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塘河前港：历史与现实

宁波的水系格局，以“三江六塘河，一湖居城中”之谚可得概括。

塘河，为人工河。

民国《鄞县通志》有说：

鄞之大河出于天然者凡四，曰甬江、曰姚江、曰奉化江、曰大嵩江，出于人工者凡六，在西乡曰西塘河、曰中塘河、曰南塘河，在东乡曰后塘河、中塘河、前塘河。（《工程志》乙编《水利工程》）

长者为塘，短则为堰，所以截流御卤也。（《舆地志》丑编《堤塘堰坝碶闸》）

塘，堤岸，堤防；又，筑土遏水曰塘。这样，所谓塘河，就是水被塘围拦而成的河，堤塘，大多突出地表，既能拦水，又作路埭，常常成为纤道，所以，塘河上还可行船。所谓“以灌以漕”，说的就是塘河最主要的两大功能：排灌与航运。

当然，塘河未必全是人工河。以鄞西三大塘河来说，西塘河、中塘河是广德湖废而为田后形成的。北宋政和七年（1117）所废之广德湖，湖面800顷，得田720顷，两者的差额部分，当为“深沟大港”^[87]、路埭堤塘等，其中就包括西塘河、中塘河及湖区内的其他支流河渠。

关于南塘河，笔者认为它最初是以开挖式的人工沟槽逐段连接天然河而形成的河道，尤其在广德湖尚存之时，当时的南塘河，或许还没有“长塘”，顶多在临近奉化江边有几处“短堰”，这是乌金、积渎、行春最初被称为“堨”的缘故。其所以如此，恐怕与鄞奉平原的地势有关，即“鄞地湖高于田，田高于河，河高于江，势若建瓴”（《东钱湖志》）。

南塘河最值得探究的，是上河—照天港汊口以东至栎社宝祐桥以西之河段（即南塘河中段，又称前港）到底贯通于什么年代。

在《仲夏堰考》一节中，笔者认为，惠明桥河的流向最初是北流向南的，仲夏湖迹区湮废为田后，建岙之水北遁，仲夏港径流几乎枯竭。于是太和六年（832）于季友在竹节岭与横山之间的山口置仲夏堰，从而使得仲夏港开始有了较为稳定的水源。但仲夏堰上游来水渐涸之后，仲夏港断流。无奈，人们只得在上河的惠明桥河口略东处置上河堰，上河堰提升水位后，惠明桥河流向因此改为南流向北，从而使上河水替代了石潭河水，仲夏港（后港）有了新的水源。由此可以推想，在平水时节，上河水是难以继续东流而进入照天港以东的，也就是说，当其时，前港的主要水源，并非来自上河。这意味着上河水的主流，是走后港一线的。即使南塘河南线已经全线贯通，但前港仍然不是上河东注的主流，甚至也不是与后港各分其半的干流。

在第一章中，笔者认为，南塘河中段恰处于前虞湖迹区与奉化江之间，这一带极可能是原始莺脰湖在潟湖时代最后与江海隔绝的封闭口，奉化江古河道更早的自然堤正是海潮与泥沙合作形成的离岸坝。前虞湖迹区脱离莺脰湖成田后，其自然堤下的断续沟槽就成为南塘河中段的原始河道，当原始河道的两侧开垦为田时，人们便开挖沟渠，将这些断续沟槽连接起来。是为南线第一次贯通。

笔者猜测南塘河南线有两次贯通记录，其中第一次贯通，或在晚唐五代时期，其工程意图在于引上河水灌溉河道两侧农田，近江处设堨，以泄羡流纳淡潮。这一带本身地势较低，从它山而来的上河与出城南门的莺脰湖—小湖之水，都在这一区间寻阙入江。反之，纳淡潮也在此诸阙。《四明它山水利备览》上说“耆老谓侯自堰口浮三瓢，听其所至而立焉”，乌金、积渎、行春三堨，正立于南塘河沿线的低处，那里就是蓄纳淡潮、宣泄羡流的口子。

北宋张峋修治广德湖后，凤岙一路溪水被甩在湖岸以南，无法再由广德湖调蓄，只得一路斜穿而来，也在这一带入江。所以，这一带在北宋时期形成了四面来水的格局，自然充裕丰沛，无亢旱之忧，却有淫潦之虞。如此就可以想象，南塘河中段第一次贯通期间，其沿河堤塘极可能较为低矮。于是，当唐意、张必强—龚行修们相继加高它山堰顶后，上河水位抬升，原上河堰因此而长期没于水位以下失去意义，但上河水过惠明桥河口而进入南塘河南线时，由于沿途堤塘太低，导致漫溢泛滥，所引之水乃漏损过甚，到行春堨附近便停滞不前，无奈只得在上河—照天港汊口附近截流，逼令它山之水绕后港出栎社宝祐桥下入城。故文献有记曰，“监船场宣德郎唐意，往窒其岐派，培其堰堤”（杨蒙《重修它山堰引水记》），唐意“乃属民尽堙诸渠口而稍浚上源，因以其土窒补堰隙”（舒亶《西湖引水记》），云云。

还应该指出，风堋碶虽筑在南塘河（前港）沿线，但它本身并不是为南塘河服务的，广德湖被废后，它在疏通大雷、林村、凤岙、建岙的诸路大水入江方面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广德湖废而为田后，人们逐渐意识到，在丰水时节，应安排有流无蓄的大雷、林村、建岙之水入江的出路；干旱时节，“山近源浅”“流必先竭”（《四明它山水利备览》）的原广德湖水系诸水，应该要有补充甚至替代它们的水源。这样，便首先给千丈镜河、风堋碶带来逐步增大的调蓄压力，为此渐感需要由在千丈镜河与奉化江之间的南塘河南线分担之。

其次，南塘河的积渎堨、风堋碶、狗颈塘、栎社一线，在它山堰数次加高后，这一线两侧的田地在丰水期，极可能沦为泄洪区，而引它山水入城的水路到了这一线的西端往往漏损泰半，这是建中靖国元年（1101）唐意第一次加高它山堰顶而水仍然难以入城的真正原因。由此也可以推测，两宋之交，为了让它山水入城，要么在照天港—上河汊口东侧截断河道，要么在此置堰设闸，总之是为了逼使它山之水不得不走仲夏港—上王—西杨的北线（后港）。

到了南宋年间既产生了让南塘河分担调蓄压力之需，便觉得有必要重新启用南塘河南线的河道，为此，就必须统一这一线沿河的堰碶堤塘高程。这样做的好处还有，新增一引水入城的河渠，又免这一线两侧农田遭潦涝之害。于是，复通河道、劳动民力的结果，便是堤塘开始突出地表，南塘河中段实现了渠道化，即使有时渠内水位与田地齐平甚至高过地表，也不会形成内涝。是为南塘河南线的第二次贯通。这第二次贯通后，南线的径流量大增，成为航运的又一干道，当此时，南线方被称为前港。

从南塘河的演变史中可推断出两个结论，一是南塘河与王元毫无瓜葛，二是南塘河真正出世（即第二次贯通），标志着广德湖湮废百年后，西乡水系完成了系统切换，它山之水取代广德湖而成为鄞西城乡灌溉、饮水、航运的主角（见图2-7-1）。

到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修乌金、积渎、行春、朱赖（芝兰）诸碶后，吴潜主政庆元府时期（1256—1259）所创建的月湖水则碑，就像鄞西地区水位控制的终端显示屏，将南塘河从洪水湾到城厢食、气、水三喉的诸碶闸置于统一的监控之下，由此，南塘河还成为联动控制鄞西水系的管线，而这，也让整个鄞西水系由天然的，升格为人工的。至此可以说，整个鄞西水系的基本建设已经完成，后世只是对这个系统工程做维护、保养和局部的修补。

【图2-7-1】南塘河图解

【注释】

[1]现见录于南宋乾道《四明图经》卷十和魏岘《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卷下，又载张寿镛辑《舒懒堂诗文存》卷三。

[2]龚烈沸编著《宁波古今方志录要》第3页，宁波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3]图载（清）高宇泰著、沈建国点校《敬止录》卷三十二《胜迹考》，宁波出版社2015年8月版。

[4]（清）全祖望《增定广德湖白鹤庙祀典碑》，转引自姚汉源《〈四明它山水利备览〉集释初稿》，载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编《它山堰暨浙东水利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60页，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5]《众乐亭诗刻》，载章国庆编著《天一阁明州碑林集录》第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版。

[6]按：据《大吴越国明州故汝南郡袁府君（从章）墓铭并序》（载章国庆编著《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第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3月版），墓主于后晋开运三年（946）葬于“鄞县唐昌乡沿江里通湖门外”，又“据2001年在宁波祖关山考古发掘出土的唐代墓志，其葬地同样称‘唐昌乡’，可知其所在地点即城南祖关山”（同书第9页），故可推断“通湖门”当在原小湖一带，是否与甬水门（即后来的南门或长春门）同一，待考。

[7]傅璇琮主编《宁波通史（第一卷·史前至唐五代卷）》第199页，宁波出版社2009年8月版。

[8]按：在（明）陈朝辅录传、杨德周订正的刻本和商务印书馆1936年12月据守山阁丛书排印的《四明它山水利备览》（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魏氏按语里仍为“小湖”，但该书的烟屿楼刻本和俞福海、方平点注的《明州系年录·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4月版），则为“小江湖”。

[9]陈梦家《亩制与里制》，载河南省计量局主编《中国古代度量衡论文集》第292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2月版。

[10]姚汉源《〈四明它山水利备览〉集释初稿》，载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编《它山堰暨浙东水利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54、62页，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11]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第1440页，中华书局2005年9月版。

[12]按：“小溪”除指小溪流之外，在吾乡史上多指地名。地名意义的“小溪”及“小溪镇”，《宁波市志（1995）》认为在今鄞江桥镇。

[13]（宋）苏为《重修善政侯祠堂志》，载（宋）魏岘《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宋）黄裳《新定九域志（古迹）》，载（宋）王存《元丰九域志·附录》第620页，中华书局1984年12月版。

[15]龚烈沸编著《宁波古今方志录要》第3页，宁波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16]按：“以朝议郎行令、上柱国”的官阶爵位并称现象，亦见于唐代墓志，如《大唐故朝议郎行郑州管城县令上柱国杨君墓志铭并序》云。见杨莉、赵兰香编著《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于右任旧藏金石拓片总目提要》第348页，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11月版。

[17]按：宝庆志修于南宋宝庆二年（1226），成于绍定元年（1228），由其后陆续递补。二十一卷。乾隆《鄞县志》卷三十《旧志流源》认为此志虽修于宝庆，而卷内叙事往往及绍定、端平、嘉熙、淳祐、宝祐（1253—1258），盖后人次第增入，非宝庆原刻本。又《宋元浙江方志集成》（杭州出版社2006年9月版）认为该志之“现通行版本为咸淳以后补刻本，志中增补到咸淳八年（1272）”。

[18][韩]金相范《唐代祠庙政策的变化——以赐号赐额的运用为中心》，载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7辑）》第9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

[19]按：据南宋宝庆《四明志》卷一，贞元四年（788）的明州刺史为王沐，“之曾孙，贞元四年刺史。立夫子庙。见庙碑”云云。王，字方庆，《新唐书》有传（《列传》第四一），其撰《魏郑公谏录·序》，落款“唐尚书吏部郎中琅琊王”。故“刺史琅邪公”即王沐。

[20]按：新旧《唐书》有传之陆南金，实与吾乡无关；治东钱湖之陆南金，则为五代吴越时鄞县令。本书另附专文论证，此不赘述。

[21]（唐）王叔通《唐故了缘和尚灵塔铭并序》，载章国庆编著《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3月版。

[22][日]真人元开撰、梁明院校注《鉴真和尚东征传》第35页，商务印书馆2016年1月版。按：据校注，日本方面原文记为“开元二十一年”“王叔达”。

[23]（宋）王溥《唐会要》卷七十一第1273页，中华书局1955年6月版。

[24]张玉兴《唐代县官与地方社会研究》第21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5月版。

[25]张如安《唐释宗亮诗辑存》，载《宁波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按：张教授所辑释宗亮诗四首，后为《全唐诗补编》（陈尚君辑校，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版）收录。

[26]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等编《它山堰暨浙东水利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78—85页，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27]按：本书以下讨论的它山堰，未特别说明的，均指石堰形式的它山堰。

[28]张如安著《南宋宁波文化史》第12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2月版。

[29]钱茂伟《王应麟学术评传》第83页，中华书局2011年11月版。

[30]章国庆编著《天一阁明州碑林集录》第33—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版。

[31]按：据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七）》，该出土之碑系元代旧物，明时已佚；嘉靖二十七年（1548）曾重刊，但该重刻碑迄今未见。又，碑文较之延祐志所录王应麟撰文，少了王安石与王应麟所作的诗。

[32]卢嘉锡总主编、丘光明等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第370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33]陈梦家《里制与亩制》，载河南省计量局主编《中国古代度量衡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2月版。(www.xing528.com)

[34]按：元里相当于明里的65.69%（378.84／576），7元里合4.6明里，取约数为5。

[35]缪复元等编著《鄞县水利志》第24页，河海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36]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一四三，第2021—2022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

[37]按：据前引《唐刺史考全编》（第2026页），于季友任明州刺史在太和六年至八年（832—834），故“元年”系“六年”之误。又，引文中的“湖”，指广德湖。

[38]按：此据《四明它山水利备览》烟屿楼清咸丰甲寅年（1854）版，转引自《鄞州山水志选辑（第1册）》，宁波出版社2009年11月版。明崇祯辛巳年（1641）陈朝辅燮五录传版作：“西南十里有仲夏堰，溉田四千顷，大和六年刺史于季友筑。今湖、堰并废。宝庆二年郡守尚书胡榘再修。”见中国数字方志库官网（http://x.wenjinguan.com/）。

[39]按：南宋宝庆二年，胡榘曾治东钱湖（宝庆志卷十二）。时广德湖已废，故“胡榘再修”云云，依原文理解，必是指仲夏堰。

[40]谢振岳主编《鄞县文化广播志》第220页，鄞县文化广播电视局1992年4月印行。

[41]按：宝庆《四明志》卷十三：“光同乡在县南，管里一村二：清林里，北渡村、栎社村。”光同乡仲夏里，明嘉靖《宁波府志》为村（卷九），至清雍正《浙江通志》为里（卷二三六）；但《鄞县志》（1996）未见著录。唐宋之里，为区划建置；明清之里，或为村之俗称。

[42]（清）姚燮《四明它山图经》“今水源委下”，转引自《鄞州山水志选辑（第1册）》第141页，宁波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43]杨贻诚《鄞西七乡治水碑记》，载《宁波市水利志》编纂委员会编《宁波市水利志》第535页，中华书局2006年3月版。

[44]朱永宁《仲夏桥碑》，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3c50e80102x2d7.html。

[45]宁波市土壤普查土地规划工作委员会编《宁波市土壤鉴定土地规划报告（内部资料）》第118—119页，1959年11月印行，水银收藏。

[46]周时奋《周时奋文存·故土家国》第55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9月版。

[47]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编《中国土种志（第1卷）》第848页，农业出版社1993年4月版。

[48]根据泥炭沼泽的发育过程，主要是泥炭的累积过程可分为低位、中位和高位沼泽，即富营养、中营养和贫营养沼泽。参见徐乾清主编、陈志恺册主编《中国水利百科全书·水文与水资源分册》第67页，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4年11月版；又参见吕宪国主编《中国湿地与湿地研究》第207—281页，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6月版。

[49]《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古小溪港”条：“许家桥东，有地名童家，北有古沟，势与港接，今为沙所塞，而污沥尚在。耆老相传，此正小溪也。溪通建墺，旧尝开浚以通它山之水，今沙淤塞，或谓可以再浚。”按：这显示，到南宋时，这个山麓小湖早废，时人治湖不成，退而治河；这也从另一方面解释了仲夏堰湮没无闻的原因。

[50]姚汉源《〈四明它山水利备览〉集释初稿》，载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编《它山堰暨浙东水利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61页，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51]朱永宁《仲夏桥碑》，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3c50e80102x2d7.html。

[52]按：现检得最早出此说者，见于《宁波词典》编委会编《宁波词典》第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53]鄞州区集士港镇镇史编纂委员会编《罂湖沧桑集士港》第175页，宁波出版社2011年6月版。

[54]戴松岳《广德湖波何处寻》，载杜建海、戴松岳主编《鄞州人文读本》第97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1月版。

[55]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州市志（第8册）》第504页，方志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56]章国庆、裘燕萍编著《甬城现存历代碑碣志》第53页，宁波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57]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载河南省计量局主编《中国古代度量衡论文集》第7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2月版。

[58]《新唐书》卷四十一《志第三十一·地理五》，“”县条。按：笔者认为东钱湖初次修治当在吴越天宝二年至三年间（909—910）。这里姑且从通说。

[59]（宋）杨蒙《重修它山堰引水记》，载《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卷下。

[60]（元）况逵《昼锦楼氏义田庄》，载元至正《四明续志》卷八。按：况氏此文作于元统二年（1334）。

[61]原文为“桃源乡秋粮湖田共七百七十三顷二十六亩九分一厘六毫八丝一忽，米三万七千零”。见（清）臧麟炳、杜璋吉《桃源乡志》第36页，方志出版社2006年4月版。

[62]（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影印本全8册），中华书局1987年11月版。

[63]（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六）第983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按：日期为是年秋七月甲戌，即8月28日，与《宋会要辑稿》相比差一天。

[64]（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影印本全8册），中华书局1987年11月版。

[65]以上三则，参见（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影印本全8册），中华书局1987年11月版。

[66]（清）全祖望《广德湖田租考》，载朱铸禹校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6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67]华山《关于宋代农业生产的若干问题》，载华山《宋史论集》第3页，齐鲁书社1982年11月版。

[68]（元）况逵《昼锦楼氏义田庄》，载元至正《四明续志》卷八。

[69]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6年12月版。

[70]原文：“桃源乡秋粮湖田七百七十三顷二十六亩九分一厘六毫八丝一忽，米三万七千零”。

[71]纪昌兰《宋代江南粮食亩产量研究学术史回顾与思考》，载《古今农业》2015年第3期。

[72]按：谓“熙宁以来且浚且湮，横从其亩，不待政和而遂废也明矣”，见（元）况逵《丰惠庙重建记》。

[73]周时奋《小江湖考》，载周时奋《周时奋文丛·故土家国》第41—5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9月版。

[74]按：邹逸麟先生将小湖认作小江湖，并将湖涸归咎于“它山堰水源既不丰沛，又无拦蓄工程，仅仅依靠它来灌溉鄞（西）七乡之田是靠不住的”。见邹逸麟《广德湖考》，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5年第2期。

[75]（清）全祖望《重浚古小溪港议》，载朱铸禹校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15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76]“楼异亦复戚浦，至今城南之人祀之”，见（清）全祖望《广德湖田租考》，载朱铸禹校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6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按：由地形看，说“复”或不及“开”确切，因为戚浦河的作用，乃将原潴于广德湖的桃源之水由南泄入奉化江。

[77]（清）全祖望《增定广德湖白鹤庙祀典碑》，载朱铸禹校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9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78]宁波师范学院地理系编《宁波国土资源》（下册），1989年12月油印本。转引自俞信芳《广德湖考论》，载《鄞州文史》第21辑（2016）第178页。

[79]转引自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第109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8月版。按：前引薛徽言文中有“缘开垦之初，不问肥瘠、高仰、深葑，一等亡租”语，陈登原引作“一律无租”（见陈登原《国史旧闻（三）》第121页，中华书局2000年8月版），当是。

[80]按：原文“彻田七万顷”，误；或当为“七百顷”，或当为“七万亩”。

[81]转引自徐世钜主编《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辑（三代部分）》第182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82]（元）况逵《丰惠庙重建记》，载元至正《四明续志》卷九。

[83]陈登原《国史旧闻（三）》第121页，中华书局2000年8月版。

[84]按：水军驻扎定海（今镇海）、江东两寨，据南宋乾道《四明图经》卷二，为乾道年间，“岁收其米以给甬东所屯之水军焉”。

[85]以上关于宋代的财政管理机构及制度，参见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第二、三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

[86]沈冬梅、范立舟《浙江通史·宋代卷》第48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87]按：绍兴鉴湖废后，官府曾立石永禁：“应深沟大港，并永远存留，以充灌溉。”（《宋会要辑稿·食货八》）故可推断，明州之广德湖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