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西恒一生思想经历了三次转变,这种转变正是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转变历程的缩影,也体现了旧式知识分子积极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努力。
1.第一次转变:科学救国
少年时期,税西恒以为变法、维新可以救中国,康梁是救中国的人物。经过中学阶段的革命启蒙,他认识到必须暴力推翻清朝政府,并投身革命,参与革命暗杀团体。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税西恒认识到应该科学救国,在国外学习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学好本领做一个技术人员就可以搞好国家,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强国。1912年,时年23岁的税西恒做出了一个重大选择:实业救国,远赴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机电系学习。税西恒在自传里写道:“1912年到德国留学,学的是工程科学,立志为国家做建设事业,那时我们这一般青年革命者有一种错觉,是认为那些年长的具有一点世故经验的同志们就是政治家,就可以担负国家的政治责任,我们放心做一个技术人员就可以搞好国家,所以通通要学实用自然科学,没有一个肯学社会政治类的科学,我也是这样的,同时这些科学课程繁重,也没有时间再作政治活动,就照预定计划做一个纯粹的技术人员”。经过五年艰苦学习,1918年税西恒学成归国后报效祖国。
2.第二次转变:实业教育救国
民国初年,中国流行着一股主张以兴办实业拯救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税西恒留学欧美,直接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发达的科学技术,他在五四运动前夕回到中国,身体力行,开始了实业救国的探索。十余年时间,修建了济和水力发电厂、重修了泸州钟鼓楼、创办了重庆自来水厂,合伙创办了多家企业。成为西南地区赫赫有名的实业家。(www.xing528.com)
从一个立志实业、教育救国的社会精英向有政治理想的爱国民主人士转变,税西恒对自己的思想有一个回顾。他曾在重庆报刊上发表文章,表示“自1919年到1935年这16年间,埋头苦干搞建设工作,不管工资多少,不计报酬,有时为创办一件事,在发起组织阶段中,常有一二年之久毫无报酬,我也自掏腰包或竟向朋友借贷度日的干,但是结果我并不好,不但成功甚难,就是已成功的事交与别人去办,仍然被破坏了,1935年以后我感觉到纯技术家的立场对国家的建设帮助并不大,技术家要同时能掌握整个经济才行,于是转而注意到经济计划、经济政策及教育人才的方面。”于是,税西恒在1935年去了重庆大学担任工学院院长,期望培养更多的实用性人才,并自费开展查勘工作,撰写经济计划报告,希望能为国家发展添砖加瓦。
3.第三次转变:民主救国
抗日战争时期,税西恒思想发生了第三次转变。出于对政府建设、政治民主的思考,税西恒开始关心时局,强调:科学技术工作者建设国家的愿望是受上边统治者和周围环境摆布的……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节节败退,丧失半壁河山,把国家前途命运都断送了,还谈什么建设。1937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以留德同学的名义邀请他出任四川教育厅厅长,他不愿同流合污,以“不会做官,只能教书”为由坚拒不任。但由中共南方局筹建的蜀都中学邀请他做学校董事长,他则不畏风险,欣然就任。遵照中共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的指示,把蜀都中学办成了中共地下党的工作据点。
税西恒受很大触动是在川康兴业公司就任技术官员时期,公司创办的五年时间并无让川康地方发生多大变化。国民党当局只知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贪污勒索,中饱私囊,毫不顾及国家人民的长远利益,税西恒眼见自己设计的灌县水电厂开工无望,自己的抱负无法实现,只得在1945年愤而辞职。这一段经历更是让税西恒认识到国民党政府根本不想建设,整天热衷于搞内斗。税西恒非常失望,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思想慢慢地有了很大的转变。他认为,民众力量为政治基础,要想打倒腐化政权只有靠民众力量,但要发动四万万人积极起来,不是短时间可以办到的,所以只有靠争取国家和平团结再来教育组织民众,来做国家的主人翁。他经常在重庆报上发表这些主张。自从组织九三学社以后,税西恒便自觉投入更为有组织的活动中[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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