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中国历史上的商人十分不易,他们处于社会最底端,一直找不到自己的文化归宿。所谓的“儒商”,其实是商人应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而做出的巧妙妥协,给自己安插上“儒”的标签,可以得到士大夫的尊重。“儒商”是中国古代商人的最高荣誉,比现如今的福布斯排行名次还重要。
尽管我们的商业土壤十分贫瘠,但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还是诞生了一些久负盛名的商帮,晋商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从晋中平原走出去,最后又带着财富回到原点。他们的财富规模究竟有多大?我们只需要到祁县或是平遥去看一看,那些人去楼空的大宅子里,作为票号的各类设施虽然百年前就已经停止运转了,但从柜台到账房到金库再到职业经理人的办公室,完整的场景保留,你会感觉,其实他们从未离开。
我到达晋中平原,落脚地选在了祁县,那里曾经是晋商经营茶叶的一个集散地。到了那里,就能感受到晋商与安化之间的紧密关联。祁县老街曾经也是繁华一时的北方商贸街,斑驳的老街墙壁上,都还能隐隐约约地见到那些老字号的痕迹。祁县老街上的一位朋友说,这条街上曾经和安化有关联的一些老字号都被湖南人给注册了。安化黑茶如果要找最为辉煌的历史存在感,那肯定是在晋商时代的那一页。
山西晋中平遥古城
晋商的发迹有非常特殊的历史背景。晋中平原,这片缺乏资源,人口又十分密集的土地,逼迫着很多人必须要主动选择背井离乡谋生存。“隆庆和议”之后,长城一线开放的边贸互市口岸成了他们讨生活的地方,东出张家口,西走杀虎口。在老家待不下去的晋中人开始成群结队地涌向长城边。一曲《走西口》,是一个漫长的时代缩影,传唱的是一方水土上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社会现象。那群披头散发,将生死交给远方的农民,将异常隆重地进入中国商业史。
晋商手抄笔记文献《行商遗要》
文献中晋商留下的遗嘱
文献中对安化资江南岸茶叶产区的罗列
晋商的账册
晋商的各种账本及笔记
在长城沿线参与互市的除了明朝认定的合法交易人土默特部族之外,万历年间,重新在东北崛起的女真族也开始参与到互市之中。努尔哈赤在统一了女真各部落之后,建立了后金汗国,他们将自己称为后金,通过对几百年前创造过辉煌历史的祖先进行追认,以此塑造想要振兴祖业的理想。在他们创制的八旗制度下,专门设置了服务于军事补给的八旗买卖人,他们都是受到旗人信任的包衣奴才,紧随军队出行,在大军过后,与长城沿线的内地买卖人互市。兵荒马乱的年月,普通老百姓避之唯恐不及,但从晋中平原上出来的买卖人已经驾轻就熟地与八旗买卖人做上了生意。
那时候八旗买卖人采购的主要有绫罗绸缎及棉布,还有就是茶叶、食盐等生活物资。后金的饮茶方式没有继承祖先的那一套习惯,而是几乎与蒙古人相近了。他们趁大明在内忧外患自顾不暇之际,开始实施他们在北部边疆的拓展策略。很快,漠南蒙古诸部并入了他们的版图。1636 年,皇太极在沈阳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清。这件事情对大明的触动非常大,在大明政治精英的眼里也许事发突然,但事发之前,在山西北部的生意人就已经预感到了东北即将有大事发生。
在皇太极登基那天,从龙袍到文武百官的礼服,再到仪式现场的旌旗、装潢,乃至新皇帝赏赐满蒙王公群臣的礼物,那些华丽的丝绸与大量的茶叶,全都产自中原。从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开始,大明朝廷就对后金实施了经济封锁,甚至还在山海关一线坚壁清野。他们是如何突破封锁,获取到这些“违禁”物资的呢?
皇太极为了筹备登基所需的物资,专门发起了一次对中原的长途奔袭。那次奔袭没有按照惯例从喀喇沁蒙古左翼牧场借道,而是一路向西从内蒙古赤峰攻入长城,然后向延庆与昌平移动。最后攻入十三陵焚毁了明熹宗的德陵,作为对天启年间明军毁坏房山金陵的报复。当大明朝堂上还在围绕这次报复行为讨论的时候,清军主力已经快速抵近了居庸关,其目的在于切断京师和大同的联系,然后八旗买卖人从土默特蒙古右翼进入长城,与山西买卖人做起了交易。那次交易,八旗买卖人采购了大量的绫罗绸缎和棉布、茶叶、笔墨纸张等货物。一些看似很微不足道的商业信息,有时候可以预测即将发生的足以左右历史进程的大事,这一点古今皆然。就像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中国义乌的小商品生产商比国际政治学者更准确地预测出了特朗普将当选总统,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拿到支持特朗普的小旗子订单是支持希拉里的小旗子订单的十倍。同样,第一批知道东北即将发生大事的就是山西买卖人,这次采购绫罗绸缎的数量空前、规格空前,有些布匹的尺寸与色泽还存在僭越之嫌。孱弱的明朝没有时间过问这些买卖人,因此只要对方给得起价钱,买卖人都会尽力满足对方。很可惜,这些信息没法进入大明的朝堂,大清的骑兵退回关外以后,满朝文武可能已经渐渐将这次事件淡忘了。但没想到,仅仅一个半月之后,皇太极登基,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
这个消息对山西买卖人来说,可能不过是印证了某些大胆的猜测,他们心里肯定会认定这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因为截至当时,他们依然是连接中原与东北之间的贸易枢纽。绸缎、食盐、茶叶这些货物有利可图。因为他们除了货币交易,还可以交换长白山的人参,那在明朝控制的南方,特别是富庶的江南可以创造十倍甚至百倍的利润。
皇太极登基之日,一手拿着大元皇帝的传国玉玺,一手拿着顺义王金印。玉玺成为掌控蒙古的一个权柄象征,金印成为与明朝互市的合法凭证。大明忽略了这个巨大的漏洞,因此严防死守的山海关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于东北的茶叶供给一直没有中断,反而大明内部对于长白山人参的追捧在慢慢倾斜贸易的天平。
大清入关以后,八旗买卖人编入内务府,成为内务府官商,掌控着国家对边疆地区优质特产资源的贸易,这其中就包括茶叶在草原上的运营权。内务府成了皇帝的小金库,只是大清皇帝的小金库与其他朝代有所不同,它更多的收益来源于商贸。内务府除了直接参与商贸活动,同时也会有针对性地投资一些买卖人。大清时期,获得内务府青睐的绝大多数买卖人都是山西商人。
戈壁滩上的胡杨树
古城里晋商遗迹
大清与山西商人渊源颇深,努尔哈赤早在起兵之初,历数了对明朝的“七大恨”。就在发布“七大恨”那年,努尔哈赤在战争中俘获了大量汉民,里面就有山西买卖人。努尔哈赤没有为难他们,而是将他们释放,配发了回乡的盘缠,并且鼓励他们继续和自己的部族做生意。大清后来对山西商人的信任也多来源于此,山西商人组成的商帮也在内务府里面组成了单独的机构,他们帮助清廷打理着草原上的各项买卖。
晋商票号日升昌掌柜接待室
后世将这个商人社群称为晋商,一个晋字似乎就已经锁定了这个商帮的地域,字面上感觉他们会结成地域宗族联盟,但事实上晋商最大的突破就在于摆脱了地域、宗族的束缚。他们要破除“富不过三代”的生意诅咒,于是苦心孤诣地设计出了一套使买卖避免沦为家族生意的制度。在这套制度里,他们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创制之初,连他们自己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这一举动将开创历史。因为标志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萌芽的正是这种雇佣关系的出现。两宋的经济体量和繁荣程度都已经达到了巅峰,但就是缺少了这种对制度的开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姗姗来迟,但总算还是让这些生意人给探索出来了。
在我掌握的资料里,有大量晋商老掌柜留下的行商笔记,笔记记录的内容非常丰富,除了商业上的一些温馨提示和经验总结,也包括草原上的民情概况、风俗世故。促使晋商养成写笔记习惯的是大清从康熙年间开始的对准噶尔战争,战争持续了七十年,从康熙年间断断续续到乾隆年间才彻底结束。在这个阶段里,理藩院会大量收集晋商在草原上的笔记,对有价值的内容给予奖励。理藩院将这些信息整理加工,最后交给八旗军方,成为重要的军事情报。至此,大清内务府构建贸易渠道的同时也完善了一个帝国情报网,那些随八旗贵族一起入关的包衣奴才和晋商一起监视着大清的江山。曹雪芹家的祖先在帮康熙监视江南士绅,而晋商的祖先也在帮康熙监视漠北诸部。(www.xing528.com)
晋商从早期开始,就形成了对社会的敏锐洞察,他们由表及里,独具慧眼,往往能够见微知著地发现销区的一些潜在需求。一代代老掌柜,在自己的笔记里留下他们的经验,这些经验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在士大夫的视线之外,我们透过这些经验几乎看到了另一个视角下的完整世界。这些不同时代的老掌柜,前前后后离我们而去,那些笔记里,有他们引以为荣的探索,有他们历尽艰辛的跋涉,有他们用尽一生归纳总结、想要留给后人的遗言。
晋商的制度创新体现了他们的先进性,与此同时,早期的晋商在贩运货物时喜欢绕越关卡,并且将每一次绕越关卡的路线记录下来,然后总结成内部经验。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减少明朝对他们的税赋盘剥,同时也趁机贩运一些诸如茶叶之类的违禁物品。慢慢地他们都变成了“商业地理学家”,过去中原连通西域的古道要经过河西走廊,而这些“商业地理学家”探索出了一条从漠北抵达西域的新商道。康熙在对噶尔丹发起攻击的时候看上了这条商道,那是一条出奇兵的行军线路。在战争结束之后,这条商道成为晋商手上掌控的一条贯穿欧亚大陆的贸易通道。
花卷茶
在山西介休,一个内务府充投晋商张家口买卖人范毓馪的墓志铭上记录着这样一段晋商往事。
墓志铭是乾隆年间一品衔协办大学士汪由敦撰写的,洋洋洒洒的文字间,表彰了范毓馪在康熙亲征噶尔丹和雍正对准噶尔用兵时负责军事后勤运输的壮举。军粮属于大宗物资运输,同时又需要一定的隐秘性,古代战争中向来就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古训,在很多实战中也有因为敌方断其粮道而改变战局的。范毓馪名义上是一个内务府商人,但其实已经充当了那一次帝国军事行动的粮秣官,直接关系战局的发展。据相关资料显示,清军的单兵月供给包括粮食24 斤,羊半只,茶叶一块,各类常备药物若干。康熙五十四年对准噶尔用兵,军队人数为59000 人。骑兵的马料,清朝士兵定期换洗的衣物,篦头打辫子、刮脸修指甲所用的工具,营房,帐篷,茅厕消毒用的石灰,士兵如厕用的豆纸等都是必需品。对于这样一个庞杂的需求清单,户部只能抓重点,例如粮食、马料和军械。其他细碎物品,只能特许一些商人随军做买卖。因此,在八旗军营中多出了一个主要由晋商组成的“买卖营”。户部对于重点物料的运输做了一个预算,要切实保障前线供给,每石物资的运费需要120两银子,而范毓馪的报价是每石40 两。
安化官茶包装
内务府官商茶叶包装的龙票
范毓馪经过精密的测算,在新开辟的漠北商道上,选择重要节点修建储粮转运仓,以此形成一个个独立的运输节点。从东到西,先后建立了赛尔乌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多处转运仓。转运仓站点辐射周边,从漠北直接可以连通哈密、乌鲁木齐和伊犁。当范毓馪在规划路线,组织商队运输的时候,随军“买卖营”里一个叫王相卿的年轻人也开始了他的随军生意。这两个人没有见过面,但是他们树立起了晋商的两杆旗帜。一个是代表内务府的“张家口买卖人”;一个是发迹于随军“买卖营”的民营商号大盛魁。对漠北的商业地理发现激活了口外贸易,无数的商队沿着范毓馪走过的运输线路抵达漠北的各个集镇,等到大清控制漠北以后,大盛魁的商号已经开遍了草原上的各个口岸。雍正六年,大清与俄国签订了《恰克图条约》,条约中规定将在恰克图开放贸易口岸,晋商以恰克图为跳板,开始将贸易深入亚洲腹地和欧洲各处。晋商贸易的物资内容很丰富,但是这其中最为大宗的还是茶叶。大盛魁经营的砖茶享誉漠北,茶叶也沿着出恰克图的口岸走向了中亚和欧洲。因此,这条通道又被誉为“晋商万里茶路”。
用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跨越茶叶产销区的万里行程开创了人类史上继“丝绸之路”后的又一个奇迹,它跨越多个地理区域,穿过多个气候带,从产区的茶山运到销区的草原、沙漠。在那个年代,行船走马,驼背驴拉,一路上主事的老掌柜得和多种人物会面、协作、谈判。做了一辈子生意,能够处处化险为夷,那本身就透着一种厚重的人生智慧。他们是一群被历史选中的人,处处用行动证明着自己。他们留下的笔记像他们临终前的遗言,笔墨之间絮絮叨叨地牵挂着后来者。他们笔下的茶路与他们一生的行走一样壮观,有些已经成了理藩院或是军机处的绝密,有些已经融进了自己商号的信仰,有些成了后世学徒的教案,有些至今还在激发我们的灵感。
回到祁县,回到那条由很多个老茶行组成的老街,在老街有一座可以与乔家大院相媲美的院子。院子现在归当地文物部门管辖,院子开发之初,主管领导向民间征集文物,其中一个蓝皮线装手抄本册子引起了专家的注意。册子的封面上没有任何字迹,翻开册子,扉页上写着“行商遗要”四个字,然后直接就开始了正文。这类册子在山西民间还有很多,有同名的,也有叫《行商纪略》的,还有叫《行商路程》的,都是各类抄本。有些字迹潦草,像是听课笔记;有些字迹工整,像是借阅传抄。被激活的晋商茶叶贸易,用这种方式快速培养了大量的产业从业者。
不管是哪种版本的行商笔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专注于实用性,内容包罗万象。我们打开祁县文物部门收藏的那本主流的《行商遗要》,开篇就讲商人的行为准则,“为商贾,把天理,常存心上。不瞒老,不欺幼,义取四方……”中国古代商人里面的佼佼者都有极高的自律意识,这与儒家的文化土壤息息相关。讲完思想行为准则之后就干净利落地切入具体的业务内容。《行商遗要》内涉及的业务是到湖南安化去贩运茶叶,因此开篇首先介绍安化,安化有哪些地方,寥寥几笔说清楚了,就开始阐述安化境内的茶叶情况。“产茶地土佳者名曰河南境内马家溪、高家溪。”河就是指资江,河南境内就是资江南岸。高家溪和马家溪是资江南岸深山里的古村落,以产茶著名。《行商遗要》是晋商的学徒教材,里面很多结论都是历代先辈耗尽一生总结出来的,所以书中的语气处处斩钉截铁。不过他们确实有这个底气!
《行商遗要》找不到具体的作者,是晋商队伍里到安化从事茶业者的集体智慧,我们不知道他们具体耗费了几代人的心血才凝结出了这些经验,从选茶的经验,到行走路线的经验,最难得的是书中还有对部分路段的天气预测,特别是洞庭湖上。不知道在大风大浪里翻掉了多少运茶的船只,活着的老掌柜记录着哪年哪月哪日在这一处水域发生的事故。历代掌柜会对内容做增补删减,我先后对比过多个版本的行商笔记,从内容的差异来看,删减增补的唯一原则就是可操作性。笔记对很多内容的细节描述得非常详尽,例如到山里置办千两茶,踩茶工需要几个,不同工种价格有差异,踩茶工的午餐费用算谁的。这种细致程度,几乎可以保证一个初出茅庐的生意人只要谙熟这个册子的内容,也能像模像样地装作老掌柜。
纵然茶商笔记的变化很大,对于“产茶地土佳者”各商号也有不同的偏重,但是“高家溪、马家溪”却无一例外地出现在了诸多遗要版本里。围绕这两个古村落的周边,也被一些《遗要》列入了名单,例如老街版《遗要》就将蒋家村也写进去了。《遗要》内容是晋商长期实践选择出来的,是历经历史总结形成的行业经验。
我们要感谢那些老掌柜对这个经验的坚守,每个老掌柜都是从年轻学徒熬过来的,年轻时候思维活跃,充满叛逆,只有历经一生之后才会由内心沉重地吐出箴言。在晋商笔记里,很多关键的正文末尾都会留下老掌柜的遗嘱。那是一种规劝,劝你不要赌博嫖娼,劝你不要饮酒误事。我整理了很多遗言,老掌柜最为苦口婆心的还是有关茶叶的品质。好茶价高,但是商号的声誉是历史性积累的,不能贪图便宜有损商号声誉。为此,我特意整理了一条遗嘱,全文如下:
遗嘱:我号买黑茶首重地土归正,择选产户潜心之家,预闻留心上年末摘子茶之货,必根条柔气,精力沉重,油水、色气、香味种种皆佳,内外明亮,满碗具清,此茶用心切买。思维前辈老板创业招牌艰难,历年已久,宜深审辨,勿惜价而弃之。戒之!戒之!
正是这种坚守,让安化黑茶有关品质的信息能传承下来。后来彭先泽回到安化,并把自己的后半生都献给了安化黑茶事业,在他所著《安化黑茶》一书中,将“高家溪、马家溪”列入品质特佳的高山茶产地。[1]在讲述黑茶贸易的时候,又建设性地将这两个地方合在一起简称为“高马二溪”,他在书中强调看茶样的注意事项,以“高马二溪”茶为例传授看茶样的经验。[2]彭先泽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农学家,当他的一些结论与晋商的一些经验高度吻合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醒自己,要相信历史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著名的茶学家陈椽教授在编写《制茶学》教材的时候,在安化黑茶加工的那个章节,当谈到千两茶的时候,有一句是“采用高、马二溪(高家溪、马家溪)的优质黑茶,精工细制,品质优异”[3],百年前晋商老掌柜留下的遗言,八十年前农学家彭先泽的印证,半个世纪前高校茶学系的肯定,他们反复提到的这两个名字,经过安化人的慎重思考,在十余年前,像彭先泽提的那样组合在了一起。一个全新的品牌在安化诞生了。它拥有晋商老字号一样的历史信息与资源,它拥有得天独厚的原产地,它成了众多茶友在安化黑茶嗜好环境下追逐的热点,它凝结着一代安化人对黑茶的理解,历经十年的磨砺,它蜕变成了安化黑茶产业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品牌。它直接切中了老字号的灵魂,对历史资源进行了创造性的利用,它就是高马二溪!
【注释】
[1]详见彭先泽,《安化黑茶》,线装书局,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33 页。
[2]详见彭先泽,《安化黑茶》,线装书局,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71 页。
[3]详见陈椽,《制茶学》,安徽农业大学出版社(第二版),第228 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