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朝阳区四惠桥东侧，那里有一幢两层楼的仿古建筑，在建筑最醒目的位置挂着“晋商博物馆”五个大字。走进去，有关晋商和“万里茶路”题材的展区内容非常丰富。晋商的算盘、账本排满了一面墙，其中有一面墙非常有意思，那上面挂满了晋商的“信用模具”。所谓信用模具就是晋商曾经使用过的票据印版。这种印版，在晋商经营过的产业链上下游之间散落着很多，湖南安化茶农的后人手上也有。
在2014 年CCTV-10 播出的《茶叶之路》纪录片第四集“两湖茶事”里，提到了一块矗立在安化高马二溪村山上的“奉上严禁”石碑，立碑者是道光四年的一个五品知县，从碑文对茶事的规定，到立碑的等级都超出从前，因此大家对禁碑所在的这片茶园青睐有加，守在这片茶园边的老百姓也在重新回顾自己的家族与茶相关的历史。山上有个姓谌的茶农家，手中有一块刻着“高家溪”字样的印版。那块印版就是当年晋商到湖南安化高马二溪一带收购茶叶时的凭据。在高马二溪品牌创建之初，这块印版的拥有者作为创始人之一，将印版作为品牌宣传的亮点四处活动。很多早期熟悉安化黑茶高马二溪的人对这块印版有较深的印象。前不久在安化，有不少人私下里和我说，那块印版是那位木匠出生的创始人自己私下里刻的。一时之间我也难分真假。
矗立在安化高马二溪村山头的“奉上严禁”碑
晋商的票据印版
买卖城主街道
印版确实是晋商在商业活动中留下的信用凭证模具，这种信用凭证的使用标志着茶山与晋商之间建立的契约精神开始生效了，只是这个过程走得很漫长。毕竟资水蛮山与晋商将要抵达的销区真可谓是天涯海角的距离。行脚路程成了最大的成本，1939 年民国政府一个叫雷男的专家到湖南安化做茶叶资源的调查，他在调查报告中感叹，安化资江两岸的山里很多地方只做一次茶，非常可惜，没有让茶叶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当代的很多茶学专家在论述茶叶体质增效的时候也非常认同这种茶叶价值的综合利用。基于现在的物流设施，确实可以做到一年里对茶叶的多次采摘，从春天到秋天可以做成很多类型的茶叶产品。但是在湖南安化，很多高山林区茶依然延续着一年只做一次茶的传统。
早年间做茶的买卖人过了春节就得往茶山赶，水路交通受制于天气，从安化到汉口，遇上顺风，四五天就可以到，风向不配合，在这段行程上耽搁半个月也很正常。茶叶当时在漠北销区确实有丰厚的利润可图，可能这些买卖人也想过一年多置办几次，但是现实条件限制了他们的想象。一年只做一次，成为旧年里安化黑茶的一个特殊标志。这也是构成安化黑茶传统风味特征的一个要素。一棵茶树，将自己积蓄了一年的能量精华在那一次集中释放出来。不管从植物学的角度上讲，这里面存不存在严密的科学逻辑，但是知情人的这种心理暗示会丰富消费者对这个产品的体验感，以此提升附加值。
晚清时期的买卖城官商
晋商在安化事茶，在时间上受制于交通，无法做出更多的协调，基于此他们只能在山里开辟更多的茶园，让自己每一次抵达安化置办货物都能满载而归，用这种方式来把商号的利润做到最大化。与此同时，很多原本在销区做分销的大商号发现茶叶有利可图，于是也开始设立分号专门从事茶叶贸易。大盛魁旗下的三玉川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他们也深入到湖南采制茶叶，做成砖茶注入其原来的茶叶销售渠道。在这样的背景下，到了制茶季，茶山上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
也正是由于晋商的大面积扩张，导致茶山秩序的失衡。茶园面积的扩张，与山民种植粮食所需的土地发生了矛盾。这种矛盾是隐性的，原本活跃的茶叶贸易已经将茶山带入了商业社会，茶农享受着商业社会的红利，但是也在承受商业社会的风险。当这个风险爆发时，矛盾就由隐性转化成了显性。例如，到了粮食青黄不接的时候，粮价受供求关系影响自然会上涨，事茶所得并不能解决茶农家的温饱问题，这时候最容易发生群体事件。慢慢地，晋商和茶山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立。在这种对立中，晋商的原料供给就成了一个不稳定因素，这与契约和信用无关，因为这些事件本身就是后来的契约中强调的“不可抗力影响”。晋商需要培植他们在茶产区的代理人，于是在契约之外，晋商不失时机地采取了结亲的方式。
通过婚姻关系，把两个原本对立的主体变成“一家人”。在晋商留下的一些日记中，记录了很多这方面的故事。一个打长工的小伙子在老东家的商号里快速成长，所担当的事情越来越多，能顶半边天。到最后小伙子极有可能就变成了这家商号的上门女婿。不管他和东家的闺女有没有爱情，小伙子也明白，他需要通过结姻亲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身份确认，只有这样，他才能获得更多的权力。当然，老东家也不吃亏，这种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之为“外部费用的内部化”。与晋商联姻后的安化产区，开始出现一大批祖籍山西的安化人，他们的存在，成了连接产销区之间比契约还要有保障的枢纽。
在俄罗斯经营茶叶的晋商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经营茶叶的晋商
晋商的全家福(www.xing528.com)
晋商的居室
中国古代婚姻观念里有门当户对的共识。其实无论是草原上的匈奴贵族，还是长安的汉家天子，有些看起来无关文明优劣、经济贫富的联姻，透过表面依然涌动着利益对等的隐性逻辑，本质上依然是门当户对的。晋商家族与安化茶农家族就是被一种我们看不见的隐性逻辑支配着，不管当事人是否心甘情愿，但是联姻已经成为既定事实。当然，这种门当户对是存在精神和感情牺牲的。我不知道元代以后的那些戏剧家是怎么敏锐洞察，最后捕捉到这种牺牲的，那些表现男女之间的名剧都无一例外地触碰到了这个点。
不管怎么说，嫁给商人是很多人不那么情愿的，将城市里的闺女送往茶山也会招致家族内部的极大压力。但晋商与茶山的联姻，穿透了层层障碍，最终还是变成了现实。联姻之后，产业上下游之间，在契约的基础上又上了一把亲缘关系之锁。如今安化存世的老茶行虽已破败，东家姑爷和东家小姐存在过的痕迹却依然十分明显。
晋商是一股新鲜的血液，强劲有力地注入了梅山。在安化后乡，茶行云集的那些市镇，从整体到细节，很多地方都与遥远的晋中平原保持着一致，梅山文化在那些地方被稀释殆尽，《走西口》的旋律也好似从山西平、祁、太唱向了资水蛮山。
人们因茶而结合，也因茶而分离，漂泊与跋涉是买卖人的宿命，文学家总喜欢带着滤镜去看那些被现实所逼的迫不得已。白居易在浔阳江头那句“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给茶商贴上的薄情标签很难做历史性申诉。茶商也无暇申诉，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等在前方。春天制茶、夏秋运茶、秋冬售茶，日复一日地跋涉在产销区之间。
迎来送往，一船船茶叶下资江入洞庭，云山远帆，牵挂着留守资江的三晋女子。当繁忙的码头闲暇下来，那个远去的背影已经消失在了资江的转角处。事茶人一个寒暑一个来回，他们在一起的日子和茶季保持一致，所以资水边上，从内到外，从情绪到场景，真正令人心血沸腾的可能就是茶季。那是分居两地的夫妻相聚的日子，一年也就那么一次，和牛郎织女的故事一样。真正七夕的时候，他们也只能望着天空思念对方吧！茶商喜欢写日记，这是从老掌柜那里学到的一种习惯。他们的日记笔记潦草，没有章法，想到哪写到哪。把思念带到天涯海角，翻山越岭，穿过戈壁荒漠，在异地他乡，压抑着自己爱的对白。他们很少通信，只能把一年想要说的话积攒起来见面了一口气说完。女人也怕接到书信，见字如面的开头往往意味着这一生可能再也见不到面了。水路的风浪，陆路的匪盗，意外都是家常便饭。
我们从他们留下的笔记里可以看到，从晋中到安化，陆路一日行走三十到四十里不等，水路很难预测，过去茶叶的最大成本还是在运输上。茶路，磨掉了一代又一代事茶人的韶华。那条路生死未卜，他们绝大多数才刚刚新婚，还没有捂热被窝就要面对分离。那一次次的离开，谁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当年，蒙古独立时，就有近10 万中国商人滞留在那里，他们在动乱中破产了，被大漠与万里的行程阻隔，他们再也没有回来，而是留在自己做了大半辈子生意的土地上，在贫困中熬尽了一生。新中国成立后与蒙古建交的时候，垂垂老矣的华侨还穿着长袍马褂，有些还留着辫子，见到新中国的外交官员，恭恭敬敬地跪地磕头道：“参见领事大人……”[1]
我从巴彦淖尔边境口岸进入蒙古国，在蒙古国的哈拉和林城遗址遇见了一个汉裔蒙古居民，他就是当年滞留在那里的晋商之后。一个世纪过去了，他依然在从事中蒙之间的边境贸易。在历史的轮回里，祖先留下的事业依然还在延续。
从边境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万里茶路可能不仅仅是我们在地图上画出来的一根冰冷的线条。那是有血有肉的几代中国人奋斗的缩影，是故乡与远方的跋涉，是爱与恨的人生选择，是叛逆与顺从的态度，是茶路姻缘中的双城记，是大漠黄昏里不断被后人想起的中国故事！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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