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能动性的危机与未来展望

如果我们着意于了解数字革命究竟有什么前所未有或贯穿始终的特质，那么我们的目光便不能局限于技术变革的可预见结果，我们也不能陷于愕然与亢奋之中。我们需要迅速彻底地从一些科技冲击中缓过神来。1898年，哈罗兹（Harrods）百货商场安装了首批自动手扶电梯，为了让乘坐电梯的顾客镇定心神，商店为他们备好了白兰地和嗅盐。而今天，一些扶梯乘坐者在电梯落地后或许还会品上一杯白兰地，但绝不是为了安抚因搭乘扶梯到百货商场上层而受惊的内心。我的核心关注点在于科技给人力带来的冲击。我认为，数字革命威胁到了人类作为施动者，或是自身命运主宰者的地位。我们之所以能在关乎自身和世界的问题上做出重大抉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能够分门别类地展开理性分析。

科技给人力带来的挑战有两种不同的考量方式。第一种观点认为人类能动性面临着一场小挑战。此时，人类能动性的经济价值是我们探讨的关键。如果非要跟能更出色地处理与某种工作相关的一切事务且费用更低廉的机器竞争，人类还能保住手中的饭碗吗？对技术性失业的恐惧让人们描绘出了一种未来：各种各样的工作都将不复存在。一项相关统计预测，到2035年，约90%的服务员（不论男女）都将由机器取代。随数字革命大潮席卷而来的技术性失业是与社会地位无关的。同一时期的审计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所面临的失业率更高，可能会高达95%。十几年也许很长，许多人可以安然待到退休，但当关系到是否要劝说子女继承家族衣钵时，他们就该三思而后行了。那些似乎能在数字革命浪潮中屹立不倒的黄金职业，也并不能在这次危机中全身而退。也许，人类在抽象艺术创作或脱口秀表演领域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但许多人类工作都将被数字机器所取代似乎是迫在眉睫的。

多数对人类能动性的挑战源于人工智能的发展，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机器学习，这个领域旨在制造无须人类程序员输入明确指令就能进行学习的机器。我们可以在种种预兆中看到一个未来，在这个未来中，人类能动性的价值江河日下：自动驾驶技术强势崛起；无人驾驶汽车不久就能穿梭于各大公路，其安全性与高效性都完胜人工驾驶汽车；依托电脑进行数据形态分析以判断某人是否患有黑色素瘤，哪怕瘤体小到连最专业、最敏锐的人类医务工作者都无法识别。工业革命给人类能动性造成的困扰多半源于体力劳动的自动化，例如，一位技艺不太娴熟的操作者运用动力织布机就能完成众多熟练织工用手工织布机完成的工作。而数字革命就是在不断实现脑力劳动的自动化。也许我们可以断定替代人类脑力工作者的计算机是没有思维能力的。但即便如此，它们也在“不假思索”地做着人类的脑力工作，而未来的数字机器不但能完成这些工作，还能做到更质优价廉。

脑力劳动并不是一个“要么有，要么无”的绝对范畴概念。所有的人类工作多多少少都需要脑力的参与。就算是一位只负责码砖的工人，如果他听不懂该把砖头放到哪里的指令，也是完全无法工作的。但不同工种脑力含量的高低确实存在差别。相对于会计、调查性新闻行业，码砖的脑力劳动参与度就较低，而数字革命给脑力含量高，尤其是需要接受积年累月的教育且薪资回报率高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或许，有些事情永远是人类能做而机器做不了的。人类能一边工作，一边吹口哨，计算机虽素以能同时运行多线任务而闻名，却可能始终无法完成边吹口哨边工作这个双线任务。处于数字时代的人类工作者真正面临的危机在于我们关注的是吹口哨所蕴含的经济价值。在我们谈论的人类的未来蓝图中，老板们选择的是放弃吹口哨，以保证工作得以更低耗、更高效地完成。(www.xing528.com)

第二种观点认为，人类能动性身陷大危机。此时，我们聚焦的是人类对集体命运走向的把握能力。肇始于工业革命的文明，与随新石器革命诞生的文明一样，都是由人类左右大局的。技术变革重新调整了人类能动性的发展方向，却仍将其视为必要存在，而人工智能的兴盛似乎将令人类能动性日暮途穷。在我们眼前的未来，人类将社会和自身生活的决定权日渐让渡给明显有更优越决策能力的数字技术似乎已是大势所趋。在选择如何去往一个陌生的地点时，我们所行使的决定权也只限于将地点名称口述给无人驾驶汽车的导航系统。或许数字时代的这些“自动决策者”将会为我们解决各种困扰，这恰好顺应了当下闹得轰轰烈烈、互不相让的各种社会思潮。那么，今后我们会遵循拥有全球气候系统完整数据的机器的指令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吗？

在仔细斟酌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的一些观点后，天体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和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共同表达了一种隐忧：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系列电影《终结者》中的剧情可能会在现实生活中上演。我们也许会制造出能够自我完善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这样的机器人很快就能进化得比全人类加起来还要神通广大。机器人又或许会认为，这个世界没有了人类将变得更加美好。但对于这些宛如近在咫尺的超级人工智能机器人，沃兹尼亚克的态度要乐观得多。在2015年的一次演讲中，他谈到了这些在未来或将存在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它们可能会比人类更聪明，但如果它们比人类更聪明，它们就会意识到，它们需要我们。”在沃兹尼亚克对未来的展望中，人类并不会在人工智能引发的核战争中被焚为灰烬。恰恰相反，我们会成为这些超级人工智能机器人捧在手心、百般呵护的宠物。“我们想要成为家庭宠物，时时被照顾得无微不至。”有望在数字革命中应运而生的超级人工智能机器人恰好能满足我们这一需求。沃兹尼亚克回忆起给自己的狗喂过的“菲力牛排与鸡肉”时，显然已完全沉浸在未来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会为他精心准备食物的喜悦之中。

沃兹尼亚克对于人类与超级人工智能机器人之间未来关系的畅想比《终结者》中的画面要积极乐观多了。对于数字时代的人类而言，扮演享用菲力牛排的宠物狗要比被视作弊大于利的生物而被下令注射致死剂量的戊巴比妥强太多了。尽管如此，在那些希望未来的人类仍旧能够凌驾于机器人之上并主宰自身命运的人眼中，沃兹尼亚克和霍金的观点却别无二致。2012年的一项统计估计，全球狗的数量为5.25亿只。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做出的无数选择对全球文明的进程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从表面上看，似乎当好养尊处优的贵宾犬比在人工智能引发的核战争中灰飞烟灭要强，但这两种设想实则都昭示着人类失去了对集体命运的把控权这一事实。在处于高度压力下时，你也许会盯着你养的那只宠物看，看到它悠然自得地打着盹儿，便不禁迸出“我要是条狗就好了！”的想法。但在更意气风发的时刻，我们会为捍卫自身命运的主宰权而战，不论是单枪匹马还是同仇敌忾。

虽然这些说人类气数已尽的前瞻之言看起来就像科幻小说中的桥段一样，但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这一切似乎都在意料之中。放眼技术革命的远景能将我们的目光从当下实力尚有限的“数字决策者”身上转移开，这样的远景着眼于数字决策者将如何变化。它警示我们要去规避那个效益价值至上但失去了人性的未来，一个让我们惊觉没有了别的“人”我们竟然能做得更好的未来。事实上，那是一条通往灭亡的道路，我们会不思进取，日渐将自己的地位拱手让给技高一筹的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