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说到实质其实就是一片叶子，但又不仅仅是一片叶子。就像甲骨文不仅仅是一堆龟甲骨料，长城不仅仅是一堆砖头一样。它早已从物质层面渗透到了我们的精神世界，让一个个具体的社会群落以茶为媒，演绎了无数个丰富具体的历史场景。
它跨越阶级，是当权者会客厅里的甘霖玉液，也是平民百姓家里的馥郁香汤。我们可能没有察觉，在很多风云诡谲的历史现场，这一碗茶汤溶解着千钧之力，被那些天之骄子无数次地拿起又放下。
清朝入关以来，在很多制度上沿袭明朝，起初贡茶制度也是沿袭明朝，在顺治七年以前，贡茶事务由户部主管，顺治七年之后，贡茶划归礼部管辖。这个制度安排看似只是主管单位的调整与更迭，但更多的是投射出清朝统治者对茶这个产品所蕴含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清朝是一个大一统的朝代，其贡茶规模也开创了古代王朝之最。陶澍在北京与朋友分享的安化茶也在贡茶的名单之内。故宫博物院除了嘉庆遗物中的那一截千两茶之外，还存放有很多安化砖茶，那些砖茶的选料均匀，叶芽细长，均为幼嫩芽叶制成[1]。在宫廷皇室的日常里，安化砖茶多用来煮奶茶，龙兴于游牧部族的清朝皇室一直以来就有喝奶茶的习惯，入主中原之后，他们在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影响着中原的茶事审美。乾隆皇帝就曾很骄傲地在一个奶茶碗上留下自己的御制诗，他在诗中赞美奶茶，同时对陆羽调侃道：“子雍曾有誉，鸿渐未容知。”奶茶的美妙滋味，陆羽确实是无缘感受，乾隆皇帝此诗的语言结构和陶澍那句“俗子诩茶经，略置不加省，岂知劲直姿，其功罕与等”如出一辙。在18 世纪和19 世纪，安化黑茶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但是直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看到它走进宫廷皇室，走进精英士大夫社群的确凿证据。
竹篓装的安化天尖茶
清朝的贡茶使用量很大，除了皇室成员自己日常饮用，皇帝也会将其作为重要的礼物赏赐给各部藩王，以此来笼络人心。其中对蒙古诸部的赏赐量最大，在《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中记录了皇帝赏赐藩王茶叶的很多信息，其中康熙元年的一些记载最引人注目。康熙元年，公元1662 年，那一年郑成功才收复台湾，清廷还没有完全掌控福建沿海；那一年吴三桂刚刚在昆明城里用弓弦绞杀南明永历帝，云南才刚刚开启平西王府的统治期。福建的贡茶还没有完全恢复，云南的贡茶也还没有发掘出来[2]。而彼时的贡茶已经交由礼部主管，使用的场景和等级标准都有一套严密的制度。那一年，在康熙赏赐藩王的礼单[3]上有这样的记录：
康熙元年六月初一日，赏翁牛特杜棱郡王 茶 两竹篓
赏浩齐特阿赖崇额尔德尼郡王 茶 一竹篓
赏喀尔喀布木巴西喜贝子 茶 一竹篓
赏车根固木贝勒之四品台吉满西里 茶 一竹篓
康熙元年十月十日，赏喀尔喀达尔汗亲王 茶 一竹篓
康熙二年正月初五日，赏厄鲁额尔德尼阿海楚虎尔诺颜 茶 两竹篓
赏厄鲁额尔德尼阿海楚虎尔诺颜之罗布藏呼图克图 茶 一竹篓
赏厄鲁额尔德尼阿海楚虎尔诺颜之子杜喇尔台吉 茶 一竹篓
赏厄鲁额尔德尼阿海楚虎尔诺颜之哈木布西勒图淖尔济 茶 一竹篓
赏科尔沁达尔汗巴图鲁亲王 茶 一竹篓
赏科尔沁冰图郡王 茶 一竹篓
赏科尔沁冰图郡王之三品台吉噶布拉 茶 一竹篓
我们可以看到，康熙初年对于蒙古诸部赏赐的茶叶计量单位是竹篓。在故宫出版社出版的《清代贡茶研究》一书中提到：清代赏赐外藩茶叶的品种较为固定，其中以普洱茶、安化茶等茶类为主。[4]康熙初年，普洱茶还没有进入贡茶名单，符合以竹篓为计量单位，且属于贡茶并且被固定用作外藩赏赐的，就只剩下安化黑茶品类中的天尖茶与贡尖茶了。
在湖南安化，老百姓至今还依然传颂着这两个品类的茶叶与清朝皇室的故事，但是很多历史线索都已经中断，口口相传的信息难免会显得千奇百怪。但是“天”与“贡”二字似乎还从正面证明了它们高贵的身份。
木兰围场所在地
从康熙对蒙古诸部的赏赐来看，入主中原的清朝还在探索自己与草原秩序之间的关联。第一次让康熙意识到坐在北京并不能有效统摄草原是三藩叛乱的时候，当时南方还在与三藩乱军交战，北部边疆的压力也开始凸显。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 年，察哈尔王布尔尼叛乱，布尔尼的叛乱对清廷而言没有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大学士图海仅仅用了两个多月就平息了叛乱，但就在这次叛乱之后，康熙在从北京出古北口至蒙古的要道上建立了皇家围场。
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 年，曾经获得过康熙赏赐的天尖茶的喀喇沁部和翁牛特部从自己的牧地里划出了一片超过一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赠送给康熙，康熙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木兰围场。从此，木兰秋狝成为清朝皇室的祖宗家法。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代皇帝，先后在这里举行了105 次秋狝大典。[5]
北京的夏天总是炎热难耐，现在如此，200年前如此，300年前亦如此。
在木兰围场建立起来之后，清朝皇帝就不太喜欢在紫禁城里过夏天了。他们在去木兰围场的途中发现了一个避暑的好地方，于是在行宫的基础上扩建，最终形成了一个融合山水休闲的皇家庄园。那里夏天气温要比北京低好几摄氏度，一路北上还可以抵达草原。起初，大清皇帝通过木兰秋狝向草原诸部炫耀武力；之后，皇帝也意在通过展示自己高超的打猎技巧来彰显自己的生命力。从康熙四十年大兴土木开始[6]，历经雍正、乾隆时期的巩固，以木兰围场和承德避暑山庄为中心的另一个权力体系逐渐形成。(www.xing528.com)
如今我们回头去看，那时候的承德至少存在着两个中心，第一个是由承德避暑山庄构成的皇权中心，同时还有由围绕避暑山庄修建的各类寺庙形成的信仰中心。这两个中心在承德交汇，形成了大清时代的中华民族向心力，在那里完成了一次次民族团结与融合的庄严仪式。茶，在有意无意之间，在那一场场仪式中充当了媒介。
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外的小布达拉宫
避暑山庄的蒙古包
康熙手书“避暑山庄”匾额
1780 年7 月21 日，承德避暑山庄皇家宫殿大门敞开，侍卫戒备森严，王公大臣及附近寺庙的喇嘛、僧众都恭立在道路两侧。一乘大黄轿从普宁寺抬出来，顺着大道朝避暑山庄走去。大轿进丽正门，在澹泊敬诚殿前停下，从轿中走出一个喇嘛，他就是千里迢迢从雪域赶来给乾隆皇帝贺七十大寿的六世班禅。他下轿以后，上丹墀跪请圣安，七十岁高龄的乾隆亲自上前扶起他，然后用自己提前学会的藏语问候他：“长途跋涉，必感辛苦。”班禅谢恩回答：“远叨圣恩，一路平安。”双方礼毕，乾隆带班禅到四知书屋，赐茶、赐座。[7]在这个场景中，班禅等同于皇帝属下的一个藩王。
之后，乾隆到须弥福寿之庙熬茶。熬茶是信仰语境下基于施主与福田关系的布施行为。在这个场景中，班禅扮演着乾隆的宗教导师角色。原本应该由乾隆亲自作为施主，但他却派了一个阿哥扮演他的角色，他本人则在整个仪式中成了高高在上的旁观者，除了在仪式最后接受班禅的哈达，其他什么都不需要做。从仪式本身来说，是那位阿哥和班禅结成了施主与福田的关系；而仪式的目的，又是希望这一关系能够建构在皇帝和班禅之间。[8]这种皇帝既在场又不在场的场景设计，非常巧妙地将大清皇帝凌驾于其他一切属性之上。
当年熬茶的须弥福寿之庙
茶在这个体系中充当了社交介质，在确认权力关系的同时，连接僧俗，沟通天地。同样是在承德，1771 年9 月8 日傍晚，一个蒙古青年在承德木兰围场伊绵峪天子大帐外下马，他被侍卫及理藩院官员引导进入帐中，乾隆皇帝坐在大帐之中等候多时。这个蒙古青年叫渥巴希，是土尔扈特部年轻的首领，刚刚带着自己的部族从伏尔加流域千里辗转归来。他风尘仆仆地赶到承德来觐见皇帝，就是为了自己的部族回国以后的安置问题。
乾隆很重视土尔扈特部的东归，他随即下旨，赏赐马匹牛羊二十余万头，赏赐官茶两万多封，粮食四万一千多石。马匹牛羊是解决在草原上生产的问题，茶叶和粮食是解决眼下的生存问题。陶澍在诗中所说的“所以西北部，嗜之逾珍鼎”一点也不假，乾隆的赏赐表达了一种态度，让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部在水草丰美的草原上重建家园。
茶的社交媒介功能依然在。夕阳西下，落日方向，地平线上走来的大队人马重归故土。刚刚搭建好的毡房里，饥疲交加的牧民，嗷嗷待哺的小孩，大家在静默地等待着东方的消息。直到渥巴希的快马回到草原，并且带回了马匹牛羊、茶叶粮食。这个颠沛流离日久的族群在那一刻，才重新燃起了活下去的希望。
在承德，理藩院将很多秩序建制化，就是要保障国家在草原、雪域乃至西域地区的长治久安。这种秩序也已经被各方认同并且习惯了。直到1793 年，一队远涉重洋的商人赶到避暑山庄，他们带来了自己生产的商品和一些精密的仪器设备，目的是想说服乾隆皇帝同意与他们通商。
大清在封闭的自我繁荣里沉醉日久，乾隆皇帝扫了一眼他们带来的那些东西，感觉还没有内务府打造的工艺精良。理藩院和礼部还在与这队使节就他们见到皇帝时是双膝下跪还是单膝下跪的问题纠缠，乾隆皇帝表现得十分不耐烦。他只想着快点打发这些人，于是在理藩院按例的基础上对这些人做出了一种“皇恩浩荡”的姿态，给予一些赏赐打发了事。
在乾隆赏赐马戛尔尼的清单中，茶叶显得尤为夺目。在这位十全老人心里，这个远涉重洋过来的英吉利人与蒙古诸藩王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所以在对马戛尔尼的赏赐中有：“茶叶二大瓶，砖茶二块，大普洱茶二个，茶膏二匣。”[9]马戛尔尼使团里的正使、副使，以及随行军官都获得了乾隆赏赐的茶叶。与此同时，使团还给英吉利国王带去了赏赐。
乾隆皇帝累了，国家在他治下建立起了权威有效的官僚系统，继承了蒙古可汗的辽阔领土，与此同时，他还确立了中原地区所认同的仁君形象。在马戛尔尼悻悻离开的背影里，大清这头垂垂老矣的猛兽正在落日的余晖里打着盹。至此，那一片嵌在帝国命运轨迹中的叶子将自己的非物质历史使命发挥到了极致。清朝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的一个终结，我们站在历史的另一端回望，茶里寄托的个人理想与社会秩序的隐喻给我们构建了一幕幕精彩的故事，那是中国茶的故事，也是中国人的故事。我们回到那些故事的原点，从中国湖南一个山水相间的地方出发，士农工商，王侯将相，平凡与伟大，神圣与世俗，那些历史中的主角，仿佛都与这一盏茶汤有过深情的邂逅。
【注释】
[1]详见万秀峰等，《清代贡茶研究》，故宫出版社，第43 页。
[2]详见万秀峰等，《清代贡茶研究》，故宫出版社，第65 页。普洱茶进入宫廷是1716 年。
[3]详见大连市图书馆文献研究室，《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天津古籍出版社，第297 页。
[4]详见万秀峰等，《清代贡茶研究》，故宫出版社，第107 页。
[5]详见张亚辉著，《宫廷与寺院》，中国藏学出版社，第94 页。
[6]详见张亚辉著，《宫廷与寺院》，中国藏学出版社，第113 页。
[8]详见施展，《枢纽：3000 年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80 页。
[9]详见《清代贡茶研究》，故宫出版社，第1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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