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婆应不会操作花楼提花织机，这是由于黄道婆的民籍身份和松江地区棉纺织经济的工场制度缺席决定的：①元代在籍工匠几乎没有人身自由，一日为匠，世代为匠，永不得脱籍。据明初学者宋濂的《宋学士文集·卷一·元故文林郎同知重庆路泸州事罗君墓志铭》记载：抚州一名织锦工为脱匠籍，潜逃并投靠权贵门下，最终还是被缉捕归案。可见，如果黄道婆是在籍工匠，那么她不可能自由流动，更不可能从偏远的海南崖州顺利来到繁华的松江乌泥泾。只有一种可能，黄道婆是民籍才能解释为什么她可以在空间上做如此长距离的旅行。此外，元代官营手工工场的生产管理十分严格，一般闲杂人等是很难进入官营手工工场的，有严格的生产过程和原料管理。凡有违规者依律治罪[43]。因此，黄道婆民籍身份决定了其不可能从官营织造工场掌握花楼提花织机织造。②同时，黄道婆也不可能从私营纺织手工业工场掌握先进织机，包括花楼提花织机的制作和生产。为了生存，私营纺织作坊主很注重技术和工具的保密，从不向外展示，而是把它作为祖业传给男性子嗣，以守其业。作为民籍和女性的黄道婆是不可能掌握了解花楼织机的，更不用说这种结构复杂的手工织造机械的使用和传播。因此，黄道婆的民籍身份决定了她所运用的“综线挈花”技术不可能在花楼提花机上实现[44]。③从松江地区棉纺织手工业达到鼎盛时期的明代中叶出现的丁娘子布可以看出，虽然松江地区棉纺织手工业商品化程度很高，但一直以来都是农村副业，中国棉纺织手工业没有出现手工工场，这就决定了丁娘子布所用的织机是一人操作，更是证明松江地区棉纺织手工业发轫期的黄道婆时代的棉用织机只能是一人操作。昙花一现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也只出现在中国丝织业手工工场中，正是因为丝织品的贵族化路径而非平民化路径，才使中国不可能出现西方式的纺织革命引致工业革命，从而改变国家乃至世界的格局[45]。中国丝织业手工工场中的织机类型采用的是不计成本的花楼提花织机，一般由2～3人操作（图7-19、图7-20），其消费对象是穷奢极欲的贵族阶层，其织机型制不可能为棉纺织的家庭生产所采用，这也间接证明元代黄道婆使用的棉织机不可能是花楼提花织机。
图7-19 南宋《耕织图》中的小花楼提花织机
图7-20 《康熙御制耕织图》中的大花楼提花织机(www.xing528.com)
笔者认为黄道婆的“错纱、配色、综线、挈花”是指织造复杂纹样的织物，它只可能在原始腰机上进行操作。黄道婆的“错纱”是一种编排纹样的方法，它与黎锦的“错格编排法”编排纹样异曲同工，即前一纬的提花格与后一纬的提花格有1/2个提花格的错位[46]。提花格的错位用肉眼来看好似“错纱”一样，具体原理可参见前文黎族原始腰机挑花部分。“配色”是指利用彩经彩纬配色。“综线”就是通过提起经过组织编排好的地综和花综来完成织物的纹样，在原始腰机上以提花竿来实现，而在汉族地区的双综双蹑织机上很难实现。双综双蹑织机只能织造比较结实耐用的织物，其优势体现在织造效率和人的舒适度方面。但由于原始腰织机提花竿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一般在30根以内，如果太多的话则不利于织造，原始腰机本身就比较小且纱线也比较脆弱易断。如果采用一花一地的排列织造，原始腰机上纬纱的循环最多在60纬以内。因此，如果织造比较复杂的纹样，这种“综线”方法显然是不堪其负的。但宋元之交海南临高（非黎族，乃百越一支，近代被人称为“熟黎”）妇女发扬了挑花技术，花纹循环可达数百根。虽然挑花的生产效率非常低，但临高妇女在长期挑花过程中不断摸索，总结织造规律，把复杂的过程简单化，从而提高了织造效率。笔者认为原始腰机上的挑花就是最原始的“挈花”技术，即利用挑花刀按照图案纹样在经线之间进行挑织，这样就突破了提花竿数量的限制，非常灵活，能够织造出“粲然若写”的图案纹样。黄道婆“自崖州来”说明她和海南临高的同胞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并且掌握了精湛的棉纺织的挑花技术。从松江地区早期比较出名的“番布”特点，可知其具有海南特色。另外，原始腰机的制作简单，也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所载黄道婆的“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所契合，直到近代一般具有架式结构的织机都是由专门的工匠制作，试想一个古时妇人如何能制作出较复杂的织机呢[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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