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西恒是民国初期川人实业救国的杰出代表，洞窝水电站是川人实业救国的典范。洞窝水电站在建设之初由于受资金的限制，采取分期集资办电，逐步积累资金，逐步修建调节水库和添置机组的办法，这样滚雪球的方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民族工业普遍采用的办法。
洞窝水电站的扩建也体现了近代民族企业家实业救国的艰辛。企业发展往往受制于国外技术封锁，不得不尝试各种突破。1938年初先装水轮机，试车时水轮机立轴的两盘黄油轴承发热不均，上盘过热，不能继续运转。又安装时已发现水轮在机内不能自由旋转，有毛口未剃除，说明出厂前未曾经过安装试车。在向孔士洋行提出质询后，孔士洋行派出一位熟悉安装的巴比技师来重新安装机座。在三个月期内，技师几度更换轴承试车，但温度仍然超出正常值，无法正常运行。在严重影响电厂运营的情况下，外国技师不仅不在试车报告上签字，还托词去重庆治病，夜晚坐江轮不辞而别，多次交涉，均未有解决之策。无奈之下，1938年冬，税西恒请来慎昌洋行安装专家陈长源，对水轮机作技术鉴定，经过对立轴周密检查后，确认水轮旋转部分并无弯曲磨损现象，润滑障碍改用循环油箱可行，乃改装后投入正式运行。本土专家通过不懈努力，解决了外国技师没有解决的难题[28]。
洞窝水电站在抗战时期的易主也反映了近代民族企业家实业救国在国家垄断发展面前的不堪一击。水电开发作为新兴的动力工业，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达成一致共识——“动力工业，为工业建设之先决条件，建成电力网，以裕供应，同时裨益于农田水利”，社会各界也对水力资源有了重新认识，“我国水力资源丰富，而分布各地水力发电事业，行将大有发展”。水电开发逐渐由企业家实业救国的个人行为上升为国家战略行为。国民政府1944年公布的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中指出：“应由政府独营之经济事业，种类不宜过多。此项事业包括：邮政电机、兵工厂、铸币石、主要铁路、大规模水力发电厂”[29]。水力发电放到政府经济建设的重点可见国家统筹谋划水电开发之雄心。国家重点建设水力发电是合乎发展潮流的，但是抗战前建设的中小水电站在这样的潮流下被国家低价收购，这无异于对民族工商业的伤害，民族企业家求告无门。(www.xing528.com)
洞窝水电站的建成给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工程技术人员对水电开发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有了直观感受，增强了他们开发中国水力资源促进国家工业化的信念，为全面抗战胜利后全国性水电开发规划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洞窝水电站不仅推动了军工企业的生产，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而且给西南地区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如《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11—1940）》中所记：“附近工商业勃然兴盛，回忆初时荒凉贫穷，感慨无限。胜利后，厂方欢送我人复员，船上望去，满山灯光照耀，衣景辉煌，有如香港，动力之增进繁荣，改善民生，可见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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