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下的乡村命运：八石杂粮置换的安居乐业

西夏天庆五年，公元1198 年，西夏正旦节（也就是中原的农历新年）还没有过完，正月初五的早上，贺兰山下离兴庆府二百公里开外的一个乡村里，七八个村民围在一个农家小院中。院子的主人叫麻则犬，他们父子决定要在今天卖掉自己的房产和土地。村民赶来是为了作见证，买地的人名叫梁守护铁，他一早就带着随从进了村子，买卖契约已经写好，就等着麻则犬父子还有见证人签字画押。

我们从买卖契约中可以看到，麻则犬父子将自己二十三亩灌溉土地还有自家的院落一并卖给了梁守护铁，而卖出的价格是八石杂粮。契约最后还写着，将来买卖双方不管是谁反悔了，将赔偿对方十六石杂粮。我们从契约文本上看，八石杂粮，几乎置换掉了一个西夏普通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小日子。这一年，距离西夏灭亡还剩29 年，西夏内部经济出现了巨大的危机。

正月刚过，贺兰山下还是一片冰天雪地，从西夏黑水城出土的这张买卖契约里只留下了麻则犬父子的名字，他们从此将失去房产和田产，他们带着八石杂粮要去往何地呢？等粮食吃完了，他们又将干什么呢？他们只是西夏的一个小家庭，但是他们是构成西夏政权最基本的单元，他们破产了，无形之中也将西夏推向了破产的边缘。

历史上的西夏政权确实是坍塌在了蒙古人的铁骑下，但那只是一个外部因素。党项人守护家园的决心让战神成吉思汗耿耿于怀。在兴庆府城破之前，一代天骄陨落，他给全军将士留下的最后一道军令是城破之后屠城。党项族就消失在这一场历史的腥风血雨之中。夺得天下的大元在编修史书的时候，为宋、辽、金分别都修了史，西夏只在这些大国正史之间以《夏国传》的方式留下了寥寥数篇，但就是这种惊鸿一瞥的存在，让他们显得更加神秘。

张澍发现的那块西夏碑

关于西夏学的研究，我们前后大概已经断断续续地推进了近二百年。1804 年，武威学者张澍与朋友游览清应寺的时候打开了封闭在寺中凉亭内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碑分两面，一面为汉字，另一面留下的文字在场的学者们一个也不认识。汉字的落款处有“天佑民安五年”的字迹，“天佑民安”应该是一个年号，熟读正史的张澍迅速在脑海中搜索，发现正史典籍中的朝代里没有出现过这个年号。精通考古学的张澍立即怀疑，他发现了一个已经被历史遗忘了的古老王国。

敏感的张澍将搜索范围锁定在了两宋时期，最后在《宋史》中读到“天佑民安元年六月，夏与宋定绥州附近国界”的句子。原来那块碑，是曾经与宋、辽、金并存过近二百年的大夏国立的，因为在大宋的西北部，因此中原习惯性将其称为西夏。张澍的发现，让我们又重新读懂了沉寂在《夏国传》里面的很多篇章。西夏是一个尚武的国家，据后来的史学家考证，在李元昊时期，西夏大概有一百万人口，大约三十万人是军队。夹在辽、宋、吐蕃乃至后面的金国之间，要扎根立足，首先就是要活下去。

西夏武士很彪悍，但是也难掩西夏人自身的脆弱本质。西夏建国之初，经历了李继迁领导的长期斗争，虽然在武力上处处占据上风，但是党项人的生活质量却是每况愈下。李继迁心里明白，再这样下去，将会给自己的部族带来灭顶之灾。所以他在去世前特意交代他的继任者，等他去世之后，立即给大辽和大宋上书请求归附。

作为李继迁的继任者，李德明忍辱负重地担负起了党项人的未来。他上书求和，大辽和大宋先后册封他为“西平王”。在接受了大宋的册封之后，宋每年将赐给李德明“银万两、绢万两、钱三万贯、茶二万斤”。西夏不产茶，但是从党项贵族到西夏平民，茶在他们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西夏统治者的那种勇武精神时常受制于自身生存空间过于脆弱的现实。那些有血气的西夏贵族对于李德明时期对辽、宋的各种妥协在内心里藏着深深的不满，这其中也包括李德明的儿子李元昊。

西夏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里面有关茶的西夏文与汉文对译

西夏出土的黑陶罐

李德明在去世之前就已经预料到了自己的继任者也许会将党项人带向悬崖，但是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即位后的李元昊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要去中原化，剃发、脱掉丝绸穿回毛皮，他试图通过追溯党项人自己的历史，重塑党项人的凝聚力。他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都是在为建立一个独立王国做着准备。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可以依靠河西与河套富饶的土地暂时摆脱在粮食上对于大宋的依赖，他可以号召国民不穿丝绸，摆脱对大宋丝织品的依赖，他可以强化本民族的若干醒目标志，例如发型，他甚至可以创造一套属于党项人自己的语法系统和书写习惯，他也可以组织最有战斗力的军队抵抗宋和辽的攻伐，但他忽略了在党项人心目中具有崇高地位的一种物产——茶。

从西夏黑水城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茶在党项人心目中的那种崇高地位。

崇尚武力的西夏，将茶叶作为重要的军功赏赐物。在西夏文献《天盛律令》中规定，军官在边地巡逻时发现敌情，根据规模大小有不同的赏赐，其中：发现五百人到一千人，主官获得的赏赐中就会有十个单位的茶与绢，巡检人将也获得五个单位的茶与绢；发现一千人以上，主官将获得十五个单位的茶与绢，巡检人将获得七个单位的茶与绢。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军人杀敌立功之后，西夏依然将茶叶作为军功赏赐之物。在西夏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中规定，正将杀敌一名，所获赏赐中将有五十个单位的茶与绢。

西夏人口关系到武装力量和国内的劳动力问题，所以西夏对于人口流失问题十分重视。西夏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对于边关巡检将士，但凡发现了有国民逃离，在追到一至十个逃跑者之后，将获得半个单位茶叶。

西夏人把性命攸关的战争与茶捆绑了起来。赏赐金银、官爵在历朝历代都是常见的，真正把茶作为军功赏赐之物，并且写入相关法典，纵观历史也就只有西夏人了。

西夏人对茶的掌控非常严密，《天盛律令》中提到，西夏人建立了专门存茶的国家仓库。茶叶贸易在西夏属于国家垄断贸易，通过主管榷场贸易的官员直接与大宋对接，完成国家所需的采购，茶叶进入国家“茶钱库”，再根据相关制度完成统一分配。

在西夏，除了军官可以依靠军功获得茶的赏赐外，文官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政绩获得茶的赏赐。在西夏《天盛律令》中规定，凡是任期满三年获得升迁的官员都将获得不同等级的赏赐。次等官升一级，赏十个单位的茶；中等官升一级，赏四个单位茶；下等官升一级，赏三个单位茶；末等官升一级，赏两个单位茶。(www.xing528.com)

茶在西夏的消耗量很大，大宋也时常不失时机地利用西夏人这种需求来实施外交攻防。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录着宋真宗时期为了诱降李德明诸部发布的一封诏谕，在诏谕中，除了赏赐官职和银钱之外，其中就包括“茶五千斤”的字样。

从西夏文献和西夏出土的一些生活器物上来看，西夏人的饮茶方式几乎是继承了唐朝时期陆羽倡导的那套煎茶道。在西夏文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中，记录着西夏人的茶具，包括茶臼、茶钵、捣棒、茶铫、滤器。喝茶的时候，将茶叶放在茶臼中捣碎，然后放在茶铫中加水熬煮，最后用滤器滤掉茶渣，最后倒在茶钵中饮用。这套饮用方式流程烦琐，所需器物抬高了品饮门槛。西夏老百姓有针对性地将这些器具和流程进行了改造。茶依然是煎煮着喝，但是可能就不会捣碎和过滤了。西夏文献《文海》中记载当时民间有一个叫“急随钵子”的器物，注释说，这个器物如“茶铫，颈弯，中宽，有口也，汉语‘急需’之谓”。如今，在西夏故土，陕西、甘肃、宁夏的很多地方，我们还能见到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一种脱胎于煎茶道的饮茶方式，用一个个如“急随钵子”的小罐子，就架在火上烤茶熬茶。老百姓将其称为“罐罐茶”。

经过时间的演变，如今老百姓“罐罐茶”的品饮配方显然是要比西夏时更丰富了。塞北江南盛产枸杞、红枣，将这些特产放在罐子里炙烤之后，用开水一冲，放在火上煮至沸腾状，干果的香甜被激活，与茶叶的清芬融合在一起。转眼一千年过去了，党项人也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那一盏党项人牵挂的茶汤在他们曾经驻守过的地方孤独地沸腾了千年。

如今，在贺兰山下，风沙侵蚀，时间变迁，那些被无意间抹掉的绚烂还残留着千百年前的印记，西夏王陵的颓垣残碑，依然还无声地向世界讲述着那段悠远的中国故事。

大唐贞观年间，唐太宗收到了一封党项人请求归附的书函，包容的大唐接纳了那个生活在边缘地带的族群。李世民还邀约党项族的首领细封步赖到长安看看，那位游牧民族首领的长安行给党项人埋下了一粒“长安梦”的种子。乃至两百多年后，彼时的大唐已经灰飞烟灭，但是党项人的首领依然处处效法唐风。宫廷建筑上、民风民俗上，乃至生活方式上都带着大唐痕迹。

党项人在唐朝以后统一了西北局部地区，之后开始建立自己的政权，创制自己的文字。将近六千个西夏文字里，几乎涵盖了中原文化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在身份等级的差别之间，我们看到了党项人对中原文化的全方位引进。李元昊称帝之后，西夏与宋、辽关系一度陷入紧张，双方边贸榷场关闭，大宋对西夏实施了经济制裁。西夏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历史文献中用这样的方式描述了这场危机：“互市久不通，饮无茶，衣帛贵，国内疲困。”“饮无茶”成了危机的一种具体表现，在西夏建国初期的政治家眼中，出现“饮无茶”的局面，就已经差不多动摇到了社会的根基。彼时的李元昊心里清楚，要打破大宋的封锁，就得打赢即将爆发的宋夏之战。

崇尚武力的西夏与重文轻武的大宋在西北地区排兵布阵。大宋为那次攻伐西夏准备了很久，主帅夏竦，副将范仲淹、韩琦，都是大宋能文能武的精英。但彪悍的西夏在军队战斗力上远超大宋，掌握了河西走廊的西夏拥有组建骑兵的凉州大马。身披冷链铁甲的西夏骑兵在两军对阵中可以对步兵实施碾压。在那一次宋夏之战中，大将任福率一万精兵，在好水川一战全军覆没。如今，在好水川古战场上，耕地的老百姓在犁田的时候还能刨出白骨和兵器。那一战，让大宋突然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对手，富有实战经验的西夏军队，不是朝堂上那些纸上谈兵的文人可以相抗衡的。

好水川战后，大宋开始面对现实，收缩防线，由进攻转向防守。让大宋意想不到的是，作为胜利者的李元昊竟然主动派遣了使者前往汴梁与大宋和谈。史书上没有记载那次和谈的细节，但是谈判时间旷日持久。两年之后，宋夏之间基于谈判成果签订了合约，史称“庆历和议”。根据和议，元昊接受大宋的册封，对外称王，但可以对内称帝。大宋每年要给元昊赏赐礼物，其中包括“绢十三万匹，茶三万斤”。据载，宋仁宗年间，李元昊开始向大宋索要更多的茶叶“元昊于茶数尤多邀索，中朝许以五万斤，下三司拟取往年赐夏国大斤茶色号，定为则例。”大斤是当时的计量单位，五万大斤，相当于三十万小斤。即便如此，依然还是不能满足西夏对于茶的需求。因此茶作为商品在西夏境内易物的价值极高。多数时候“有茶数斤可以易羊一口”。在官方视线监管之外，茶叶源源不断地从商贸繁荣的大宋流入西夏。

这种刚需拉动的贸易给大宋朝廷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经济效益。北宋年间，但凡有作为的政治家都将改革的目光投向了茶叶。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王安石，王安石变法是试图从制度设计上提升茶叶贸易的效率，给宋朝创造更多的财税收入。与此同时，北宋的生存空间被锁定，边界冲突停止之后，北宋与北部的辽国、西北的西夏、西部的吐蕃、西南的大理形成了长期并存的局面，大宋在领土无法向外部伸展的时候开始发起了内部整合。宋熙宁年间，北宋在梅山置县，曾巩在元丰年间记录熙宁年开梅山的旧事时，将梅山之战描述成了一场无路可退的硬仗，开梅山将领翟守素接到的是一个死命令，北宋急于拿下那块蛮荒的飞地。宋廷在这个时候无路可退，它需要更大的生存空间。向北、向西的扩张成本都远远高于向南或是对帝国内部的一些蛮荒飞地进行整合。这样做，除了完成政治空间的整合，最关键的是梅山这个地方，是一个遍地长满茶叶的地方。进驻梅山的大宋官员，在那里见到了“山崖水畔，不种自生”的茶园景象，那里山多田少，居民大半以种茶为生。将梅山并入大宋的行政版图，然后再将漫山遍野的茶园并入榷场供应链，大宋这笔经济账算得很精巧。

本书作者在李元昊陵前考察

大宋在与西夏的互市贸易中虽然在经济上是受益方，但是西夏直接对大宋物资的索要让大宋在政治上颜面尽失。元丰五年，彼时的神宗皇帝看准了一个机会，准备彻底解决西夏问题。他在边境上集结了近三十万人的军队，兵分五路攻伐西夏。原本胜券在握的神宗皇帝还是忽略了西夏的战斗力。当时在西夏主政的是一个女人，年轻的梁太后。西夏女人骁勇善战，面对北宋的大军，梁太后亲披战甲。最后将五路大军各个击破，仅灵州、永乐两战下来，北宋兵士加民夫减员就超过了六十余万人。神宗年间的这次军事行动之后，宋朝再也没有能力对西夏用兵。消弭战火之后的边境被一个个榷场替代，宋夏之间，除了官方开设的榷场，还有很多处于北宋政府控制之外的私设榷场。榷场是拉动产品贸易的引擎，大宋境内的茶业、纺织业都因此得到了发展。

如今，到银川一定要去一趟西夏王陵。在西夏王陵区，专家推测3 号陵里可能埋葬的就是李元昊，而3 号陵左手边的“双子陵”可能就是李德明和李继迁的墓穴。西夏经历了这三代人的创业，整合了唐朝以来西北的乱局，将河西走廊纳入了自己的版图，面对大宋的军事压力，他们能够从容应对。在国力百倍千倍于自己的对手面前，他们坚韧地扎根于自己生存的土壤。他们差一点被世界遗忘，那些残破的王陵封土堆在千百年来默默地伫立于贺兰山下。大宋对于西夏总是充满着无可奈何，当年意气风发的岳飞也要发下豪言“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这么一个地方，成了中原帝国军事界的梦魇。而褪掉军事和政治的色彩，我们重新梳理那些封土堆下的英雄豪杰。他们用尽一生，殊死搏斗，其实要实现的并不是什么野心和大的梦想。他们要的，不过是更踏实、更有尊严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大唐给予了他们这些，所以那时候的河套地区是一片田园牧歌的景象。他们不信任大宋，大宋也没有摆出让他们信任的姿态。所以他们拿起武器，修筑城墙，以一种不容小觑的姿态与大宋争斗，与大宋对峙，与大宋和谈。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他们对生活的理想。

那位卖掉田产和房产的麻则犬，也许记忆里还依稀记得小时候的生活场景，父亲从边关任职三年，带回了属于他的赏赐，他的母亲带着兄弟姐妹们簇拥过去，父亲将自己得到的绢与茶递给母亲，那是一个成功男人的荣誉。母亲接过去放在储物柜里，那天晚上母亲做了丰盛的菜肴，还在火塘边熬了茶。少年时的麻则犬也许一直把父亲当作榜样，等到他长大了的时候，西夏却不再是一个英雄主义的国度。作为有地耕农，他要交纳各种赋税，人头税、灌溉的水税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杂税。地里刚刚收割了粮食，把税一交，所剩无几。他无路可退，也不知道这一家人的希望在哪里，卖掉房产和地产，只是为了换得能够活下去的粮食，至于粮食吃完以后怎么办，也许他没有多想，历史也没有给他交代的机会。落幕的王国总会先无声地奏响悲哀的序曲。正月初五，他们离开了自己的老宅，之后或饿死，或冻死，或远走他乡……

四月的午后，风很大，湛蓝的天空下，阳光很刺眼。我从西夏王陵沿着山麓抵达了一个叫贺兰沟的地方，那里有比西夏人更早的先民留下的生活印记，“岁月失语，唯石能言”^[1]，透过石头上的那一笔笔刻痕，我们对那些失语的历史一无所知。贺兰山下的本地人早已杳无痕迹，留下岩画的原始牧民，八百多年前在这里卖地的麻则犬父子，他们都已经随风而逝。站在贺兰山下，望着不远处的银川城，心里默默地惊叹，富庶的塞上江南，在每次被历史格式化之后，终究还是会因为自己得天独厚的宜农宜牧环境迎来新生。

【注释】

[1]冯骥才参观贺兰山岩画之后题写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