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80亿人享受丰盛美食

2005年4月，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中国政府联合宣布，对中国的食物援助将在2005年底结束。这对上一代人饱尝不断挨饿和拥有几亿人口的国家来说，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中国不仅结束了自身对食物援助的依赖，而且几乎在一夜之间已成为世界第三大食物捐助国。中国成功的关键是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这场改革解散了被称为生产队的农业集体组织，并以家庭生产取而代之。在每个村庄，土地被分配给农民家庭，并给予他们长期租用土地的权利。这项举措激发了中国农村人口的热情和创造力，自1977年到1986年，将谷物收成提高了一半。随着迅速扩张的经济不断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人口增长速度放慢，谷物产量不断攀升，中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基本消除了饥饿。实际上，中国消除饥饿人数之多，速度之快，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国家。

世界谷物产量自1950年以来增长两倍，部分原因应归功于亚洲一年多熟耕地面积的显著增加。中国北方的小麦一玉米组合，印度北方的小麦一水稻组合，中国南方、印度南方和种植水稻的东南亚国家的一年双熟和一年三熟，都是常见的一年多熟耕作方式。中国华北平原冬小麦和玉米一年两熟面积的发展，使得中国的谷物产量已达到美国的水平。华北平原冬小麦的年产量接近每公顷4t，玉米年产量每公顷平均为5t。这两种作物的轮作可使每公顷的年产量达到9t。中国一年两熟水稻的年产量为每公顷8t。如果中国的农民可以广泛地轮作玉米和小麦，那么在纬度和气候条件相似的美国，农场主们也可以采用相似的耕作方式，其前提是美国的农业研究和农业政策须重新调整以支持这种转变。

另一个经常被人忽视的问题是土地契约对生产力的影响。在中国，该问题于2007年3月得到了解决，当时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保护产权的立法。使以前只拥有30年以下土地使用权的农民获得额外的保护，以防土地被地方官员没收。多年来，一些地方官员以开发为目的，侵占了4000万农民的土地。确保土地所有权将会鼓励农民增加土地投入，改善土地质量。一家中国农村发展机构的调查显示，拥有土地权属文件的农民对土地进行诸如温室、果园和鱼塘等长期投资的可能性会增加1倍。

在2004年5月的一次会见中，中国水利部汪恕诚部长向我详细地介绍了提高灌溉用水效率的规划，中国计划到2010年时将灌溉效率在2000年43%的基础上提高至51%，并在2030年时提高至55%。他描述的具体步骤包括提高水价、奖励采用节水灌溉技术、健全管理这一进程的地方机构。他觉得，实现这些目标将可以确保中国未来的食物安全。

大力推行滴灌的国家是塞浦路斯、以色列和约旦——都是小国，而在3个农业生产大国中，这种最有效的灌溉技术只在印度和中国的水浇地上推行了不到1%～3%，在美国大约是4%。桑德拉·波斯特尔估计，这些不同规模滴灌技术的组合使用，可在获利的基础上灌溉印度1000万hm2的耕地，大约占印度耕地总面积的1/10。她认为中国也有类似的潜力，目前中国正在扩大滴灌面积以节约稀缺的水资源。

水生产力过低通常是由水价过低所造成的。在大多数国家，政府补贴导致水价低到了不合理的程度，并在水资源实际短缺时给人造成水资源丰富的假象。鉴于水资源日益稀缺，有必要对其合理地定价。中国北方的省份正以小步渐进的方式提高水价以鼓励节水。更高的水价将影响所有的水用户，鼓励对节水灌溉技术、节水工业生产流程和节水家用电器的投资。

世界猪肉的产量（目前一半是在中国）于1979年超过了牛肉的产量，并且自那时起，其领先的距离不断扩大。

从世界范围来看，水产养殖业以食草鱼类——在中国和印度主要养殖鲤鱼，在美国主要养殖鲶鱼，其他几个国家主要养殖罗非鱼和贝类为主。这也是提高动物蛋白质生产效率潜力最大的地方。中国是世界领先的水产养殖大国，其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比例达到惊人的2/3。中国的水产养殖业以生产鳍类鱼（大多数是鲤科鱼类）和贝类（主要是牡蛎、蛤类和蚌类）为主，前者产自内陆的淡水鱼塘、湖泊、水库和稻田，后者主要产自沿海地区。多年来，中国已经发展出一套鱼类混养方式，该方式同时饲养以食物链的不同环节为食的四种鲤科鱼类，实际上是模仿了天然的水生生态系统。鲢鱼和鳙鱼是起过滤作用的取食者，它们分别以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为食。草鱼，正像它的名称所表明的那样，主要是以水生植物为食。而普通的鲤鱼主要生活在水体的底层，食用碎屑生物。这四种鱼形成了一个小型生态系统，每种鱼占有一个特定的空间。这套多品种饲养体系，可以惊人的效率将饲料转化为高质量的动物蛋白质，在2005年中国生产了大约1400万t鲤科鱼类。(www.xing528.com)

尽管家禽生产在中国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增长迅速，但是较之于水产养殖业所取得的“现象级”增长仍然相形见绌。目前中国的水产养殖产量（达3000万t）是家禽产量的1倍，使其成为第一个养殖鱼产量超过家禽产量的大国。中国的水产养殖业经常和农业生产结合起来，使得农民能更好地利用农业废料，例如猪粪和鸭粪，来给鱼塘施肥，以促进充当鱼类食饵的浮游生物的生长。多种鱼类的混养，通常可将鱼塘的生产力比养殖单一品种时提高至少一半，这种混养方式在中国和印度得到广泛运用。

世界3个最大的肉产品生产国——中国、美国和巴西，现在都高度依赖豆粕作为饲料的蛋白质添加成分。

第二种新的动物蛋白质生产模式也依赖于反刍动物和粗饲料，并已在中国东部的4个省份——河北、山东、河南和安徽发展起来。那里普遍采用冬小麦和玉米一年两熟的轮作方式。尽管麦秸和玉米秆经常被用作炊事的燃料，但村民们目前正转为使用其他替代燃料，这使得他们能用节约下来的麦秸和玉米秆喂牛。在这些秸秆粗饲料中添加少量的氮（以尿素的形式），可帮助生存在牛的复杂四胃消化系统中的微生物，更有效地将秸秆转化为动物蛋白质。在中国，这4个被人称为“牛肉带”的谷物生产省份，利用作物残留部分——麦秸、稻草和玉米秆，生产出的牛肉比西北部广大牧区省份还多。利用作物残留，在印度生产牛奶，在中国生产牛肉，使得农民从谷类作物中得到了第二次收益，既提高了土地生产力，又提高了水的生产力。

尽管这些新的动物蛋白质生产的新模式是在印度和中国（两国的人口密度都很高）发展起来的，但是其他国家也可以采用类似的生产体系。

尽管世界多年来已经积累了满足每年新增7000万人口食物需求的经验，但是并没有准备好如何应对50亿人同时希望向食物链高端移动的局面。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移动意味着什么，不妨考虑一下中国所发生的情况，那里创纪录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浓缩了历史，反映了当收入快速增加时，食物构成是如何变化的。还在不久前的1978年，中国的肉类消费主要是由少量的猪肉构成，自那时以来，猪肉、牛肉、禽肉和羊肉的消费已经增加了几倍，使中国的肉类消费总量远远超过了美国。尽管食物构成的多样化已大幅度改善了中国的营养状况，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营养性失调仍然存在。

新的现实是能源部可能比农业部对未来的食物安全有更大的影响力。当今对食物安全的主要威胁是燃烧化石燃料所导致的气候变化。能源部有责任将使农作物枯萎的热浪减少到最低程度，防止在旱季为亚洲的大江大河补给水源的冰川的融化，防止因冰盖消融而淹没出产亚洲大部分稻谷的河流三角洲和洪泛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