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兴国道路的发展探索

税西恒除了是一名实业家之外，他还是著名的教育家和民主教授。至20世纪30年代，税西恒在回国短短十余年时间，已经完成了两项大的工程——济和水力发电厂和重庆自来水厂，声名鹊起。但税西恒在这两个工程建设里面深深地感受到，单靠少数工程人员搞国家的建设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幅员辽阔，严重缺乏能干事的人，需要更多的科技人才投身于建设之中。因此，从1935年起，他觉得不能再单纯从事技术工作，不能再单纯地走实业救国的道路，而应把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与教育救国统一，通过发展教育，培养和动员有理想、有知识的人齐心协力建设国家。

1.就任重庆大学工学院院长

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剧，“科学救国”思想再度升温，一些大学和学会得以迅速发展。如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的推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的资助，科研活动非常活跃。这一时期的科技人员无不以所学贡献祖国，各科学团体亦纷纷涉足社会事业。他们达成了共识：要根据现实社会的需要调整研究方向和内容，使科学与技术得以真正地结合，科学事业与社会事业才能互相交织、共同发展。1935年秋，税西恒毅然辞去重庆自来水厂工程师职务，在好朋友理学院院长何鲁的邀请下，转阵教育，应聘到重庆大学去教书，筹建工学院，并任第一任工学院院长兼电机系主任，以期培养更多的实用工程人才。在任工学院院长期间，税西恒着力以下四方面建设：

第一，招纳人才。重庆大学创办于1929年，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创办较早、校名一直沿用至今的大学之一。当时，在刘湘的支持下，重庆大学迁址沙坪坝，建立了第一栋教学楼，开始招生。创办初期，重庆大学校长为胡庶华，理学院院长为何鲁，商学院院长为马寅初。在何鲁的邀请下，税西恒来到重庆大学应聘为工学院院长兼电机系主任。在任期间，税西恒业务精湛、品德高尚，治学严谨、平易近人，关怀师生，为办学而不遗余力，深受师生敬仰和爱戴。

当时，重庆大学工学院除电机系外，还有化工、建筑、水利、铁道、公路、矿冶等系，师资不足是主要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税西恒通过私人友谊，从国内外多方延揽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科技人才到各系任教。教师队伍中，毛韶青毕业于法国菲尔米尼工业学校研究班，李膏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李本文毕业于同济大学电机系。抗战爆发后，税西恒又吸纳电子学家冯简、地质学家李四光等人才，共同为国家培养工程技术人员。

第二，把控教学质量，建立教学管理制度。首创学院，最重要的是把控教学质量，建立良好的教学管理制度。税西恒在任期间，把自己在德国积累的知识和管理经验运用于教学管理，制订了严格的招生考试制度、健全的教学秩序、完整的奖惩制度，这些制度延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了让学生理论与实践能够有效结合，为适应教学所需，经他的提议和设计，工学院修建了金属实验工厂。初创的学校大都存在图书特别是工具书非常缺乏的问题，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在认真授课的同时，还亲自编写教材。当他发现工学院学生和老师缺少工具书时，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工资专门印制了数百册德文版《许特：科技手册》（又名《工程师手册》）送给全院师生人手一册。此后，他还把此类工具书专门作为奖学之用，即期末成绩名列前三名者，均奖赠一册。在税西恒和广大师生的努力下，工学院迅速走上正轨，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

第三，兴修工学院大楼。税西恒担任工学院院长时期，为重庆大学工学院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工学院最引以为傲的是工学院大楼。工学院大楼自修筑伊始，即成为重庆大学标志性建筑。当重庆大学决定兴建由留法学者刁泰乾设计的工学院大楼时，税西恒自告奋勇，肩此重任，在他的主持下，按照他“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方法来修建。他根据重庆地处三叠纪砂岩、建筑地基条件优越和沙石坚固而丰富的特点，主张以就地开采出的石料作为工学院教学大楼主体工程的重要建材。此举不仅削平了山头，便利了校园的整体规划，又节省了大量基建经费。在施工过程中，他利用一切休息时间，亲临现场指导。1937年，这座具有欧式古典建筑风格、由全石料建成的三层重庆大学工学院教学大楼巍然屹立于嘉陵江江畔，成为为国家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优良基地。而今，历经八十二年风雨沧桑的工学院大楼，风采依旧，仍然是重庆大学值得骄傲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和标志性建筑，如图2-5所示。这座大楼里培养出的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为西南地区的科学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图2-5　重庆大学工学院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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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担任工学院院长之后，税西恒感到单纯做教育，从宏观上讲对国家建设帮助并不大，当务之急是要把普及技术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于是他开始专注于经济规划、经济政策的制定。这其实也是为了更好地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为国家建设打好基础。税西恒选择了他所熟悉的水电资源调研为突破口，利用假期带领师生开展四川水电资源调查。1936年，为勘测乌江中游及川黔边沿彭水龚滩等地的水电资源，他自费约请重庆大学教授刁泰乾，学生熊光义、黄松霖、许弟钟等人，利用寒暑假勘测我国的西南水利、矿产资源，他们奔波在四川境内的龙溪河、大渡河、岷江、万县、江津、长寿狮子滩、乌江和贵州的二郎滩等地，勘测过程历尽艰辛，他们考察评估了合川、铜梁、荣昌、万县、长寿、白沙一带水利价值，并对勘测过的大小河流和水力基地写出了建设方案及规划。第一次查勘是前往乌江龚滩，由重庆涪陵租小船逆流而上。乌江滩多流急、暗岩密布、惊险万分，江两岸绝壁千仞，上下只有羊肠小道。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攀岩附壁、涉险克难，成功完成了彭水龚滩历史上第一次的勘测工作。最险的一次查勘是在勘测灌县岷江水力资源时，他携妻带子在二王庙居住长达9个月之久，且几次落水遇险，几乎丧生鱼腹。当时岷江上游多有土匪，税西恒等人每次勘探都冒着生命危险。根据一手勘探资料，他写了《西川水利调查》一文，发表于《工程周刊》，对成都平原地理环境、水利建设现状和都江堰建筑及修理、历史、水政组织进行了全方面总结，为之后计划创办灌县水电厂打下了基础[11]。

但是，个人的努力离不开时局大环境，当税西恒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对乌江龚滩水电站的第一次勘测时，却由于军阀割据、内战连年、民不聊生、财政无力，他开发水力资源的宏伟计划未能实现。这也引起了他深深的思考：仅靠技术、教育能救国吗？为什么千辛万苦拟定的计划却频频流产？乱世中如何为国家为人民谋福利？这也为他40年代思想观念的转变打下了基础。

2.支持蜀都中学的创办

作为重庆知名教授，税西恒不仅推动了重庆高等教育的发展，他还关注重庆当地中等教育的均衡发展。他在蜀都中学的创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蜀都中学是1944年由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创办的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高级完全中学。

1943年，受周恩来委托，税西恒不畏风险，联合重庆大学、中央大学部分师生创办了蜀都中学，并欣然就任学校副董事长兼校长，从筹备到办学整个过程中，蜀都中学的创办人税西恒都坚决贯彻执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邀请了教育界名流学者，如何鲁、段调元、艾伟、郑衍芬、常道直等；邀请了政经界的知名人士，如民主建国会的黄墨涵，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委员李诼仁，和诚银行经理陈行可、聚兴诚银行经理杨典章等；还邀请了地方的知名人士，如当过市商会会长、当地的实力人物石荣廷等，将蜀都办成了“抗大”式的新型学校，为中国共产党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干部，掩护了许多党员，开展了统战工作，团结了广大爱国进步人士。

税西恒给予蜀都中学发展提供个人最大能力的支持。他不仅努力筹集了资金、寻觅了校舍，甚至牺牲居住条件——出租自己兰园房屋，用租金来推动蜀都中学的建设，冒身陷囹圄的风险支持师生开展各种爱国活动[12]。

资金筹集是蜀都中学创办中最大的难题。根据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规定，私立中学的校董会和学校的立案备案都要有一笔相当数目的固定资金，这就面临着经费困难导致无法立案办学的问题。税西恒和南方局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得以解决这一问题。学校的固定资产和活动经费大多来自南方局的拨款或借款。熊扬、张兴富等凑集了300多亩田地的产业契纸（地契），作为学校固定资产。活动经费主要由张兴富经手，在重庆曾家岩50号（周恩来的办公处）取现金或支票，或由南方局同志送支票到沙坪坝汤家湾张兴富的住处。另外南方局投资与人合办的“裕中电料商行”经理杨宗明（中共地下党员、红色商人）也提供了部分资金，四川省委前后也提供了一部分专款或借款。南方局撤离重庆迁往南京后，四川公开成立省委，张兴富的工作由四川省委副书记张友渔同志领导，蜀都中学开办后经费困难时，曾由四川省委副书记张友渔同志面批拨款给张兴富带回备用。除了南方局的资金之外，其余资金则全靠创办者自身解决。创建伊始，由于拨款金额不够，作为一校之长，税西恒会商董事会各同仁，多方联络同乡袍泽、亲戚故旧，筹措到一笔经费，用以租佃盘溪侯姓罗盘田30亩（20000.1平方米）地作为校址，确定每年交租谷16石（960公斤）。最后的差额是由周均时、税西恒、周学庸、张兴富、熊运钜、唐克明、陈俊逸、姜瑄和张仲明这些进步人士每人筹资10万元法币，解了燃眉之急。

税西恒是当时有名望的民主进步人士，为了办好周恩来重托的蜀都中学，他倾注了大量心血。面对白色恐怖、特务横行，学校办学意图一旦暴露，作为校长就要身陷囹圄，甚至丧失生命。但他始终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亲密合作，不惧任何风险，且不取任何报酬。1948年夏，法币严重贬值，学校开支捉襟见肘。周恩来曾关心地问道：“听说你们办学很艰苦，发起人不要工资，只吃饭，吃菜吃莴笋叶，洗脸在溪沟里洗，生活很艰苦。”在学校遇到经费困难的艰难之时，税西恒再一次捐款500万法币以解决教职工吃饭及其他问题，支持学校的教育事业继续发展。然而，税西恒筹集的500万法币不是凭空得来的，是牺牲自己居住条件换来的。税宅兰园当时有主楼和附楼，他将长期居住的主楼出租，全家搬到保姆、佣人住的附楼，租金用来购买书籍文具，支撑教学。在附楼，外人还以为保姆是他女儿的母亲。税鸿先在回忆文章里提道：“你想九三学社这些人一来就到我们家吃饭，很多文具都是我们家来买，然后还要资助蜀都中学，这些钱就是这么来支持大家的。”[13]

税西恒在暗中也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进步活动。为了保证中共地下党的安全，中共教员召开会议，有时也选择在税西恒兰园家里。由于蜀都中学积极开展民主进步活动，为国民政府重庆当局仇视，一度要予以查封。税西恒挺身而出，以自己的影响力与国民党据理力争，才使学校得以保全。蜀都中学表面上遵守国民党政府的法令，使用“国定本教科书”，但是，学校也采用了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的审定教材，并发动教师结合时局，发挥教材中民主进步因素和民主精神，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鼓励学生追求真理，明辨是非，热爱祖国。(www.xing528.com)

税西恒也是教育先行者。在投身教育的十年中，不断地思考教育的目的和发展方向，他于百忙之中在蜀都中学校刊撰文《今日之中等教育》，指出当时小学毕业者百分之八十不入中学，大学的录取比例较低。分析中等教育中职业教育的不足，提出了应对措施——要大力设立职业学校来适应时代发展所需[14]。

税西恒除了创办有名的蜀都中学，1947年，还创办了重华学院。重华学院前身是私立香港华侨工商学院，院址在重庆两浮支路中印学会。该院创立于1939年，1944年迁重庆。抗战胜利后，学院主体迁回香港，呈报教育局备案成立重庆分校未准。内地学生因无钱赴港续学，遂滞留重庆。1947年3月，由税西恒、周均时、甘绩庸等接办学校，报教育部批准立案，改为“重华法商学院”，迁重庆南岸向家坡。董事会推选税西恒任校长，下设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秘书室，开设工科、商科、文法科等专业，聘请了名流学者陈豹、罗志如、梅远谋、张志超等担任教授。1949年重庆解放后，该校合并于私立重庆财经学院。1949年，税西恒在重庆恢复中国公学大学部，兼任校长。在这两所学校，他始终坚定地支持进步学生运动，掩护和资助地下党的革命活动。

重庆解放前夕，局势非常紧张。1949年夏，蜀都中学董事长周均时参加建立民革川东分会地下组织和策反国民党军队工作，提出“保川拒蒋，迎接解放”，于8月被捕杀害。周均时与税西恒是留德同学，曾吃住在一起，度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最艰苦的岁月，彼此关系非常要好。是时，国民党西南败局已定，当局拟定了暗杀名单，税西恒、何鲁名列其中。为防万一，税西恒与夫人商量，躲到重庆自来水厂。因为他平时与水厂技术人员、工人关系融洽，大家愿意为他提供帮助，今天这家，明天那家，居住地点经常变换。他请人转告在重庆大学读书的女儿不要回家，以保证人身安全。夫人由两个保姆陪着，留在家中。家里所有与进步活动有关的材料有两大挑箱，已提前集中烧毁。最终，时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的杨森曾经与税西恒同事，格外看重他的人品，才放了他一马。税西恒终于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幸存了下来。

图2-5　重庆大学工学院大楼

图片来源：http：//www.zizzs.com/c/201307/2433.html

第四，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担任工学院院长之后，税西恒感到单纯做教育，从宏观上讲对国家建设帮助并不大，当务之急是要把普及技术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于是他开始专注于经济规划、经济政策的制定。这其实也是为了更好地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为国家建设打好基础。税西恒选择了他所熟悉的水电资源调研为突破口，利用假期带领师生开展四川水电资源调查。1936年，为勘测乌江中游及川黔边沿彭水龚滩等地的水电资源，他自费约请重庆大学教授刁泰乾，学生熊光义、黄松霖、许弟钟等人，利用寒暑假勘测我国的西南水利、矿产资源，他们奔波在四川境内的龙溪河、大渡河、岷江、万县、江津、长寿狮子滩、乌江和贵州的二郎滩等地，勘测过程历尽艰辛，他们考察评估了合川、铜梁、荣昌、万县、长寿、白沙一带水利价值，并对勘测过的大小河流和水力基地写出了建设方案及规划。第一次查勘是前往乌江龚滩，由重庆涪陵租小船逆流而上。乌江滩多流急、暗岩密布、惊险万分，江两岸绝壁千仞，上下只有羊肠小道。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攀岩附壁、涉险克难，成功完成了彭水龚滩历史上第一次的勘测工作。最险的一次查勘是在勘测灌县岷江水力资源时，他携妻带子在二王庙居住长达9个月之久，且几次落水遇险，几乎丧生鱼腹。当时岷江上游多有土匪，税西恒等人每次勘探都冒着生命危险。根据一手勘探资料，他写了《西川水利调查》一文，发表于《工程周刊》，对成都平原地理环境、水利建设现状和都江堰建筑及修理、历史、水政组织进行了全方面总结，为之后计划创办灌县水电厂打下了基础[11]。

但是，个人的努力离不开时局大环境，当税西恒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对乌江龚滩水电站的第一次勘测时，却由于军阀割据、内战连年、民不聊生、财政无力，他开发水力资源的宏伟计划未能实现。这也引起了他深深的思考：仅靠技术、教育能救国吗？为什么千辛万苦拟定的计划却频频流产？乱世中如何为国家为人民谋福利？这也为他40年代思想观念的转变打下了基础。

2.支持蜀都中学的创办

作为重庆知名教授，税西恒不仅推动了重庆高等教育的发展，他还关注重庆当地中等教育的均衡发展。他在蜀都中学的创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蜀都中学是1944年由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创办的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高级完全中学。

1943年，受周恩来委托，税西恒不畏风险，联合重庆大学、中央大学部分师生创办了蜀都中学，并欣然就任学校副董事长兼校长，从筹备到办学整个过程中，蜀都中学的创办人税西恒都坚决贯彻执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邀请了教育界名流学者，如何鲁、段调元、艾伟、郑衍芬、常道直等；邀请了政经界的知名人士，如民主建国会的黄墨涵，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委员李诼仁，和诚银行经理陈行可、聚兴诚银行经理杨典章等；还邀请了地方的知名人士，如当过市商会会长、当地的实力人物石荣廷等，将蜀都办成了“抗大”式的新型学校，为中国共产党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干部，掩护了许多党员，开展了统战工作，团结了广大爱国进步人士。

税西恒给予蜀都中学发展提供个人最大能力的支持。他不仅努力筹集了资金、寻觅了校舍，甚至牺牲居住条件——出租自己兰园房屋，用租金来推动蜀都中学的建设，冒身陷囹圄的风险支持师生开展各种爱国活动[12]。

资金筹集是蜀都中学创办中最大的难题。根据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规定，私立中学的校董会和学校的立案备案都要有一笔相当数目的固定资金，这就面临着经费困难导致无法立案办学的问题。税西恒和南方局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得以解决这一问题。学校的固定资产和活动经费大多来自南方局的拨款或借款。熊扬、张兴富等凑集了300多亩田地的产业契纸（地契），作为学校固定资产。活动经费主要由张兴富经手，在重庆曾家岩50号（周恩来的办公处）取现金或支票，或由南方局同志送支票到沙坪坝汤家湾张兴富的住处。另外南方局投资与人合办的“裕中电料商行”经理杨宗明（中共地下党员、红色商人）也提供了部分资金，四川省委前后也提供了一部分专款或借款。南方局撤离重庆迁往南京后，四川公开成立省委，张兴富的工作由四川省委副书记张友渔同志领导，蜀都中学开办后经费困难时，曾由四川省委副书记张友渔同志面批拨款给张兴富带回备用。除了南方局的资金之外，其余资金则全靠创办者自身解决。创建伊始，由于拨款金额不够，作为一校之长，税西恒会商董事会各同仁，多方联络同乡袍泽、亲戚故旧，筹措到一笔经费，用以租佃盘溪侯姓罗盘田30亩（20000.1平方米）地作为校址，确定每年交租谷16石（960公斤）。最后的差额是由周均时、税西恒、周学庸、张兴富、熊运钜、唐克明、陈俊逸、姜瑄和张仲明这些进步人士每人筹资10万元法币，解了燃眉之急。

税西恒是当时有名望的民主进步人士，为了办好周恩来重托的蜀都中学，他倾注了大量心血。面对白色恐怖、特务横行，学校办学意图一旦暴露，作为校长就要身陷囹圄，甚至丧失生命。但他始终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亲密合作，不惧任何风险，且不取任何报酬。1948年夏，法币严重贬值，学校开支捉襟见肘。周恩来曾关心地问道：“听说你们办学很艰苦，发起人不要工资，只吃饭，吃菜吃莴笋叶，洗脸在溪沟里洗，生活很艰苦。”在学校遇到经费困难的艰难之时，税西恒再一次捐款500万法币以解决教职工吃饭及其他问题，支持学校的教育事业继续发展。然而，税西恒筹集的500万法币不是凭空得来的，是牺牲自己居住条件换来的。税宅兰园当时有主楼和附楼，他将长期居住的主楼出租，全家搬到保姆、佣人住的附楼，租金用来购买书籍文具，支撑教学。在附楼，外人还以为保姆是他女儿的母亲。税鸿先在回忆文章里提道：“你想九三学社这些人一来就到我们家吃饭，很多文具都是我们家来买，然后还要资助蜀都中学，这些钱就是这么来支持大家的。”[13]

税西恒在暗中也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进步活动。为了保证中共地下党的安全，中共教员召开会议，有时也选择在税西恒兰园家里。由于蜀都中学积极开展民主进步活动，为国民政府重庆当局仇视，一度要予以查封。税西恒挺身而出，以自己的影响力与国民党据理力争，才使学校得以保全。蜀都中学表面上遵守国民党政府的法令，使用“国定本教科书”，但是，学校也采用了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的审定教材，并发动教师结合时局，发挥教材中民主进步因素和民主精神，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鼓励学生追求真理，明辨是非，热爱祖国。

税西恒也是教育先行者。在投身教育的十年中，不断地思考教育的目的和发展方向，他于百忙之中在蜀都中学校刊撰文《今日之中等教育》，指出当时小学毕业者百分之八十不入中学，大学的录取比例较低。分析中等教育中职业教育的不足，提出了应对措施——要大力设立职业学校来适应时代发展所需[14]。

税西恒除了创办有名的蜀都中学，1947年，还创办了重华学院。重华学院前身是私立香港华侨工商学院，院址在重庆两浮支路中印学会。该院创立于1939年，1944年迁重庆。抗战胜利后，学院主体迁回香港，呈报教育局备案成立重庆分校未准。内地学生因无钱赴港续学，遂滞留重庆。1947年3月，由税西恒、周均时、甘绩庸等接办学校，报教育部批准立案，改为“重华法商学院”，迁重庆南岸向家坡。董事会推选税西恒任校长，下设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秘书室，开设工科、商科、文法科等专业，聘请了名流学者陈豹、罗志如、梅远谋、张志超等担任教授。1949年重庆解放后，该校合并于私立重庆财经学院。1949年，税西恒在重庆恢复中国公学大学部，兼任校长。在这两所学校，他始终坚定地支持进步学生运动，掩护和资助地下党的革命活动。

重庆解放前夕，局势非常紧张。1949年夏，蜀都中学董事长周均时参加建立民革川东分会地下组织和策反国民党军队工作，提出“保川拒蒋，迎接解放”，于8月被捕杀害。周均时与税西恒是留德同学，曾吃住在一起，度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最艰苦的岁月，彼此关系非常要好。是时，国民党西南败局已定，当局拟定了暗杀名单，税西恒、何鲁名列其中。为防万一，税西恒与夫人商量，躲到重庆自来水厂。因为他平时与水厂技术人员、工人关系融洽，大家愿意为他提供帮助，今天这家，明天那家，居住地点经常变换。他请人转告在重庆大学读书的女儿不要回家，以保证人身安全。夫人由两个保姆陪着，留在家中。家里所有与进步活动有关的材料有两大挑箱，已提前集中烧毁。最终，时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的杨森曾经与税西恒同事，格外看重他的人品，才放了他一马。税西恒终于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幸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