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城与古县的句章之差别

故城，着眼于县治的驻地。这里，对句章故城是否有城垣壕堑，在所不问；古县，着眼于它的建置、境域。以下按年代次序罗列如下。

（一）故城句章A（前473—400）

句章之名产生于立县之前。

周元王三年（前473），勾践败夫差，筑城于句余，是为句章和余姚。《山海经》上说：

句余之山无草木，多金玉。郭璞注：今在会稽余姚县南，句章县北，故此二县因此为名。（《山海经》卷一《南山经》）

阚骃《十三州志》有曰：

其后并吴，因大城之，章伯功以示子孙，故曰句章。^[1]

可见句章得名，当在勾践灭吴时的公元前473年不久，且得名之同时，又建了城。当然，那时的句章城不是县城。

郭璞（276—324），两晋时期人。其时，余姚县在今地，而句章县在城山渡。余姚县南之山固然为四明山，但城山渡之北却为翠碣。黄宗羲的《四明山志》说“余姚南有山二百八十峰，西连上虞，东合慈溪，北包翠碣”，这翠碣即蹋脑岗—五磊山，今有统称南山、翠屏山者。余姚和句章当时处于南山之南的姚江谷地平原，如果把句余山理解为现代的山脉概念（南山的确属四明山脉），那么郭璞的注文，实际上让人摸不着头脑——句余山若是指四明山主山脉，则它在句章县“南”才是，除非当时的句章县的确在现在所说的鄞江镇（四明山主山脉在其西北）；若是指四明山支山脉的南山，则它在余姚县“东北”才是，除非郭璞时的余姚县城在今天的慈溪市区。黄宗羲对此也有疑虑，说：“但今山于余姚、句章皆在南，而郭云句章北者，指当时故城而言也。”

不过，无论《山海经》上的句余山指四明山脉的主山或支山，此山因句章、余姚而得名，似可以肯定。

句章立城“不晚于战国中晚期”，址在姚江北岸的城山渡东，已为现代考古所证实。^[2]

故城句章后来成了秦汉设县的句章县治驻地，目前公认的是，该故城在东晋隆安四年（400）为孙恩所破后便被废弃。

所以，这里将它称为故城句章A。因郭璞生活于隆安四年前，所以故城句章A即指黄宗羲所提及的“故城”。

句章的县治驻地究竟在何处，历来聚讼的只是东晋隆安五年（401）后的，而自秦汉建置至东晋隆安四年（前222—400）一直在城山渡，则是地方史乃至国史研究上的通论，殆无异议。

（二）古县句章Ⅰ（前222—413）

句章设县在秦在汉，各有其说，《宁波市志》（1995）、《鄞县志》（1996）均认为句章与鄞一同于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建置。

古县句章Ⅰ的境域，包括姚江平原东部和奉化江—甬江以西的宁波盆地。虽说当时县治在城山渡，但易于开发、宜于居住的地方并不限于城山渡周边。比如董黯，虞翻（164—233）说他是句章人（《三国志》卷五十七《吴书》十二《虞陆张骆陆吾朱传》第十二），但他并不居住于城山渡的句章县城，而是在今鼓楼东南五十五步处，唐大历十二年（777）即其故居建董君祠，^[3]明州刺史崔殷作《董孝子碣铭》记之，后为纯德征君庙、纯孝庙，^[4]俗称董孝子庙。从出土的唐墓石看，今鼓楼—镇明路一带当时因此而名为“董孝乡”。清乾隆《鄞县志》认为既然董黯居于后来的鄞县城内，时当为人，“，故鄞地，虞翻以为句章人，据其徙居慈溪言之”。这一说，是误以为秦汉句章县域只限于姚江以北而县境覆至甬江以西了。其实，以居住地所属的县域区划来说，董黯当时还是句章人，唐设州后是县人，以两宋言之是鄞县人，用现在的话说，他是海曙区的人。即使以董黯为母汲溪水的大隐来说，秦汉时也属句章，唐设州后属慈溪，今属余姚。可见董黯是居住在三江高地西翼最早的名人。

东晋隆安四年（400），是句章设县后面临第一个重大事件的时间节点，事件涉及句章县治是否迁移。笔者研究认为，义熙九年（413）后，句章县因为取得了莺脰湖之南“新出之地”的管辖权，其境域实际有扩大。为此，将此前阶段的句章县，称为古县句章Ⅰ。

（三）故城句章B（401—413）

在展开古县句章迁治话题前，有一点似乎值得率先琢磨：句章县如果迁治，会不会迁到邻县的地盘上去？

民国《鄞县通志·地图》有《鄞及邻县沿革图》（见图3-1-1），其中之二《秦汉》推测三县界线如图。

注意，在《鄞及邻县沿革图》的第三图《隋》上，句章县以它山（今鄞江镇）为治，但对照《秦汉》可知，它山在秦汉时并不属于句章县，而属于鄞县。

这意味着句章县城迁到鄞县的地盘上了。

在战争状态下，朝廷往往对沦陷地区迁出的移民进行异地安置，为其重建州郡县，仍用其旧名，这类郡县被称为“侨置郡县”或“侨置牧司”“侨置司州”。东晋—南朝时期，北方国土大片沦陷，侨置郡县乃在南方大量设置，如“元帝渡江，亦侨置司州于徐，非本所也”（《晋书·地理志上》），“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宋书·州郡志一》），云云。

【图3-1-1】《鄞及邻县沿革图》之二《秦汉》与之三《隋》。图为《鄞县通志》书影

照这么说，故城句章A被袭破后，刘裕也可能比照侨置郡县的做法，将古县句章Ⅰ侨置于属鄞县的“它山”。这或许就是历史上的句章曾迁治“小溪”的由来。

沦陷区迁徙侨居新土的民人、士族，依然保持原籍贯，却不需要承担赋役。这就使得侨民与原住民的关系空前紧张，尤其是小江湖灌区这么一小片的地方，矛盾肯定更为尖锐。于是在13年后的义熙九年（413），位渐高而势愈隆的刘裕上《土断表》（《全宋文》卷一），奏请恢复执行大司马桓温（312—373）执政时的“庚戌土断”法，令侨民落籍，与原住民一样承担赋役。或许就在这个时候，刘裕又将古县句章Ⅰ迁回了句章县自己的地盘，置于他的福地——筱墙以西了。迁入筱墙以西后的句章县，管辖区域有扩大，是为古县句章Ⅱ。

所以，笔者认为，尽管《鄞县通志·地图》之《鄞及邻县沿革图》的县界画法尚未见依据，但古县句章Ⅰ即使曾经侨置于古鄞县“小溪”地盘，时间恐怕也不会超过13年。

这里把这“侨置”13年间的古县句章Ⅰ的县城，称为故城句章B。

（四）故城句章C（414—621）

唐武德四年（621），废句章县，余姚划归新置的姚州，而以原句章、鄞、3县地置鄞州。

八年（625），废鄞州，改置县，“仍移理句章城”。

明州（余姚）。上。开元户。元和户四千八十三。

本会稽之县及句章县地也。春秋越王句践平吴，徙夫差于甬东，韦昭云，即句章东浃口外洲是也。武德四年于县立鄞州，八年废。开元二十六年，采访使齐澣奏分越州之县置明州，以境内四明山为名。句章故城，在州西一里。

县。上。郭下。本汉旧县也，属会稽郡。隋平陈，省入句章。武德八年再置，仍移理句章城，后属明州。^[5]

可见句章县虽然被废，但瓜葛纠缠一直存在。

从《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中可知，县于隋初（589）废，36年后的唐武德八年（625）再置，此时，这个满血复活的县比原在鄞东时要大得多，它是原句章、、鄞三县合并后的大县，其县治也不再重新启用在今宝幢同岙的官署公宇，而向西到了原句章的县城，故有“移理”之说。

大县移入的，当是古县句章Ⅲ的治所。而前已述及，古县句章Ⅱ与古县句章Ⅲ只是境域有变，而治所没变，也就是《元和郡县图志》所说的“在州西一里”的“句章故城”。

这里，将这个在“州西一里”的句章故城称为故城句章C。故城句章C是古县句章Ⅱ和古县句章Ⅲ的治所。

所以，现在的问题有二。一是故城句章C是否等于故城句章A？若等于，则表示古县句章Ⅰ、Ⅱ、Ⅲ的治所同一，抛开存在两可的短暂的13年（401—413），迁治之事可以说是没有发生。二是若不等于，则故城句章C迁到哪儿了？

1.故城句章A在城山渡，南宋宝庆《四明志》有说：

慈溪县秦汉以来地属句章。古句章城在今县南十五里，地名城山。（宝庆《四明志》卷十六）

而慈溪县与州城的距离，在《元和郡县图志》，说是“东南至州七十里”。两相对照可知，在慈溪县南十五里的“古句章城”（故城句章A），与在慈溪县东南七十里的州西一里的“句章故城”（故城句章C），不可能同一。

所以，句章县治的确有过迁移，是为故城句章C。

2.不过，故城句章A于公元400年被破坏毁弃后，或许在唐开元廿六年（738）至大历十二年（777）年间曾被重新启用作新设慈溪县的县署驻地。

众所周知，慈溪之县名，得自东汉句章孝子董黯。

六代祖仲舒，汉大（太）中大夫。嗣孙子（宇）春，领卢江太守。世为郡中名族，故以董孝名乡，慈溪署县，贸（）江之族（俗），薰然遗风。皇唐大历八载，余分竹兹郡，讯古钦贤，环堵已芜，遗记将落。徘徊故邑，尚想余范，则夫子之行，可以德类于人。葺宇崇祠，昭铭垂代，岂不务矣。（《纯德真君庙碣铭》）^[6]

以上为最早表彰董黯的碑文（摘录），由唐大历十二年（777）明州刺史崔殷所撰，早先著录于南宋乾道五年（1169）成书的《四明图经》卷十一，题为《后汉孝子董君碣铭》；到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刊刻的《全唐文》中，题名为《纯德真君庙碣铭》（载第六部卷五三六）。而《图经》卷一载，董黯被敕封为“纯德征君”，时在五代吴越国钱亿治明州时期，“真君”或即“征君”。照此看来，《全唐文》所录碑文似乎已非来自原碑，因为“纯德”这个封号是唐以后才有的。但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7—2012年间对江北区城山渡句章故城进行的考古发掘调查中，得“大唐开”“征君”铭文残砖两块，^[7]这两块残砖的字迹显示，它俩是同一年代之物（见图3-1-2）。这令人怀疑“大唐开”实为“大唐开元廿六年”。而“征君”，则为征士的尊称，清赵翼《陔余丛考》说：“有学行之士，经诏书征召而不仕者曰征士，尊称之则曰征君。”征士、征君，最初是察举征辟制的产物，被举荐征召而不就者，往往被称为征士、征君。粗略检索《二十五史宁波史料集》^[8]，直至唐中期，籍贯句章且后来得立庙祭祀的征士，唯董黯一人而已。所以，与“大唐开”同时同地出土的铭文残砖上的“征君”，极可能就是指唐代时董黯的专属尊称。因此，唐明州刺史崔殷所撰碑文题名应为《后汉孝子董征君碣铭》，《四明图经》《全唐文》或有误。

【图3-1-2】句章故城出土的唐代铭文残砖。图为《句章故城：考古调查与勘探报告》书影

既然慈溪得名由董黯，那么可以进一步推断：慈溪县初设时的官署地正在城山渡的故城句章A，当时在县城修建董征君祠，以为设县之象征。这是两块残砖的由来。

后经袁晁之乱（762—763）、海寇之乱（771），该县城（重新启用的故城句章A）再遭破坏，这才迁往今慈城址。

也就是说，故城句章A被重新启用而作慈溪县城，最长不过39年。

3.现在所见的成书于唐代、北宋的全国地理总志，明州迁城（821）前有《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后有《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包括《新定九域志》），还有非官修性质的《舆地广记》。它们都无一例外地述及故城：

，汉句章县，故城在今县西。（《通典》）(www.xing528.com)

句章故城，在州西一里。（《元和郡县图志》）

勾践故城，汉县，废城在县西。（《太平寰宇记》）

句章故城。（《新定九域志》）

句章……唐省入县，故城在今县西。（《舆地广记》）

这之中，除了《太平寰宇记》说的是城山渡（故城句章A。注意，它说的是“废城”，而不是“故城”），《新定九域志》没有交代相对位置外，《通典》和《舆地广记》均以“今县西”来定义句章故城的位置，而《元和郡县图志》更为具体明白，不仅以“今”（州）论之，而且给出了方位距离“西一里”。必须注意的是，这三著指的句章故城，意为隋唐县曾经的治所，而不是勾践时设的“勾践故城（废城）”。所以，这三著说的故城，就是故城句章C。

另外，还应当注意到《后汉书》中关于句章位置的李贤注——

三县皆属会稽郡。县今越州县也。句章故城在今县西。鄞故城在县东南。鄞音银。音茂。（卷六）

句章县故城在今越州县西。《十三州志》云：“句践之地，南至句无，其后并吴，因大城句，章伯功以示子孙，故曰句章。（卷五十八）

李贤即章怀太子（655—684），系唐高宗李治第六子、武则天次子，史传他二十余岁已能召朝野杰出的学者们注释晦涩难懂的《后汉书》，其亲笔点评更被后世称为“章怀注”，极具文史价值。这说明李贤注《后汉书》，时当675—684年间。是时，明州未设县属越州，这里的“句章故城”或“句章县故城”显然是指故城句章A。如果“今县”或“今越州县”如通常所认为的，当时治在小溪，那么他该说“句章故城在今县北”。

照《宁波市志》（1995）的说法，县于唐大历六年（771）至长庆元年（821）间迁到了三江口，这意味着迁治前所在地，就是故城句章C。如果它在小溪（今鄞江镇一带），那么《通典》在论及句章故城C的位置时，该说“今县南”才是。

实际上，《宁波市志》（1995）是故城句章B、C不分，本文中的故城句章B虽也在“它山”，但持续时间远远短于《市志》所认为的长达几百年。

又假定，《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和《舆地广记》也像章怀太子注《后汉书》一样，所说的句章故城就是指“勾践故城”（城山渡的确在三江口之西），那就说明，认为在东晋隆安至唐代大历年间（401—771）句章、县设治于小溪的说法，在唐宋全国地理总志中，根本没有被典籍所著录！这么一个至少存在了370年的县治所在，居然在全国性地志中失录，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故城句章C根本不在它山或小溪！

综上，笔者认为，故城句章C当在唐元和年间的明州署即州城的西边一里处，这里的“州城”在今天的中山西路与布政巷交叉口北侧的地方，本书称为“布政巷址”。“布政巷址”西一里的地方，就是原接官亭，它是故城句章C的所在。

（五）古县句章Ⅱ（414—588）

孙恩之乱后，句章县治可能发生了两次迁徙，即故城句章由A迁至B，再由B迁至C。与此同时，笔者认为古县句章的境域因为莺脰湖南岸北撤的缘故，它在原来湖界之南取得了废湖成陆新土的管辖权，以后，随着莺脰湖的萎缩，其境域随之扩大。

这里把这一阶段的句章县，称为古县句章Ⅱ。

1.流域变动带来的问题

莺脰湖南岸北退，小江湖北岸南进，使得原来在仲夏湖迹区一带流入莺脰湖的建岙之水跟着莺脰湖南岸北撤，这使得退湖成陆后的仲夏湖迹区、小江湖湖迹区发生缺水状况，首先带来的是农田灌溉问题。前述“小江湖灌区”的概念虽不见于传世文献，但它一定是当时的人们所关注、所欲解决的要务。初时人们的努力是想把建岙之水纳入小江湖灌区，其大者乃唐明州刺史于季友的仲夏堰工程，但看来不是很成功（参见图3-1-8）；^[9]最后是它山石堰，使得惠明桥河成为仲夏港的源流，原属广德湖水系的仲夏湖迹区终于归入了它山—鄞江水系。

湖泊成田、流域变动，这种自然地貌的改变，首先会带来水资源配置上的问题，接着产生行政治理上的难点，随后会引起行政区划上的调整。

行政区划，在传统社会意味着人口、土地乃至资源的归属，某片土地属哪个县，那么土地上的人口乃至对他们课税征役的责任与权利就属于哪个县。

那么，那片由湖面而成陆的新土，应该归哪个县管辖？

这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传统山林川泽的所有权制度及其实施，二是历史上句章县与鄞县的境界是如何设置的。

2.莺　湖、小江湖的所有权与管辖权

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名山大泽不以封”（《礼记》卷十一），也就是说，名山大泽属天子所有，并不分封给子嗣功臣，但在使用上则有与民共利的观念，唯有使用上的时间限制，比如“仲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礼记·月令》），等等。商鞅变法后，山林川泽属国君所有，乃成为中国郡县制时代的定法。古代设官虞衡，西汉设少府，以为皇家管理并收敛山林川泽之利。东汉之后，皇室财务与国家财政不分，山林川泽之利成为历代王朝中央财政收入日益重要之部分，同时，弛山泽之禁，常常成为王朝与民休养、共度时艰的权宜之策。^[10]

山林及其矿藏翎兽，川泽及其鱼盐珠贝，一向是传统中国社会中特殊的产权客体，本质上，拥有它的主体，只能是国君帝王个人，对名山大泽的开发、利用与管理，是王权不可分割之部分，国君帝王大多委派内府外廷的宦官职臣进行专管。在地方文献上，虽不时能看到有县官治湖，但实际上之前有地方吁请、僚臣附议、皇帝准奏的漫长过程，而且最后操办的，有不少是职官，并非州县。

根据名山大泽为皇帝、朝廷所有的律例，既然湖为中央所有，则填废湖泊所得之田地亦为国家所有。如果朝廷的政策基调是禁止性的，地方官府就要令占用者还田复湖；如果在弛禁时期或者是朝廷主动废湖为田，地方官府就要向占田者收取租佃。比如广德湖田收的是田租而非田赋，体现的正是湖为朝廷所有的法权。

江湖淤涨之地，在唐田令里被称为“新出之地”。

诸田为水侵射，不依旧流，新出之地，先给被侵之家。若别县界新出，依收授法。^[11]

这意思是说，新出之地在县界，就要由朝廷收回，另行授田。地方官府既然没有对湖泊的所有权，自然也没有对新出之地的分配权，但他有牧民的职责，他管辖下的民人侵湖盗耕，上司是无法容忍州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这就涉及宁波地区古县的境域界线了。

3.宁波四古县的境域界线

六朝宋大明四年（460），“山阴县土境褊狭，民多田少，灵符表徙无赀之家于余姚、鄞、三县界，垦起湖田”，但反对者不少，最后，“上违议，从其徙民，并成良业”（《宋书》卷五十四《列传第十四·孔季恭传附弟灵符传》）。据此，“湖田”似乎处于“余姚、鄞三县界”之中，对照前引《鄞及邻县沿革图》之二《秦汉》（参见图3-3-1之左图），说明《鄞县通志》画的与《宋书》说的大致上还是对得上的，但须将莺脰湖划归县，才可使得余姚与鄞县、县亦相邻（见图3-1-3）。

【图3-1-3】宁波四古县境域界线推想图之一。A为余姚，B为鄞县，C为县，D为句章县。方框为各自的县治所在地。点划线为县界；实线围合者，上为莺脰湖，下为小江湖；色块一带就是湖田，其中南部一小部分属小江湖

但据宋武帝刘裕推崇的“土断”之制，这些山阴的“无赀之家”应该落籍。那么，他们会落籍于余姚、鄞县、县的哪个县？如果是余姚，那么余姚县府就需翻山越岭；如果是县，那么县府就需跨江渡湖；如果是鄞县，他从白杜过来，需要连续渡过东江、县江、剡江。而句章县，他可以从湖东、湖西平原陆路过来，最为方便，却居然“不在内”。显见据这条史料记载所推测的诸县界线（参见图3-1-3），甚不合理。

周振鹤先生指出：“行政区划是在自然地理环境的背景上所划定的政治空间，因此在人为的政区与天然的地理环境之间就存在着契合与否的问题。……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家，对于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有很深刻的认识，深知行政区与自然区的一致对农业生产管理有重要作用。”^[12]

以此来衡量，宁波盆地的秦汉三古县中，句章与县，应以今奉化江—甬江为界；句章与鄞县，应以莺脰湖南岸为界。这样三古县都有相对独立的灌溉水系：句章有姚江、莺脰湖，县有东钱湖，鄞县有小江湖和奉化江（县江）、剡江、东江（见图3-1-4）。

所以，孔灵符移民之地当为“句章”的“余姚、鄞、三县界”，开发的是F5隆起带以南的环莺脰湖、小江湖地区。《宋书》在“余姚、鄞、三县界”一语前或脱漏了“句章之”三字，句章是主场，这些山阴移民就是到句章与余姚、句章与鄞县、句章与县交界处围垦湖田的，从便于管理的角度看，他们依刘裕祖制，自然落籍句章县。

【图3-1-4】宁波四古县境域界线推想图之二。A为余姚，B为鄞县，C为县，D为句章县。方框为各自的县治所在地。点划线为县界。白线围合者，上为莺脰湖，下为小江湖；色块一带就是湖田

4.句章—鄞县境域界线的调整

据上可知，最初句章与鄞县，以莺脰湖南岸为界，句章县在湖之南没有陆地。因着自然淤积和人工围垦的双重作用，莺脰湖南岸北退，小江湖北岸南进，两湖之间便产生越来越大的“新出之地”。

那么，这块“新出之地”该由哪个县来管辖？从淤涨成地的角度说，湖生地，这地应该属于湖的主人所有，这是唐田令对之实行重新“收授”的法理依据；从围垦造田的角度说，田生田，这田应该属于田的主人所有，这是“白水为界”的民事习惯之来由。但湖为帝君所有，非弛禁时期的围垦一律被视为“盗垦”，归根结底还是属于朝廷的。所以，从地的方面说，在朝廷没有向湖边某县托管莺脰湖的情况下，这块“新出之地”归谁管辖是不明确的。而从人的方面说，户籍所在的县，对属于该县的民人有制止其侵湖行为的职责和权力。这样看来，还是毗邻“新出之地”的鄞县，对此地事务关注、投入多一些。但它的不方便也是显而易见的。

东晋隆安四年（400），故城句章A被孙恩捣毁后，刘裕比照侨置郡县的办法，把古县句章Ⅰ的县署侨置于属古鄞县地盘的“它山”，是为故城句章B。义熙九年（413），刘裕奏请重行“庚戌土断”法，这就很容易地发现，把“新出之地”的移民及原住民的户籍安置于句章县比安置于鄞县要方便得多。于是，刘裕除了把句章县署从故城句章B迁出，到湖之北的筱墙以西新建故城句章C之外，顺便将居于湖之南“新出之地”的民人，落籍于句章。

这意味着：一，朝廷承认了湖田作为所有权客体的法律地位，在此前提下，或可私有而纳税，或可承佃而缴租；二，这块“新出之地”的户、田落籍于句章，实际上使句章县对地、对民都取得了行政管辖权，其境域自然就增而广之。

自此，句章与古鄞的边界就调整为后来的鄞县与奉化的境线（剡江以西段）。而对句章县来说，这是一块飞地，乃以县名句章命之以表示隶属（见图3-1-5）。南宋宝庆《四明志》也说：“乡名句章，特以其地素隶句章县故尔”（卷十七）。

如此，则因境域的扩大，古县句章Ⅰ进入了古县句章Ⅱ时代（414—588）。

这，就是仲夏湖迹区得名句章的真实原因。

【图3-1-5】宁波四古县境域界线推想图之三。双点划线为句章与鄞县的新界

（六）古县句章Ⅲ（589—621）

隋开皇九年（589），并句章、余姚、、鄞四县为句章县，此为史上句章县域最大者，但也成为句章县的绝唱。唐武德四年（621）后，句章县从中国的县级政府序列中消失。

这一阶段句章县的变化是境域扩大到极致，故以古县句章Ⅲ称之。

结语

依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故城句章与古县句章的关系，可以下表概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