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产品与经济利益的关系

（一）公共产品和全球利益的关系

一个国家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越多，其他国家对其崛起的威胁就越小。崛起也意味着承担国际责任。公共产品的供应，无论是在国家内部还是国家之间，都属于这两个层面的政治决策范围。因为“公共产品”中的“产品”指的是“事物”（法律框架）或“条件”（环境稳定）。例如，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政府已经采取了适当的贸易保护措施来保护国内市场的产业转移和受害者，并减少利益损失。在国际一级，面对新兴经济体侵蚀其“国际市场份额”，发达国家一直高举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帜，并留有将经济结构转变为“新经济”的回旋余地。

（二）公共物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公共物品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公共物品宏观经济能否运转？当然不行。在全球化、各种因素普遍联系的时代，没有公共物品作为外部条件，连微观经济都无法运转。比如说，在要素购买、规模化生产产品销售等环节，企业不遵守规矩，不明确产权，就无法从事经营活动。另外就是人们都需要使用国家投资的基础设施，而这些都是公共物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历史的角度看，虽然它们基于私人产品的生产和交换，人们既讲效率又图公平的共同利益追求，呼唤着公共物品产生，政府不过就是适应了这个要求。但却不能以公共物品代替或排斥私人产品，不然社会经济将丧失活力。妄图用公共物品统治社会经济的传统公有制“一大二公”，被事实证明不但没有效率，且表面公平下掩盖的是机会不平等。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和社会生活，是以私人产品为基础，但是也以公共产品为联系纽带。从这个意义上看，国家存在的象征就是为民提供“纯公共产品”，这也是一个国家是否合理化的证明。

开放（对国内外的开放）才能形成对公共物品的需求。这里所说的公共物品，不同于计划体制和封闭条件下的公共财产，因为那时的一切都属于公共财产范畴，是高度排斥私有财产的。在转型和全球化条件下，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是和微观利益的获得紧密相连的—要获得微观利益，没有公共物品的支持不行。当然，微观主体也绝不应该把公共利益和全球共同利益与自己利益等同看待。

什么部门提供公共物品？理论上说，只有公共部门才愿意并有能力提供公共物品，愿意的含义在于公共部门以公共利益为其行为的出发点，能力是说它更能做其他组织做不到的事情。但事实上，个人、私人集团和组织也经常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这是为什么？为解释这个矛盾，应把公共物品按照其“公共性”和提供者进行分类。不可否认，集体物品也是一类公共物品，不过其提供者并非政府而是社区或“集体”。这就提出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什么是私人行为，什么是公共行为，其分别在于，究竟是何人获利；还要提出另一个问题，在公共物品的建构过程中，政府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因为，转型之中市场体系的完善，需要与过去计划经济下性质完全不同的公共物品，如果将过去的公共物品照搬过来就会扼制市场的活力，盲目搬来外国市场经济中起作用的公共物品也会有水土不服问题。全球化进程中一国之内的公共物品如何与全球公共物品接轨，也是不可回避、必须解释的问题。

公共物品是为私人物品的生产和交易活动服务的。毋宁说，公共利益就体现在公共产品上面。从产品的分类、提供者的动机行为和后果、需求者的意愿和得到的条件等几方面综合起来看，公共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也应符合：供给=需求的交点-边际支付意愿=边际生产成本；在多元利益存在的今天，也需要有多层次的公共产品来调节利益关系，但又不能脱离私人产品这个基础，公共物品的功能应该是促进私人产品的生产和交易的，否则它为什么要存在呢？所以说，公共物品的另一个理论支柱就是福利经济学中的个体消费者的效用水平，它是建立在落实个人利益基础上的公共利益。即便全球公共物品，也是在此基础上，又加上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博弈等因素，而展现在世人面前的。

公共产品的核心功能—规范和诱导人的经济行为。除非鲁滨孙那样远离社会的个体，没有人能够脱离与公共物品的联系，也就是说，他选择退出意味着脱离社会生活，恐怕难以生存下去。政府建立公共基础设施，也是让所有人群都获得发展机会，而不是单为少数人或国企服务—体现公平原则。而制度性的公共物品更不用说—好制度使人变好，坏的制度使人变坏甚至不可救药。这里就提出公共产品的良性与劣性对比的突在微观经济学理论中，供需曲线的交点符合供需双方的利益，当然也是双方一定妥协的结果；边际支付意愿是从消费者角度，而边际生产成本是从生产者角度二者的共同作用反映二者增量利益平衡关系。当今中国进行的打老虎、拍苍蝇惩治腐败的行动，许多高官落马，揭示一个道理，不受监督、权力失控的体制最容易导致腐败，良性压倒劣性或者说良性递增劣性递减，才能给予好制度建设足够的支持。

与公共产品的提供和运转相关的因素。理论上是市场失灵，但这里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国家的情况。对于像我国这样的转型国家来说，政府提供和运行公共物品必然与主权（领土和主权完整）、生存（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但未必考虑到具有粗放倾向的公共政策可能导致的资源环境破坏）、发展（自主创业的内外部条件、微观积极性调动的信息基础以及社会保障等措施，但未必考虑到权贵资本在资源配置上的利用权力造成的利益不均等）和战略利益（国家利益随改革开放向外延伸没有疑问，但问题是实体利益与道义的外溢性和国际社会的接受程度，以及别国的实体利益与道义对我国的影响）这几个依次递进的方面发生强烈的相关性。(www.xing528.com)

萨缪尔森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公共产品、公共开支等概念时，世界上多数经济学家都支持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不但社会主义国家即便是某些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都主张实施经济规划并让政府对经济采取一定的控制手段。于是，在某种程度上，政府自然就在公共物品的供应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今天，政府的作用却备受争议。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政府人员并非都是一心为民、大公无私的公民，招投标过程中的“分肥”和互相勾结为自己得到好处屡见不鲜，理论上“先进性”与实际中的“龌龊性”和不透明常常出现矛盾，这些究竟应当怎样解释才好？

从对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和资金上看，大企业要比中小企业强得多。在我国，有很多事情值得深入钻研，凸显了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在社会治理问题上的无力。从市场经济的活力出发，发展中小企业可以促进全民创新，真正解决就业。但从环保的关系上看，中小企业利润微薄、竞争环境激烈、监管难度高，反而更容易破坏环境，而国有大企业，垄断了资源和市场，构成市场失序和不公平，但是在排放上比较容易监管，而且投入的环保经费也比中小企业大得多。

有人认为，2005—2010年一轮国进民退山西大量中小煤矿关停并转，促进了国有大企业对资源和经营权的垄断。但在事实上，也使当地的环境保护局面发生了逆转。显然从产量上看，大企业生产相同数量煤产品的排放量要低于众多中小企业的排放量。但是，问题是两个方面的，排放量降低促进了环境安全，对长远有利，却压抑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又破坏了市场安全，形成垄断并有助于形成权贵阶层。因此，对于大企业而言，怎样能够包容竞争，而对中小企业而言，则要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能够平衡二者的恐怕只有在规章制度上对二者的行为加以规范，不偏袒任何一方，也不能事到临头再采取措施，开始就要综合考虑。

也要考虑到，地方政府对当地公共物品的提供，是以户籍为依据的。警力配备、公务员的数量、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公共财政的投入，都是与户籍挂钩的。当人口流动向城市聚集的时候，公共产品的不足就体现出来而且事实上造成了分配的不平等。比如歧视外来人口—既离不开他们但又不给他们“市民待遇”。

公共物品是否“僵化”—种类和数量一成不变的问题。比如从提供者角度看，要考虑用私人产权的方法为公共产品的公平享用提供帮助。空气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与环境一样，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虽然现在还不致稀缺，但新鲜空气显然供应不足。拥有新鲜空气、生活方便的地方，令人向往从而吸引人群向该地流动。问题症结在于，空气是一种并不涉及产权关系，事实上并不稀缺的物品。但它与人类出于保护环境这一目标而创设的限制排放的指标—这种“新型”的公共产品混用并发生关系事实上赋予某国家在一定时间排放污染物总量许可，相当于国际组织经过内部博弈赋予某国排放产权，并将其纳入原本的非排他性体系中（一定限度的污染排放体现为类似私有产权的排他性，但是赋权原则本身又是国际公共物品），并指出对任何国家没有例外。毫无疑问，这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又比如，许多知识产权本身是排他性的，体现出私人性的特点。“但具体产品，如医药品所采用并体现出的科学知识，往往采取了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和授权使用。从自然属性上看，这种知识很可能更接近于一种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产品。”通过合法程序—逆向工程是将产品买断后对产品的解剖行为，授权使用更不必说，授权者从中得到利益—将私人产品加上公共产品的特性，这并非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行为，但体现了私人产品如能为公众利益服务，就应该鼓励的原则；再如，将尊重产权，变为一种完全非排他性的产品。这将使具有技术特征的规则与标准—重量与计算、通用货币及语言以及某种交通制度，更容易得到推广。全球化条件下，很多私人产品的外部性突出地体现出来，多少具备了某些公共物品的特点，这就应当加以鼓励。

（三）公共物品能够缓解利益上的冲突

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要求其边际生产转化率等于其边际消费替代率之和，也就是说，在给定的价格水平上，私人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的统一不仅取决于当地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还取决于其边际成本和边际收入之间的关系。否则，生产者很难增加有效供给，消费者会因为边际收入的减少而减少消费，这是一般均衡理论的两个方面。然而，公共产品没有考虑到个体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边际倾向，而只考虑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因为这来自公共产品的两个特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供给和消费—它没有考虑消费者的个性，如果你没有考虑，你可以从其他人那里得到。这导致了一个结论，即免费乘车的存在将使那些不尽全力的人受益，这将对那些出力却没有获益的人不公。因此，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关系到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参与者的利益。最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界限必须明确。否则，国家和私人利益都无法得到满足。在市场经济中，两者都是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但也可能有中间形式，如准公共产品和俱乐部产品。

因此，公共产品的供应已经成为一个国际问题，对于没有收入空间限制的产品，公共产品可以跨越国界。从清洁当地街道到建立国防系统，从环境保护到全球变暖，真正的全球公益物已经走到了尽头。产品收入覆盖的区域越全球化，就越需要全球政策措施。此外，国际公共产品是“国际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们的主要供应商已经改变，多元化供应商已经加入进来，以更好地促进全球公共产品的宗旨：更有效地促进或纠正全球问题的外部性，实现总体（国家和全球）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