灵俱乐部”中隶属于人类分会的成员，那些与我们心意相通的生命倍加关注。

这种对于“心灵俱乐部”中志同道合者的偏好是在个体层面上发挥作用的——它引导着我们选择爱人和朋友。同样，这种偏好在工作领域也在发挥作用。我们如果认真思索一下，就会发现我们同样希望咖啡店的服务员、医院的护士也能与我们心有灵犀。当低效的人力误入重视计算机技能的经济领域时，我们要义正词严地将其剔除，但当数字技术越界来到明确的人类活动范畴时，我们也要有勇气对它们说不。我们应当审慎地看待这种提法：人工智能的进步很快就能让人类社会中充斥各色的拥有人类情感与思维的机器。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契约应当是，人类做好以情感为核心的工作，而机器承担数据密集型的与情感毫无瓜葛的任务。

社会-数字经济是一种根据人类史前文明的种种形态塑造的人类未来观，其旨在还原采集社会的某些生活风貌。高效的数字技术的发展将不再需要人类继续从事与其他“人”打交道的工作，人类将可以自由地在高度繁荣的社会经济中择业从业。

这种高度繁荣的社会经济能够治好我们当下突出的一大弊病——社会隔离（social isolation）。现在，许多富有的人都是缘于他们对于自身社会属性的否定而发迹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心理学家约翰·卡乔波（John Cacioppo）和威廉·帕特里克（William Patrick）将此称为“内在固有的群居属性”。他们解释道，如果给某个智人（Homo Sapiens）圈定一块封闭的地，那么“他将无法独立地在该地生活，就像一只帝企鹅无法独立生活在炙热的沙漠中一样”。卡乔波和帕特里克说道，“作为具有内在固有的群居属性的物种，我们人类不仅需要抽象意义上的归属感，还需要真真切切地聚在一起的真实感受”。这种“内在固有的群居属性”是进化的产物。在新石器革命之前，狩猎采集是人类普遍的行为，这是一种社会现实。采集者们彼此相互依赖。他们的居所通常是临时的，没有将其家庭成员与外界隔开的永久屏障。此外，他们共享食物。与群体隔离可算是当时最恐怖的事情了——被群体驱逐基本上就意味着死亡。

我们携带着这种采集者的社会群体性在我们的情感与心理上留下的星星点点的痕迹，走进了高科技时代，但是，许多与这种属性相伴而来的需求却没有得到满足。卡乔波和帕特里克说道：“西方社会已经将人类的社会群体性从‘不可或缺’降级为‘可有可无’。”他们指出，我们可以从心理健康方面的统计数据中看到这种降级带来的影响。如今，人与人之间的疏离造就了痛苦，缩短了人类的寿命，社会排斥感会以愤怒或暴力的形式宣泄出来。

科技的进步更是为社会群体性的降级火上浇油。原始采集者相对低下的科技水平意味着，他们能否生存取决于自身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如何。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在他那本反映美国人逐渐从政治、社会活动中抽身的重磅著作《独自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一书中写道：“粗略数据显示，通勤时间每增加10分钟，人们对群体事务的参与度就会下降10%——出席公共会议的人减少了，设立的委员会变少了，愿意签署请愿书、参加教会礼、参与志愿活动等事务的人也越来越少了。”通勤是汽车的产物，而汽车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发明之一。拥有了汽车的劳动者无须挤住在工作地点附近的狭小空间中。他们可以选择到各郊区居住，从郊区出发去上班。在郊区应运而生之时，人们还不清楚他们之后在上下班高峰期需要在行进缓慢的交通工具中挤多久，并且是一路孤单前行。

我们为某些由数字革命引入的技术所起的名称在暗示着我们的社会群体性或许能得到部分恢复。“社交网络技术”这个名字中包含了“社交”二字，这并不是无心之举。脸书（Facebook）的功能在于联系与分享，而增加联系是互联网存在的根本宗旨之一。但是，数字革命造就的五花八门的联系方式赋予我们的并不是原始采集者所拥有的面对面、赤裸裸的社交互动。以技术为媒介实现的联系并不是那么直接。这种联系过滤掉了原始采集者在社交上的诸多标志性特征。微笑的表情符号表达不出赞同某个提议时露齿一笑的深意。我们也无法在某人脸上露出犹疑与关切的神色时，把手搭到他的肩上。尽管脸书上的朋友和推特上的粉丝会与日俱增，但这也无法为我们带来采集伙伴所能创造的价值。当原始采集者遇到难处时，他们必须与伙伴进行面对面沟通。他们在阐述一项计划时，会通过察言观色来确定他们在取得口头承诺后获得实质性帮助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想要争取额外的帮助，你所要做的不仅仅是写封邮件，问问“我应该给玛莉卡（Malika）抄送一份吗？”原始采集者可不会容忍网络上猖獗的匿名霸凌与偷窥行为。(www.xing528.com)

我们现在扮演的角色就好比动物园里的动物，仿佛置身于一潭死水般的周遭环境中，我们常常会感到抑郁消沉。动物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行为模式，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找寻它们可以吃的食物，同时避开会吃掉它们的天敌。动物园给动物提供了充足的热量，用坚固的牢笼将它们与自然界中的所有天敌分隔开。此外，动物管理员还极其重视各类动物的繁殖计划。然而，老虎百无聊赖地踱着步子，成年雄性虎鲸耷拉着背鳍，它们在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尽管享受着上述诸多好处，动物却都存在心理问题。随着技术手段日渐介入人类的联系中，且人类的沟通方式也日渐数字化，我们似乎也陷入了与动物相似的窘境中。

当然，我们不能过分夸大这种“回顾往昔”的人类未来观内在的含义。生活在新石器时代前期的原始采集者的生活中也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比如，数次狩猎失败，连续几天的采集活动都收获不丰，采到的食物只够勉强果腹等，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家常便饭。要是说我们应该抛开智能手机、汽车和洗碗机，而奋力将自己再次塞进曾经由成千上万新石器时代前期的狩猎采集者占据的生态位，那未免是无稽之谈。首先，这在数学上就说不通。截至2018年初，全球总人口约为76亿。我们当中有哪些人愿意去纵情“享受”新石器时代前期的采集生活的美妙与恐怖呢？我们应当为科技进步带来的馈赠而感激涕零，感谢这些进步让我们和原始采集者的生活大相径庭。但是，我们不能让这份感激之情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从而否认早先的采集生活中尤为珍贵的特质，那是一种我们力求还原的特质，而数字革命就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

我们并不是要手握原始采集者使用的长矛，居住在临时居所勉强度日。经济形式中的“数字”分支重视强大的数字科技带来的高效性。我们应当期待人类劳动者从社会-数字经济中的“数字”阵线中逐渐抽身。我们不要指望在这些阵线中，人的效率能与机器的效率相提并论。人类飞行员将无法与未来的自动飞行系统竞争；机器完成的微创手术，其精度要远高于任何一位人类医生。但是，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极度繁荣的社会经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社会经济再现了我们人类祖先的采集社会的一些生活风貌。在我们失而复得的社会群体性背景的映衬下，效率惊人的数字技术将会生生不息地发展下去。

随着人类劳动者从以效率为准绳的工作战线上逐渐隐退，我们应当自由地去尝试各种各样能够满足人类社交需求的新型工作。在当今科技发达的社会中，“社会型工作者”（social worker）就是指能够化解社会隔离和人情冷漠所带来的极端危害的一个工种。在以社会-数字经济为核心的数字时代，人类的社交需求是多样而复杂的，所以社会工作的种类应当是高度多样化的。然而，最令人遗憾的是，那些直接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在当前效率为先的呼声中，竟然是我们在实现机器自动化的道路上首先要改造的目标。负责自动收款和客户服务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正在慢慢取代与他人直接打交道的人工服务者。而我撰写本书的意图就是说明对于那些需要进行直接人际沟通的工作而言，机器永远都是下下之选。因为在这些工作上，我们重视的是人与人之间心灵的交互和联系，尽管这些联系可能是转瞬即逝的。我们在意为社会经济提供服务的人心里在想些什么。效率只是这些互动活动中的一个因素，而不应当成为我们考虑的唯一因素。比如，你下单点了一杯拿铁，除了不希望服务员忘了你的订单之外，还看重服务员端来咖啡的时候你们之间的互动交流。当追求越来越高的效率成为巨大的推手，让我们不断摒弃人类劳动者的时候，我们就与理应不断追求的数字化未来渐行渐远了。如果我们向往一个真正的社会-数字经济时代，那么，我们就应该一直保留这些人类劳动者的角色并不断提升这些角色的能力。我们理当朝着这样的未来迈进——在未来，机器将承担大量的重物搬运、高阶计算的工作，而人类则从事满足他人诸多社交需求的工作。

这种社交方式真的行得通吗？有些人认为我们应当顺应数字时代的进步潮流，为全球所有人口提供一份基本收入。马丁·福特（Martin Ford）表示人类在数字时代最重要的一项职能就是购物。我们将机器创造的利润进行分配，用其中一部分钱来维持机器生产的物资需求。但是，我对这种提法持怀疑态度。这种想法忽视了“工作即常态”理念所带来的最为珍贵的一大好处：我们的孩子们应当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憧憬着将来要加入劳动者的队伍。人类的社会群体性或许是与生俱来的，但若听凭我们自行其是，这种群体性观念就会变得狭隘。我们会努力寻找我们认识的人，或者在某些重要方面与我们相似的人。我们会惧怕陌生人。然而，工作需要我们与陌生人相处，与陌生人合作达成共同的目标。工作是21世纪初的多元化、多种族社会得以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失去了工作带来的社会凝聚力，我们就不得不去寻求其他方式来防止社会分崩离析，进而形成由种族、宗教和其他显著的社会特性来界定的子群体。

社会经济将带来各类新型工作的想法或许有些异想天开。试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对劳动者说，“坏消息是你不能再当超市收银员了，但好消息是日渐崛起的社会经济将给你创造更多回报率更高的工作”，这话听起来似乎完全不切实际。社会-数字经济并不是一种预言，而是一种理想，是我们想象中的人类社会在数字时代可能呈现的面貌。当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庄重地发表《我有一个梦想》（I Have a Dream）的演讲时，我们不应该回应说，“耶，你说得对，继续做梦吧。”我们应当摒弃有关数字时代的人类社会形态的显得过于自负的期望，并以一种自信又审慎的态度走向数字时代。社会-数字经济是一种令人神往的理想，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但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因素可能会让社会-数字经济终成泡影。我们或许会自暴自弃，深陷于许多反乌托邦的未来图景中不能自拔，幻想着到了未来，身处数字时代的大多数人都漫无目的、穷困潦倒。在一些未来幻想中，由数字机器创造出的财富全都落到了为数不多的机器拥有者的口袋里。我们反思一下现在这个时代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现象就会发现，实现这种未来形态完全不费吹灰之力。反之，我们也可以奋力去创造一个不一样的数字时代，到那时，出神入化的数字技术俯拾皆是，而我们仍旧享受着丰富的社交生活。通往社会-数字经济的道路不是一片坦途，这要我们做出艰难的抉择。我们要凝聚集体意志，摒弃数字技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些看似充满了诱惑力的事物。无论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还是在数字革命对人类能动性的威胁问题上，成功的回报和失败的损失对我们来说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做出最大的努力。我们一定要竭尽所能地去打造以社会-数字经济为核心的未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