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章县：新市舶来的名字

前已述及，刘裕重行“土断”之制后，将莺脰湖南、小江湖北这一块“新出之地”划归句章县管辖，由于此地与故城句章C远隔一大湖，相当于句章的“飞地”，小江湖地区原又属鄞县，为了表明归属，乃借着此地一带曾短暂侨置句章县的缘由，将此“新出之地”以县名名之。

“新出之地”即以仲夏湖迹区为主，兼及小江湖湖迹区。这是这一带出土带有句章地名的唐宋墓石的根本原因。

笔者在《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唐五代宋元卷）》等碑碣集录中，共发现属唐时县的19块墓石，录得文中记载的县下15个乡名，8个里名（大含、金全、沿江、仲夏、故干、白石、江上、梢树），1个村名（嘉溪村），还有1个（即“句章之墟”）不能确定的乡。未见坊名、镇市名。

应当指出，这19块唐代墓石，绝大多数都载明坟茔所处之乡，从《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唐五代宋元卷）》看，“窆于或葬于某某乡（或再某某里或再某某村）之原或之墟”云云，实为从唐至五代乃至宋初的一种范文格式。但开成元年（836）的《王赟墓志》是唯一的例外；据以推测有西湖乡存在的咸通十二年（871）《罗氏墓志铭》^[18]，算半个例外。

19块唐墓中，出现“句章”之名共3块4次，《王赟墓志》2次，已如前述。还有2次如下：

窆于句章邑东卅余里，乡名长乐，里名曰大含，含山右，丘坟首庚向。（《唐谯郡盛府君（荣）墓志并序》）^[19]

窆于明州县孝义乡仲夏里之原。……铭曰：归于茔域兮，句章之阳。（《唐故鄂州汉阳县尉刘府君（彤）墓志铭并序》）^[20]

这4次，都没有将句章当作乡名。(www.xing528.com)

除了“句章之墟”之外，“句章邑东卅余里”云云，显然是指“大句章”（即古县句章Ⅲ），它用来定义“邑”所属的行政区域，“东卅余里”是指坟丘距县县城的距离。“大含”“含山”，即今大涵山，“含山右”即大涵山之西麓，那里距时县署的接官亭址直线约19公里。前已述及，1唐里合今531—550.8米，如此，则城与墓的距离相当于34.5—35.8唐里，故与“卅余里”合。人们之所以不敢将“开□□□”断为“开元四年”，就是受制于“小溪说”之故，因为“小溪说”认为开元四年的县署还在“它山”，那里距大涵山直线30公里以上，路程则更远，这就没法解释志文中的“卅余里”了。

所以，《盛荣墓志》中的“句章”，与《王赟墓志》中的“乃居句章焉”之句章，意同，均指“大句章”，并非当时的乡名。

还值得注意的是《刘彤墓志》中的“归于茔域兮，句章之阳”云。

刘彤墓石出土于章家山。章家山，也称石臼山，又名庙山，其所在村今为石臼庙村。由墓志知，此地在唐为“孝义乡仲夏里”。前已述及，出土文物表明，这个“仲夏里”，在西晋时期便已存在。

在《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唐五代宋元卷）》中，还著录有唐开成三年（838）《唐前太庙斋郎京兆万府君亡妻太原王氏墓志铭并序》，该墓石自刊墓地在“孝义乡仲夏里石臼山。其墓东至山脊分水，西至溪，南至长溪，北至田各内界新茔”^[21]。

可见，这两块相隔33年的墓石，同处一山。依《刘彤墓志》的说法，墓地正处于“句章之阳”；而《王氏墓志》所说的“南至长溪”之“长溪”，就是仲夏港（见图3-1-8）。

这说明，“句章”就在该两墓石出土的洞桥石臼山的北边，“句章”所表征之地，正与仲夏里“同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