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向外部性内部化与避免市场失调

显然，只有市场机制能够与降低能耗和环境友好相一致的时候，才能弱化乃至消除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优化过程的各种问题。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当前我们面临的环境资源挑战主要是由市场机制与发展目标高度不匹配引起的，所以，政府的基本责任不是用行政方式推动循环和节约，而是改造市场、规范市场，使市场能够包容循环和节约的发展目标。

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我们需要改正当前市场的什么缺陷。从理论上讲，调高能效和循环经济也是有投入产出的。如果投入的资源大于资源收益，那么，这种经济活动就是无效的，是伪循环、伪节约。反之，在社会获得资源净收益的情况下，相关的循环经济和资源节约活动就是值得的。一般而言，资源的净收益也意味着经济利益上的净收益。另外，资源上的投入产出也可以是跨期的，可能是现在的投入与未来的收益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现在的消耗与未来的代价之间的关系。这里不考虑社会净收益为负的情况。但即使是社会净收益为正，也不见得能够成为经济生活的现实。如果存在市场缺陷，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等环境友好的经济活动就会遇到阻力。

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清洁煤具有正外部效应，这意味着清洁煤技术产品消费的整个社会的总福利远大于生产者的经济利润回报，其投入产出不能得到平衡，中间的差额部分就是对社会福利的正外部收益。这部分正外部收益产生于煤炭清洁利用技术的研发应用企业，根据帕累托最优策略，企业必须得到补偿。政府应当全面、灵活地运用经济手段，对参与竞争的市场主体带有外部性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在体现各方利益的前提下，为市场机制有效地发挥作用提供良好投融资环境和政策保障。这种财政税收的补偿不仅有利于直接增加政府对煤炭清洁利用技术发展的投入，降低企业研发推广成本，而且起到了稳定市场和拓宽行业前景的作用，激发社会各方面加强对煤炭清洁利用技术的民间投入，从而拓展融资渠道，扩大总体规模，促进煤炭清洁利用技术的产业进程。

煤炭清洁利用技术的外部性属性，决定了在市场初期政府干预经济时其必将与市场作用力产生相互影响，而这种影响决定了政府行为影响的影响能力和效果。为此我们需要讨论政府出台的监管政策与市场机制的相互作用关系。煤炭清洁利用发展能够集政府宏观政策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共同影响，形成对煤炭清洁利用发展的作用力。依据系统自组织理论，政府宏观政策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力与市场化程度近似于服从Logistic函数，即政府宏观干预作用力在市场化程度低时占据首要，而当市场化程度较高时政府影响力减弱，退为次要影响因素。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会随着两个因素的此消彼长而呈现一条缓和的“S”曲线。而同时，根据微观经济学有关市场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的理论认为，政府需要运用宏观政策干预一直贯穿于技术发展的整个过程，无论是市场化初期，还是市场程度很高时。(www.xing528.com)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政府管理影响力将逐步下降。当市场化程度较低时，技术发展正处于启动和研发阶段，发展受到的阻力较大，需要政府干预的力度较强，政府在这一时期的行政作用力就大，政府监管作用处于主导地位。可以从世界各国在煤炭清洁利用技术发展的初期都采取国家干预，制定发展战略规划，出台相关政策法规规制煤炭清洁利用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等方面看出。相反的，当技术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在市场利益的驱使下，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频繁，市场机制的作用力逐步强大，政府应该逐步退出对该行业的干预，由市场机制起主导作用。在欧美、日本等国，煤炭清洁利用技术发电技术应用已经发展到成熟的商业化阶段，形成产业化模式，市场化程度高，对于这些领域，政府干预逐步由强制性干预转变为市场化的手段，管理机制的影响力逐步减小。

可以说，中国煤炭清洁利用技术的发展方向就是向着煤炭清洁利用技术的市场化、产业化发展。

政府管理机制影响力与市场作用机制相当，这是一个关键的过渡时期，判断这一时期的出现是需要政府决策者的把握的。因为这是政府管理机制逐步退出的时机，准确把握与否是影响着煤炭清洁利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不能忽视的是，无论技术市场化程度有多高，由于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市场机制作用会出现失灵的情况。宏观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认为，市场机制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政府需要进行宏观干预，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所以，政府对煤炭清洁利用技术的宏观干预需要持续性，其基本的监管职能会一直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