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蹑织机再界定：历史出现时期重新评估

成书于东晋的《西京杂记》中有一段关于多综多蹑综蹑织机的记载：“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散花绫二十五匹。绫出巨鹿陈宝光家，宝光妻传其法。霍显召入其第，使作之。机用一百二十蹑，六十日成一匹，匹直万钱。”这正是纺织史学界认为西汉宣帝时期（公元前91～公元前49年）已有多综多蹑综蹑织机的文献证据。但《西京杂记》并不能作为信史，在纺织方面就有多处疑问：

（1）仅以蒲桃锦为例，蒲桃即葡萄，蒲桃锦即是葡萄纹样的织锦。《西京杂记》中又有：“尉陀献高祖鲛鱼、荔枝，高祖报以蒲桃锦四匹。”[23]而《汉书·西域传》记述，直到汉高祖刘邦的曾孙汉武帝刘彻统治时期贰师将军李广利破大宛之后，汉使才从西域带回葡萄种子，并将其种植于离宫别馆旁，一眼望不到边[24]，从此中原才有了葡萄。锦作为一种丝织品源于中国，汉高祖时期西域不可能有织锦。此外，假如西域可织锦，由于匈奴阻挠交通，西汉初年汉庭与西域并不通交通，因此锦不可能通过汉庭与西域的交流而来。试问汉高祖时期中原连葡萄都没有，难道会有蒲桃锦吗？《汉书》是完全可信的，那么显然《西京杂记》的内容则不足以为据。

（2）关于一百二十综、一百二十蹑织机本身就有疑问。根据存世的多综多蹑织机最多加挂72综、72踏杆的情况，以及再从经纱变形情况、综框提升过程中的位移情况、踏杆排列宽度等来分析，织机加挂120片综后的可操作性是有疑问的，因此《西京杂记》所载综、蹑数量可能有误[25]，这是对文献的可靠性质疑之二。

（3）《西京杂记》关于多综多蹑织机材料的存在使中国古代织机变迁存在着明显的反演现象，这明显有悖于技术进化的逻辑。从被纺织史学界认同的《列女传·鲁季敬姜》《列子·汤问》《西京杂记》、汉画像石上图像信息中的相关信息（里面有的信息不可信），得出关于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织机变迁的观点（是有疑问的，按上述材料全部可信而得出）：春秋时期双轴织机→春秋战国时期简单综蹑织机→西汉时期多综多蹑织机→东汉综蹑斜织机（简单综蹑织机的一种）。首先，这一观点本身就有问题，综蹑斜织机的出现晚于多综多蹑织机，这不符合多综多蹑织机是以简单综蹑织机为基础，从水平织机到斜织机，再到水平织机的技术进化路径而来的逻辑。其次，从汉代画像石来看，西汉的画像石上没有出现综蹑织机的图像信息，直到东汉时期的画像石才广泛出现综蹑斜织机的图像信息，而《西京杂记》却记载西汉宣帝时期已经出现了一百二十综、一百二十蹑的织机。如果《西京杂记》中关于多综多蹑织机的记载属实，那么综蹑织机发展技术似乎是走反演的路径：先出现多综多蹑织机，后出现简单综蹑织机；先出现水平踏板织机，后出现综蹑斜织机。这一反演过程显然不符合逻辑。

（4）从中国织物纹样变迁史上看，商周时期出现平纹地斜纹显花的文绮，标志着小型综竿原始腰机的应用，综竿一般不超过十个；先秦时期的织物纹饰多以直线、折线的几何形作为艺术的表现形式，并在这些几何骨架内配以动物纹样，整齐连续、明快质朴的几何形装饰已成为整个时代的风格。这样的纹样需要用大型综竿原始腰机、双轴织机，它们的综竿数量相对于小型综竿原始腰机有一定的增多，但仍有限，此外还可能用手工挑花织成。汉代在几何纹样的基础上出现了云气纹、动物纹、植物纹、文字纹，由于西汉及之前的织物多以经线显花，且经线不超过四种颜色。这些纹样也是完全可以在原始腰机、双轴织机上完成的，但对织工的要求非常高，需要牢记纹样的设计。正如考古学家夏鼐所说：“最近研究了马王堆汉墓的丝织物之后，我同意H.B.柏恩汉的意见，汉代提花织物可能是在普通织机上使用挑花棒织成花纹的。真正的提花织机的出现可能稍晚。”可见，即使西汉时期没有多综多蹑综蹑织机，原始腰机、双轴织机也能织出这一时代的织物。

综蹑织机的图像实物在山东、江苏、安徽、四川出土的十四块东汉画像石上均有发现，其中山东省滕州市龙阳店出土两块，山东省长清县孝里镇孝堂山石祠、山东省嘉祥县武氏祠、山东省滕州市造纸厂、山东省滕州市桑村镇西户口村、山东省滕州市黄家岭、山东省滕州市后台村、四川省成都市曾家包、安徽省宿县褚兰镇宝光寺、安徽省宿县褚兰镇墓山孜、江苏省新沂市炮东镇、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青山泉子房、江苏省徐州市洪楼各出土一块。可见，综蹑织机最迟在东汉时期已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普遍使用了。(www.xing528.com)

此外，关于画像石故事中的织机是否为故事所处时代，还有些疑问。东汉踏板织机图像实物中有三幅是“曾母投杼”的故事，对于这些图有的人认为是“孟母断机”的故事。从山东嘉祥县武氏祠西壁画像中下跪青年上方的榜题：“曾子质孝，以通神明，贯感神衹，著号来方，后世凯式，以正怃纲”[26]，加之三幅图的人物布局完全一致，笔者完全可以断定这三幅图是“曾母投杼”的故事。

能否依据“曾母投杼”图幅来断定综蹑织机出现在曾子所处的春秋时期呢？这种推断方式过于冒险：图8-6是山东嘉祥县武氏祠西壁画像中的“曾母投杼”图，现藏于山东省嘉祥县武氏祠保管所，约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的文物。它距春秋时期下限——公元前476年有627年之久，石匠们不可能知道至少627年前的织机样式，十之八九是依据当时的织机样式进行创造的。此外，还可以从其他画像石上的织机图证明这一点，如果春秋时期的织机是综蹑斜织机，为何其他汉画像石中的织机却和这三幅“曾母投杼”图中的织机一模一样呢？难道六七百年间织机的形制就没有什么改变吗？这显然不符合技术发展的观点。所以，由东汉画像石上的综蹑织机信息和《列子·汤问》文献信息的不可靠性，只能断定综蹑斜织机在东汉各个时期比较普及。

图8-6　山东嘉祥县武氏祠西壁画像中的“曾母投杼”图

综上所述，可以明确地断定双轴织机在春秋时期使用，综蹑斜织机在东汉时期普遍使用，而其他的相关信息都是可疑的，甚至不足取证。在双轴织机和综蹑斜织机之间应该存在着一个中间过渡类型的织机——手提综竿式斜织机（实质上也是一种双轴织机），这样综蹑斜织机的出现应该更加靠近东汉时期。至于多综多蹑织机的出现应该最早在东汉时期，据可靠信史《三国志·方技传》裴松之注中一段关于多综多蹑织机的记载：“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为博士居贫，乃思绫机之变……，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先生患其丧工费日，乃皆易以十二蹑。其奇文异变，因感而作者，犹自然之成形，阴阳之无穷”，从这段文字可知，三国时期马钧革新了多综多蹑织机，“旧绫机”即一种多综多蹑织机应该也是三国时期及以前使用的。基于这段文字和东汉时期综蹑斜织机的流行，东汉时期应该出现了多综多蹑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