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门关外的纷争与宁静

这是一片真正的焦灼之地。

铁血英雄的马蹄在这里撒下了血性的种子，“秦晋之好”“三家分晋”“表里山河”“退避三舍”“纸上谈兵”“唇亡齿寒”等历史故事都发生于此地。这里塑造过中国人的榜样，这里孕育过中国人的智慧，这里发生的故事都已经流传于中国每一条冷僻的荒陌陋巷。我们的目光也是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空历练里慢慢变得炯炯有神起来。

从内蒙古乌兰察布一路南行，过大同去太原，草原与中原的边界很模糊，莽莽群山以及群山间留下的烽燧，在近三百公里的南北干线间影影绰绰。这之间或断或续的长城，像散落的竹简，年代错序了，需要我们用一套逻辑去充当熟牛皮，将这些散片重新串联起来。南北之间，若以茶的逻辑，我先直接去了雁门关。

雁门关外的边贸街

雁门关是辽国与北宋在“澶渊之盟”签订前反复争夺之地，很多老百姓熟悉这里是因为杨家将，从小说到电视剧，那些性格突出、情绪饱满的灵魂早已与这片山川融为一体。抵达雁门关，你会感觉到这里浓缩着一部中国忠烈史，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击匈奴；到秦始皇派蒙恬出雁门关修长城；再到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名将都曾站在这里北望草原。李广驻守雁门关的时间最长，在这里他与匈奴交战过数十次，被匈奴称之为“飞将军”。汉元帝时期，昭君也是从这里走向了大漠。雁门关，是又一个边塞诗的吟唱地。诗人们用自己的情绪谱写了一曲曲关内关外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中国历史在公元第一个千禧年之后第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就是宋辽“澶渊之盟”的签订。这个盟约缔结之后，宋辽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事。

对于签订“澶渊之盟”，宋真宗心中很犹豫。在合约缔结之初，朝堂上下都对此举表示赞同。虽然朝廷每一年将付出三十万两银绢的代价，但从此边关无战事。战争，对于国家上下来说，都是一种旷日持久的损耗。在合约缔结之前，大宋对于辽宋边境布防的军事开支一年是三千万两银绢。国家上下，不管是朝廷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因为战争失去亲人的家庭不计其数。结束战争，一切都将回到最为理想的状态。

辽代铁茶碾

辽代煮水铁壶

辽代黑釉喇叭口瓷执壶

辽代黑釉梨形壶

金代壁画中的点茶法

但这种主流舆论仅仅维持了不长一段时间，朝堂上又开始反思盟约带来的政治影响。虽然停战了，但是每一年给辽国的岁币让大家又感觉这是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宋真宗心里对此非常忌惮，他畏惧史笔会将他书写成一个昏君。在这种担忧中，他主导了一场“封禅泰山”的运动。通过把自己放在秦皇汉武的位置来强化自己的历史地位，不过这个活动本身就已经丧失了它原来的历史意义。在封建帝王里面，宋真宗成了最后一个“封禅泰山”的皇帝。

“澶渊之盟”约定，双方在边境上开榷场进行互市。榷场，相当于建立起了双方的贸易白名单制度。此前很多让双方敏感的商品可以在这个制度下公开交易。大宋就所需的马匹、辽国就所需的茶叶在榷场展开了贸易。茶叶原本在辽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一定的消费基础，茶叶贸易公开化之后，这种消费基础进一步强化，并且从一种贵族嗜好开始向民间扩散。

大辽曾经掌控着欧亚大陆上幅员辽阔的土地，从朝鲜半岛一直绵延到古西域地区。后来辽被崛起于东北的女真族所灭，契丹贵族西迁，在西部地区建立了西辽。关于这个逐渐绝迹于历史的王朝，有很多细节我们已经无法准确还原，但是从地下出土的辽代茶具——铁茶碾、滴釉盏，以及那些重见天日的辽代茶事壁画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上承大唐、效法大宋的茶事生活面貌。

铁茶碾锈迹斑斑，在铁茶碾旁边还有一个相同材质的提梁铁壶，碾茶煮水，陆羽的那套玩法具有经久不息的魔力。宋辽“澶渊之盟”与宋夏“庆历和议”，从东到西，在大宋的边境线上排开了一个整体规模空前的互市榷场。宋、辽、西夏的国力进入了鼎盛时期。

彼时的大宋在实践中发现，茶叶作为榷场贸易中的一种主要交换物资，开始占据着越来越大的赋税比重。宋熙宁、元丰年间，大宋对于榷场茶市做了一系列的制度调整。与此同时，大宋也在开辟更多的产茶区，特别是在各处边疆都已经无法开拓的时候，大宋盯上了国家内部的那些飞地，并且打算快速地将其纳入自己的行政体系。

如今，我们在《宋史》中可以见到，彼时大宋对于内部领土的整合，并且快速地让其发挥经济效益的举动。其中包括梅山，拿下梅山之后，于熙宁六年设置了安化县，寓意“德安归化”，将其纳入潭州管辖，当时的潭州共计十二个县，长沙、衡山、安化排在前三，潭州境内给朝廷上贡葛与茶。经过十五年的郡县治理，元祐三年，北宋朝廷开始在安化设置博易场，朝廷将山民所需的物资运进去，换取山民手中的茶叶。然后再运往辽与西夏边境的榷场参与互市。大宋朝廷对这一套模式驾轻就熟，士大夫将其总结为羁縻之策。这应当是大宋对历史的贡献，在战争之外，我们还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处理问题。

至此，辽、宋、西夏进入了和平共处的发展阶段，此刻向来有家国天下情怀的汴梁士大夫也许想象不到，在中国版图上并存的这些政权在经历了厮杀、对峙、和谈之后，都端起了从大唐传下来的茶盏。我们很难想象，那时候茶事竟然成了一种很“国际化”的嗜好。我们可以假想，如果在当时要举办一场“国际”盛会，需要设计一个类似于今天的放和平鸽仪式的环节，那最恰如其分的就是点个茶。这套仪式大家都熟悉，在彼此内心里都具有崇高的地位。

如今漫步雁门关，在进入关门之前需要穿过一条长长的边贸街。这条街虽然并不是历史上的榷场，但猎猎军旗之下，西风与东风的交会处，军民铸剑为犁，关城之下，英魂洒血的地方被犁出了排排良田。雁门关城墙上有很多地方是后来重新修缮的，山间的烽燧遗址留下的土堆依然十分醒目，也许“澶渊之盟”后的大宋刺史再也没有登上这些城楼，守军领着微薄的薪酬，只能充当一个看门人。望着蓝天白云，大雁去了又回，杨家将血染边关的历史被演绎成了一幕幕折子戏，在塞北凛冽的寒风里，这个原本响声震天的山谷却越来越宁静。

站在雁门关北望，辽国统治者也许没有想到，让自己覆灭的不是大宋，而是崛起于东北部的女真族。女真族在壮大之后，很快就拿下了辽国的大片领土，这个曾经渔猎于长白山的部族，通过战争在不断靠近发达的文明，也在不断逼近农耕区。他们夺取了大辽的领土、国民以及所有的财富，同时也占据了大宋的半壁江山，其中也包括流行于宋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饮茶嗜好。

金代墓葬壁画中的茶事非常鲜活，彼时国民的宴饮、斗茶都与南边的宋人遥相呼应。南渡之后的宋朝重新整合了帝国内部的资源，边境榷场依然在发挥互市之效，只是金朝内部对于茶叶在不断发起反思。他们想摆脱南宋的羁縻政策的影响，于是在山东淄川、密州以及浙江海宁、中原蔡州等地设置制茶坊，造新茶。新茶造出来之后，由金章宗完颜璟品鉴，作为王朝的最高领袖，他心里知道这个茶的品质是其次的，关键是政治意义重大。所以他在给监制茶叶的官员回复时还是很中肯地给予了鼓励。他说：“朕尝新茶，味虽不嘉，亦岂不可食也。”自己的“民族产业”生产出来的产品，虽然不好喝，但也不是不能喝。作为皇帝，他带头喝，来鼓励民众支持自己的茶。

不过市场终究还是要看品质，金朝虽然已经掌控了中国茶的江北产区，但因为缺乏制茶技术，其制茶坊在一年之后的春天就关闭了。但完颜璟好像还没有死心，他给管理那片土地的官员下达了一个命令：“今虽不造茶，其勿伐其树，其地则恣民耕樵。”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民间。当然，最好是有南方懂制茶技术的汉人被茶叶贸易的利益所吸引，能够偷偷北渡。完颜璟的这个想法其实也不是没有任何希望，因为早年间就出现过山东地区的老百姓私自做茶，然后拿到榷场上去赚取高利的情况。当时国家不能容忍这种行为，将那制茶人判了刑。也正是这个事件的发生，引发了完颜璟要自己发展茶业的想法。(www.xing528.com)

蒙古奶茶桶

我们很难想象完颜璟当时面临的压力，朝堂之上的精英官僚都把茶拿出来说事，在他们看来，以茶易马的榷场买卖非常危险，是“费国用以资敌”。他们做了调研，然后一致认为，茶叶并不是国民的必需品。南宋朝廷用一片树叶子，换走了金国的马匹和财富，这是极为不划算的。当时茶叶在金国，不分男女老幼都在喝，特别是农民、城市小市民也在喝，而且还有专业饮茶的场所提供茶事服务。完颜璟迫于这种压力，不得不暂时做出规定：“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馈献，不应留者，以斤两立罪赏。”这将茶叶消费锁定在一个阶层。但是对于茶这个群众基础较好的嗜好品，这种规定根本就没法执行，所以两年后，就废弃了。

金国对于茶叶贸易的大规模制裁发生在金宣宗时期，他在位期间做了一系列错误的决定，最后直接导致了金朝的灭亡。他与成吉思汗求和，与西夏断交，迁都汴梁，发动对南宋的战争。在战事频繁、民生凋敝的状况下，金宣宗下达了御旨，再次禁茶。这次规定非常强硬，只允许五品以上官员饮茶，并且官员不准售卖、馈赠茶叶给其他人，没有饮茶资格的人如果被发现饮茶，将判徒刑五年，举报者奖励宝泉一万贯。这相当于战时管制政策，从管制措施中，可以看到茶事日盛，已经遍及大江南北，这个嗜好已经深入人心。

彼时，蒙古人也已经有了饮茶的嗜好。在内蒙古大学，研究民族生活方式的老师告诉我，他从蒙古族文献里面看到，当年成吉思汗的西征军就带着茶，并且那时候蒙古牧民就开始喝奶茶了，士兵喝奶茶解乏，熬煮奶茶的渣子可以喂马。我在内蒙古草原上见到了熬奶茶的茶叶渣，即便是原料较为粗老的砖茶，毕竟也还是植物最嫩的那一截，经过水与奶的烹煮，最后还加了食盐，茶叶渣的香气很浓郁，拴在门口的马儿果然几口就将奶茶渣吃完了。

统一天下的元朝将帝国版图发展到了超大规模，雁门关内外没有战事。元朝末年，从南方起义的农民军夺得了天下，但是元朝的主力军队并没有覆灭，元朝的末代皇帝率军退回了漠北，建立了北元。明朝与退回漠北的蒙古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不以攻占土地为目的的漠北骑兵时常占据着战场的主动权，来去如风，厮杀劫掠之后就退得无影无踪了。处于防守态势的明朝，只能重启长城边防。

明朝在长城一线设置了九边重镇，雁门关防线向前推进了两百多公里，明成祖封代王进驻大同，开创了“天子守边，藩王戍镇”的历史。在大同北部一百公里处，靠近草原的边界线上，绵延的长城与密集的卫所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北部防御体系。明朝对于北元的很多行径都束手无策，掌握在手中的唯一砝码就是茶叶。和宋朝一样，大明紧紧握住这个战略物资，不失时机地对漠北实施羁縻政策。

元朝以后，中国北方对于茶叶的品饮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茶汤里面加奶、加盐更符合蒙古人的口味。从元朝脱脱主持编修的《辽史》《金史》《宋史》中关于茶叶的记载以及出土的相关文物来看，宋、辽、金、西夏对于茶叶的品饮方式依然与中原保持一致。只是平民可能会对烦琐的流程进行改造，会对奢华的器物进行取舍，但那茶汤还是以清饮为主，或煮，或点。契丹、女真还有党项虽然也有游牧传统，建立政权以后，他们已经做了农耕化改造。牧业依然存在，但更多的人过着农耕生活，老百姓都有了房产和田产，人口定居下来，并且编入了户籍，政府对人丁进行征税。

农耕区茶饮和牧区茶饮有了本质区别。首先是器物上，牧区逐水草而居的群众时常收起毡房驾着马车转场，因此陆羽那套茶具带上就纯属累赘了；其次是饮食结构上，牧民在马背上讨生活，习惯了吃混合型食物，他们日常里不能像农耕区一样做几菜一汤慢慢品尝，混炒干粮和流质性食物最便捷。在茶里加奶加盐，很符合他们的饮食需求。有学者考证，最先在茶里加奶的是生活在雪域高原上的游牧部族，生活在高寒地带的他们，长期摄入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确实需要茶来平衡膳食营养，但是他们也受不了这种清汤寡水的滋味。最后是藏区牧民在茶汤里加入了酥，这种喝法在唐朝的宫廷也出现过，例如唐德宗李适就曾在煮茶的时候加入酥，但是这种饮法没有成为中原主流。一则因为酥是牧区的奶制品，在中原农耕区很罕见；二则这并不符合中原的饮食习惯。

高原牧区在茶里加酥加盐的饮法随着部族迁徙，传向了西域和草原。奶茶在元朝时期达到鼎盛，退回漠北的蒙古人依然保持着饮奶茶的生活习惯。大明基于此，制定了更加严密的针对草原诸部的茶叶政策。朱元璋为了巩固这个政策，不惜以杀一儆百的方式处理掉了自己的驸马爷。至此，以长城为界，茶事风格的差别也越来越大。

北方粗犷，南方细腻。北方浓郁，南方清雅。北方宜大锅烹煮，与部落众人联欢；南方宜小炉轻泡，约三两好友清赏。北方茶事，是一首行吟诗，里面有浓醇的乡愁；南方茶事，是一幅文人画，里面有文化人的田园禅室。这种格局，也导致了北方的茶愈加粗老，南方的茶愈加细嫩。但同样在粗老的茶叶中，也不断涌现出了更受北方喜欢的茶产区产品。

“汉茶味甘而薄，湖茶叶苦，于酥酪为宜，亦利蕃也。”《明史》中有关湖南茶场的评价似乎有意无意地将湖南与西北的命运第一次如此醒目地关联在了一起。这种关联，横穿历史直抵当下，长城内外的中国人，不管是战是和，其实早已在一片叶子里融为一体。

当然，这种融合会伴随着隐隐阵痛，历经冲动与惊险，让历史渐次平和。

隆庆四年九月十七日，边关无战事，大同一线的长城上，士兵依然同往日一样，轮流换岗，目不转睛地盯着漠北方向。辽阔的草原在这个季节往往会异常平静，但越是平静越容易发生祸事。大同是明朝九边重镇之一，大同镇平虏卫败胡堡城外的地平线上突然出现了十余骑，正在向长城疾驰而来。城楼上的士兵揉了揉眼睛，然后快速向守城军官奏报。守城军官名叫崔景荣，他走上城楼仔细勘察，这十余骑越来越近，其后没有军队尾随。直觉告诉他，漠北发生大事了。他下令，城楼上的士兵立即戒备，静观其变。

最终这一小队人马抵达城楼下，双方在城楼上下喊话之后，崔景荣得知，领头的那个青年汉子正是漠北土默特部首领阿拉坦汗（也叫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把汉那吉声称，他带领家眷前来投诚。崔景荣不敢怠慢，将把汉那吉放入城中安顿，然后与之交流事情的原委。把汉那吉说，他的爷爷阿拉坦汗将袄儿都司的未婚妻纳为妾，袄儿都司对阿拉坦汗非常不满，准备组织部族进行报复。于是阿拉坦汗就将自己孙子把汉那吉还未过门的女人送给了袄儿都司。事发之后，把汉那吉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于是带领自己的妻子比吉、奶公呵力哥等十一人出漠北，投向大明。崔景荣在获知事情原委之后，当夜安顿好把汉那吉，便立即写好奏报令快马呈送给宣大总督王崇古。

王崇古还没有收到奏报，漠北的阿拉坦汗已经发现了自己孙子的出走。毕竟是自己的亲孙子，身处敌营，生死未卜。那时候的漠北与大明并没有建立任何的对话渠道，阿拉坦汗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用草原的方式解决。于是，他连夜召集诸部，快马集结部队，聚合逾十万之众，兵分三路开向长城一线。

王崇古接到崔景荣的奏报不久，边关紧急军情的奏报也一同呈上来了。两件事情，摆在这位精通政治的将军面前，他内心里知道，这也许是一次绝佳的机会，处理好了，至此漠北无战事。在对漠北的局势与未来的战略认知上，王崇古和内阁大学士张居正的很多主张不谋而合，所以他在给内阁报送消息的时候，还亲自给当时身居内阁次辅的张居正写了一封信，阐明了对于处理危机的想法。

当时的内阁由高拱把持，高拱与张居正之间的嫌隙颇深，但是在面对漠北问题时，两个人的意见也是高度一致。在危机降临的这一刻，北京与大同之间快马频传。帝国与漠北的命运就在这些驿传系统的机密文件里。20 岁出头的把汉那吉可能连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一时负气出走，竟然就此改变了长城内外的局势。

阿拉坦汗提出的要求是保证自己孙子的安全，如果明朝归还把汉那吉，他就此退兵。明朝也借此提出了要求，要求阿拉坦汗引渡逃亡漠北帮助蒙古人作战的赵全等人。双方在这次对话中进一步加深了了解，谈判条件对于明朝和阿拉坦汗来说都不是什么问题。彼此很快就已经达成了和解的默契，但是双方还在就进一步想要实现的目标做着最后的争取。重开边贸，让更多的茶叶及南方产品能够抵达漠北。明朝的封疆大吏王崇古心里也明白，治边的长久之策就在于重开边贸。百年对峙，乃至蒙古部族的数次越境劫掠，都可以通过互市的形式彻底解决。在互市之后，边关军事重镇摇身一变，成为互市的税赋关口，商业税收可以进一步解决帝国的财政危机。

那时候明朝与漠北依然还是敌对状态，阿拉坦汗、王崇古、张居正、高拱都在盘算着。天意使然，历史选择了要在大同这个地方上演一次边关罢剑。最后经过各方面的斡旋，明朝与阿拉坦汗签署了合约。明朝归还阿拉坦汗的孙子把汉那吉，阿拉坦汗引渡明朝点名的朝廷钦犯；之后阿拉坦汗请求互市，明朝决定开放九边十一处口岸作为互市交易场；隆庆五年五月，明朝封土默特首领阿拉坦汗为顺义王并赐金印，同时对土默特的各级首领军官都敕封了爵位，受封后的阿拉坦汗召集部众，商议制定了管理部落的新规矩，如果哪个部落的首领擅自带兵越过长城为非作歹，就革除他首领的身份，剥夺兵马。如果有哪户人家擅自入边侵扰，就将该户人家的人口、牛、羊、马匹尽数赏给别人。与此同时，明朝也出台新规，严禁将士出边攻扰。

隆庆和议之后，明朝和蒙古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大同以南的汉人，在家里生计难以为继的时候，就开始走出乡村，将南方的茶叶运到长城一线做生意。一时之间，当年戒备森严的军事重镇成了边贸市场。

距大同约七十公里的得胜堡、距大同一百三十公里左右的杀虎口、漠北边关烽燧，从赵武灵王开始，穿越秦汉，历经唐宋，当契丹人、女真人的身影渐行渐远，公元1570 年的那个冬天，此后的烽燧再也没有燃起狼烟。

我从乌兰察布前往大同，走在蒙古人当年南下的轨迹上，边关烽燧的残骸还在，汽车穿过当年崔景荣和把汉那吉夜聊的那个城堡，过了省界线，大同城就不远了。我站在王崇古北望的城楼上，仿佛都还能感受到代王府金碧辉煌的官邸、街市上往来穿梭的行人，以及在茶马互市中构建的和平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