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德湖：一个濒临涅槃的湖泊

沧海桑田

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明州守苏耆以湖“坏漏不补”，复而浚之。这给人的感觉是，广德湖似乎像一只漏水的木桶。

过了一花甲（1069），鄞县知县张峋再修湖，筑埭高八尺，合今约2.5米，比原高增加三尺二寸，近1米（即“而高倍于旧三之二”）。

王庭秀作《水利说》中提及：广德湖，“四面为斗门、碶、闸，……夏秋之交，民或以旱告，则令佐躬亲相视，开斗门而注之。湖高田下，势如建瓴，阅日可浃”（宝庆《四明志》卷十二）。

这些记述，证实了广德湖到北宋时期已经成为一个地上湖。这说明广德湖经公元5世纪至11世纪约600年的开发，除了由于人类垦田而导致湖面缩小之外，还因泥沙淤积、沉积物累积而引起湖盆变浅、湖床抬升。在这种双重因素的长期作用下，广德湖其实早已经由自然湖泊变而为人工水库，如果不是钱亿、张峋们的挽救，广德湖在五代北宋之际，将退化为沼泽。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湖泊，广德湖的自然寿命已届末年。另一方面，自唐大中元年（847）史籍首次有废湖为田之请的记录以来，到北宋政和七年（1117）终行废湖为田之议这270年中，倡废之说屡压屡起，盗垦之风愈演愈烈，这表明广德湖之制度性存在，亦渐失公意。

本来，面积达800多顷约46平方公里这么大一个湖泊，要变为700多顷的农田，仅排水填土，工程量之大就难以想象。但事实上，人们在史籍上根本没有看到有过一个艰苦的过程，《宋史》只用了“异令尽泄之垦田”七个字，便让一个大湖跳过了沼泽阶段，直接转世为地。

实际上东钱湖的情形也如此，所谓“鄞地湖高于田，田高于河，河高于江，势若建瓴”（《东钱湖志》卷一），就是这个意思。

偌大一个广德湖，已脆弱至如此不堪。非楼异，宁无他人？

倒是地治而为田，却非易事，所谓“一菑二新三畬”，湖田非得三年改造，才能成为有正常种植收入的农田。而且为了鼓励佃户对湖地的改造，想必官田也会采取当年民间的惯例：

初开荒年所收全给；次年依乡例主客减半输官，是十分止收二分半；第三年方依主客例分。^[79]

这里，只要把“主”替换为朝廷或明州府即可。

《宋史》上说，楼异“治湖田七百二十顷，岁得谷三万六千”，这应该不是废湖当年的数字。楼异知明州，“在郡五年”，也即政和七年至宣和三年（1117—1121），政和八年（1118）废湖，至“岁得谷三万六千”，最快也是宣和二年（1120）的事了。

义无反顾

绍兴二年（1132），枢密院计议官薛徽言所建议者有二，一为上等田租米“每亩量增八升”，二是“乞委官相视，内低田即废为湖泺，依旧积水灌溉”。前一事，过了五年，在明州贤守仇悆手上实现了；但后一事，没有落实。

绍兴九年（1139）五月，知明州周纲再次要求废田兴湖。他所指出的废湖为田之害更大（鄞西水稻单产降低50%以上，总产减少五六十万石），要求也比薛徽言的更为决绝：

乞还旧物，仍旧为湖。（《宋会要辑稿·食货七》）

过了四年，绍兴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1143年4月10日），明州守莫将上言：

契勘广德湖下等田亩缘既已为田，即无复可为湖之理，不免私自冒种，非惟每年暗失官租三千余硕，而元佃人户词讼终无由止息。又因缘有争占斗讼，愈见生事。欲乞依旧为田，令元佃人户耕种。（《宋会要辑稿·食货七》）

他连十一年前陈戬答应的“内低田即废为湖泺”也一概推翻，乞依旧为田。赵高宗“从之”。自此，“夫湖之不可复也，亦明矣”（全祖望《增定广德湖白鹤庙祀典碑》中语）。

善事一桩

全祖望作《广德湖田租考》，认为“湖田之不输赋而输租由于仇悆”。应该是错怪了。

汪正中作于淳熙六年（1179）的《重修灵波庙记》一文中说：

太守楼公异，郡人也。膺天子倚庇之重，受乡人昼锦之荣，权彼此之重轻，虞衡之利害，谓它山之源，以灌鄞之七乡，则广德一湖，可更为田，而弗损于水利也。请于朝，以便宜而为之，彻田七万亩，处民三千家，若古之公田，入租而不税，然后余裕且资以养士、润国，便于民，民乐耕稼矣。（《桃源乡志》）^[80]

“彻田七万亩”之“彻”，是与“贡”“助”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夏商周时期曾有的赋税制度。《孟子·滕文公》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范文澜认为，彻即实物地租。^[81]从汪正中所说“若古之公田，入租而不税”来看，他正是从“实物地租”这个意义上来用“彻”这一概念的。(www.xing528.com)

明陈槐作《德惠祠记》也说：

民之艺湖田者，惟纳租，而差发不与。（《桃源乡志》卷六）

这也显示着鲜明的佃租特征。因此，楼异募民佃租，是将湖田佃给农民，以收租谷，由“佃租”两字而看所有权性质，湖田为官田无疑（严格说来，湖田属朝廷所有，代管官府亦未必是县署，而有可能是都水司、转运司等朝廷派出机构）；如果把湖田分发给农民，则湖田为民田，应课田赋而非收地租。但没有证据显示楼异将湖田分发于民。

前引薛徽言说“开垦之初，……其上、中二等皆权势之家请佃”，而这些“权势之家”自己及僮仆并不亲自耕种，却因佃入湖田而逃避了徭役，还加租转佃给客户及小佃农谋利，而这些承佃户既然并非直接从官府佃入湖田，自然还得承当官府的各种差役。这是很不公平的。

为此，“至绍兴七年，守臣仇悆又乞令见（现）种之人不输田主，径纳官租，增为四万五千余石”，此中的“田主”，当为“佃主”，指第一手承佃湖田的“权势之家”。仇悆此举，实际上剥夺了“权势之家”的转佃权，其转佃的加租部分归官府所有，而实际田间稼穑的“现种之人”则因此而免去了徭役，减轻了负担，可说是善事一桩。

存续时间最长的永佃权

湖田为官田，南宋末期，朝廷为解岁入之绌，多有鬻卖官田之举，但广德湖似乎是个例外。元况逵说：“皇元混一，首通漕运，衣食京师，连樯飞挽，风帆旬月而达。四明岁石不下十万，湖田居四之一。”^[82]这说明到元代时，湖田仍为官田，故可以官田收入的租米2.5万石衣食京师。

据宝庆《四明志》，南宋鄞县设13乡13里20村，村下设甲，从该志所载的《鄞县县境图》来看，“甲”的序数，与所属乡无关，是全县连续编号的，在《县境图》上看到的最大编号数字是“清道乡五十一甲”。而据《鄞县志》（1996）介绍，元延祐七年（1320），全县共11乡55都，其中“以数字编号的都53个”，也就是说，元代“都”的数量只比南宋“甲”的数量多2个，这个最大数字的“53都”正处在清道乡。由此可以猜测，南宋宝庆志《县境图》中的“甲”，其含义或与元代后的“都”同。元代在44都、45都、47都、49都、50都的旁边（向心一侧）新设44隅、45隅、47隅、49隅、50隅，这5个隅组成的就是“广德湖田隅”，其范围，正是张峋所治、楼异所废的广德湖。这一区划，到了明代正德年间改租为赋后，仍被保留到清初（见图2-6-3），此乃至今这一带乡民仍有“湖田”“民田”区别观念的历史原因。可见，这“广德湖田隅”被当作了元代的官办农场。

【图2-6-3】“广德湖田隅”，相当于从北宋末至明正德八年间的官办农场。底图来自《鄞县通志》

明永乐初，湖田“为军人夺屯，民多失业”，虽仍为官田，但破坏了原有的佃租关系，致佃户（民）失业，后由“耆民任朝善陈于朝，得复为民故业”。故业，即佃租。到了宣德、正统年间，“官多匪政，改常度，而租调兴焉”，佃户既要缴租又要纳税，至“佃湖之民”“病科征而逃亡者日众”。最终，到正德八年（1513），因朝野乡人的努力，湖田改租为赋、全折输银，这才由官田改为民田。（《桃源乡志》卷六）

也就是说，湖田的佃租制度存续了近400年（1117—1513），这恐怕是中国官田中存续时间最长的佃权了。

陈登原认为，明州广德湖田的佃租，是“永佃权的滥觞”^[83]之一。永佃权将农田租赁权利创设为一种物权，是历史上中国最了不起的制度创新之一，广德湖居然躬逢其盛，还创造了这么个纪录，值得今人铭记。

湖田与明州（庆元）港

南宋宝庆《四明志》（卷第六）在《叙赋》篇章中有“湖田”一目：

湖田。初，高丽使朝贡，每道于明，供亿繁夥。政和七年，郡人楼异因陛辞赴随州，请垦广德湖为田，岁收租以足用。有旨，改知明州，俾经理之。明年，湖田成。及高丽罢使，岁起发上供。自水军驻扎定海、江东两寨，朝廷科拨专充粮米。^[84]

可见广德湖田作为官田的佃租收入，是专门用于高丽贡使在宋期间的各项支出的。依宋代的财政制度，这类外交支出理应由中央政府承担，即所谓的“公使钱”项下的“正赐公使钱”，但宋徽宗为这钱的出处暗自发愁，因为这不只是一个支出数目，像造出使高丽的神舟，帝“出内帑缗钱六万为造舟费”，一次性支出，很简单；而外藩贡使常年往来的“馆劳之费”需要解决的，却是一个岁岁无已时的支出项目，这就复杂了。楼异号准了帝之脉搏，遂献废湖开田之策，实质是为朝廷在明州开辟了一项专门的对应收入来源，即“公使钱”项下的“公使库钱”，因此，湖田的佃租收入当属中央财政收入。但公使库钱受中央政府管束、督察较弛，地方州军对湖田佃租收入的支配权相对较大，所以也会有部分漏泽地方，如：

余裕且资以养士、润国，便于民，民乐耕稼矣。（汪正中《重修灵波庙记》，载《桃源乡志》卷六）

又以田租之余，筑西埭置闸于傍。（况逵《丰惠庙碑记》，载至正《四明续志》卷九）

但总的来说，湖田的佃租收入惠及地方的还是不多，不可以后世的地方财政视之。高丽贡使罢后（约在隆兴二年，1164年），这项收入便“岁起发上供”，直接转为中央财政收入了。到了南宋乾道年间，“岁收其米以给甬东所屯之水军焉”，水军属中央军，所以湖田佃租收入仍属朝廷直接支配的财赋范围。

“岁起发上供”是由转运司管辖的事，^[85]而乾道二年（1166）罢两浙路市舶司，明州市舶务也归转运司提督（《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光宗、宁宗以后，朝廷相继废罢澉浦（1190）及江阴、温州、秀州（1206）四市舶务，^[86]“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蕃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得受而遣焉”（宝庆志卷六）。

一般认为市舶开而有外藩之利来，却对投入未加关注。事实上市舶利之来难定，费之出则因舶务机构之设而无日无之，各务之间于竞争中之最终胜出，原因固然多种，但谁能熬得过寂寞，无疑是前提之一。而提督庆元市舶务的转运司手上有“岁入米近二万石”的湖田佃租收入，恐怕是庆元务在长期的竞赛过程中，有着这种源源不断的后勤保障之故。

可见，广德湖的沧海桑田，与明州作为一个国际港口城市的兴起，息息相关。

不妨说，今朝的宁波，也是广德湖涅槃的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