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腰机是否已复原？

民俗学家宋兆麟先生基于考古发现复原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原始腰机（图7-5），结构简单。文化遗址中另外发现的齿状物是什么？是做何用的？笔者曾经研究并认为其是筘的前身[23]，但忽略其可能最初起到定经、充当经轴两位一体的作用，随后从经轴中分离出来，进而又与打纬合流。

图7-5　宋兆麟先生复原的河姆渡织机

随后，1990年历史学家王先生根据河姆渡文化遗址考古发现的织机基本构件和榫卯结构，参考云南文山大龙潭苗族梯架式织机和后世织机，复原了河姆渡织机（图7-6）。他认为河姆渡织机应该比宋兆麟先生复原过的河姆渡原始织机要先进得多，认为应该是踏板腰机[24]。对王先生的论断有一些疑问：①王先生的织机基本构件取自于三个不同的考古探方，即T17④：23、T235④：102、T26④：53，这样拼凑的构件不太妥当。②王先生参考的后世织机构件有北齐和宋的，北齐与河姆渡文化遗址在时间上相差近5，500～3，800年，宋与河姆渡文化遗址在时间上至少相差5，960～4，260年，这明显带有“以今观古”的历史辉格解释意味。③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织机构件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相对完整的织机构件，并且此前无论是纺纱还是织造考古的发现都不多，从考古发现上似乎不太可能出现踏板腰机。因为如果是踏板腰机的话，必定会出现相应的座具，而直到东汉末年除北方胡人有座具外先进的汉族还没有出现座具，人们都是席地而坐，更何况南方地区[25]，这可从现存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中的图像信息得到印证[18]。显然，王先生关于踏板的假设是有疑问的。

图7-6　王先生复原的河姆渡织机

有一种观点基于反山M23出土的6件玉器（图7-7），认为其是原始腰机的镶插端饰，并且复原了良渚织机（图7-8）。为什么仅仅6件玉器就可断定为原始腰机镶插端饰呢？其原因有：①反山M23主人属于女性，社会分工中女性一直承担着纺织的任务。②发掘时，6件镶插端饰分为3对，两端各3件，一一对应配套，相迭在同一位置，而连接镶插的木把腐朽不存，相距约35cm，这正是布幅的大小。可见，6件玉器的摆放位置正好呈现出一架织机的主要构件——卷布轴、分绞棒、卷经轴。就这样良渚织机被复原了[26]。这一推断有创新性，但如果能从该墓的骨骼推断出该女性的身高特别是下肢的长度，再与玉器装饰中第一对玉器连线和第三对玉器连线的距离进行比对，如果两者正好差不多，即可成为证明此玉器是织机镶插端饰的重要依据，可惜此骨骼早已经不复存在。另外，还有一个遗憾是此墓中没有发现纺轮，但在反山M22墓中出现纺轮却没有出现与此玉器类似的器物，这是值得思考的。是否像商代妇好墓中只出现纺轮却没有出现织机的相关信息一样呢？抑或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妇好墓时，没有留意织机镶插端饰，将其认为是他物呢？凡此种种疑问，都需要相关研究者重新思考和分析，以完善相关的假说。(www.xing528.com)

图7-7　反山M23出土的原始腰机镶插端饰

图7-8　良渚织机的复原

综上所述，对于原始织造包括原始腰机起源的解释机理在纺织学界存在缺席的问题，更不用说内在驱动机制的解答。另外，对于中国史前原始腰机的复原，学界既有值得肯定的假设又有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深入讨论的问题。通过系统和多维研究，认为：①中国传统纺织学界关于织造起源的两源说（原始吊挂式纱线编织法和原始平铺式纱线编织法）和相关图例都是有问题的。②织造应直接起源于原始吊挂式纱线编织法，这是由织造操作中纱线软体硬化要求所致，但原始吊挂式纱线编织法存在着一些操作问题，从而导致原始腰机的出现。③中国原始腰机的复原存在着任意拼凑部件、历史辉格解释的缺陷，这需要研究者重新审视相关的复原假说，以期客观地表征历史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