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1 气候变化适应性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最优组合
前文中,我们已经通过ECD研究、IPCC报告以及河务局的建议回顾了现状。发达国家的行动是现有工作的一种外延,主要是对现状进行一些调整,譬如加高风暴潮水闸、增高河口大桥高度以及在湿地推行“滚动地役权”。所有这些措施都描绘了这样一幅情景,即大海来袭时,人类总是在企图逃避。在最初阶段,采取这种响应方式是人类的本性,但我们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来应对灾害。
在2007年8月20日,内阁办公室组织了第一届关于气候变化的研讨会——优化气候变化适应性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制定综合措施阻止全球变暖。本次讨论会的议题是如何实现气候变化适应性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最优组合。会议的目的是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最优组合来达到克服下个世纪因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一工作组(IPCC 2007 WGI)的报告,在A1FI情景模式下,全球温度将上升2.4~6.4℃(平均4℃),表现为经济快速增长、全球人口在本世纪中叶达到顶峰并随之减少、更新更有效技术推广、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大幅缩小、化石能源更加密集。在B1情景模式下,全球温度将上升1.1~2.9℃(平均1.8℃),表现为人口与A1情景模式相似、经济结构朝着服务型经济和信息化经济快速转变、材料强度降低、清洁与资源节约型技术的引入以及全球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将温度升高限制在2℃以内,必须采取严格的减排措施。全球必须实现由高产出、高消耗和高消费型社会模式向能源节约型和循环型社会模式。而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实现经济、社会以及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前提。在第一届气候变化研讨会上,西宫修三先生(Shuzo Nishioka)指出,如果要在2050年达到全球排放量减少50%的目标,日本需要减少相对于1990年90%的排放量,而且世界各国均有着同等的减排责任和义务。这是一个道德问题。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和生活水平还将要持续增加和提高,而要将温度升高限制在2℃以内,发达国家的减排任务需要远远超过50%。然而,斯特恩综述报告(2006)预测,通过综合运用科技和政治手段,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避免遭受气候变化最恶劣影响的成本,可以被控制在每年全球GDP的1%左右。考虑到前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的政治立场,这种预测似乎是可行的,不过这还需要转变社会理念。如果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有必要的,那么,适应气候变化同样是非常必要的。换言之,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主动适应气候变化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需要与自然和谐共处,而不是肆意增加环境负担。
3.2.2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水灾害管理
提到生活方式的选择,我们首先需要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即水环境是建立在气候、土地和人口均衡的基础之上。在这样一个系统中,任何因素的变化都会引起系统内其他因素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达到新的平衡。在人类历史上,因人类无法适应变化而导致文明消失的例子屡见不鲜。对于当今冲积平原上的都市文明,这条规律同样适用。(www.xing528.com)
在种种利益的驱动下,人类一直在不断地开发冲积平原。当然,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放弃这些利益。然而,当自然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后,我们不能够因为想要维持现有的生活方式,而一味地修建工程,强行阻止这些变化的发生。相反,我们需要重新定位,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以便能够达到土地使用最优化。我们不仅需要尽可能实现现状条件下的灾害最小化,还需要考虑迁移到新的、更好的居住环境。总而言之,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在灾害易发区生活。
预计到2050年,日本总人口将由现在的1.277亿降至1亿,这意味着人口数量将减少近3000万。日本应将人口减少视为选择新的生活方式的重要契机,力求实现与自然和谐共处。
为了实现与自然和谐共处,我们可以采取各种防灾减灾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其中,工程措施包括修建大坝、堤岸、水土保持工程、河道整治、集蓄设施、排水设施以及防水建筑物等;非工程性措施包括预报预警、风险图制作、人群转移、土地使用规划、防洪减灾教育与演练等。这些措施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还需要尽可能实现各种措施的作用最大化。但问题在于如何确定这些措施的具体内容和作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将这些措施应用到流域管理中,包括维持稻田蓄水的能力、保持森林调节器的功能、全流域范围的水土保持、限制地下水的开采以防止地面沉降等。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人们常常只着眼于应对当前随时可能发生的灾害事件,而往往忽视了长远的灾害响应机制的建设。此外,伴随着人口更加集中、地面下沉、非法占用土地等诸多不利因素,灾害的影响将进一步扩大。在这些地区,气候变化将成为迫使人们搬离灾害易发区的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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