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大纺车的出现及持续发展原因

丝大纺车出现和持续发展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1.丝织物的高贵特性促使丝纺技术的创新

中国古代丝织物在生活中扮演着特殊的功能，最初的丝织物一般作为祭祀、墓葬和皇室身份象征的用品，后来作为服用材料才慢慢向贵族、士人等阶层转移，并且商品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丝织物作服用原料是一种高档商品，并非寻常百姓所敢问津。这是因为丝织物的生产过程包括缫丝、络丝、治纬、牵经、结综、捶丝、接头、提花等工序，根据丝织物不同品种，又可细分为更多的工序。因此，丝织物生产的专业化程度非常高，各个生产步骤都需要有相当高技术水平的工人操作，从而，生产成本也非常高。另外，丝织物作为身份象征的特殊商品，对产品质量及生产技术的要求严格，而且要经常改进、创新。

正因为丝织物生产和使用的这种特殊性质，中国古代生产高级丝织品的组织主要是官营纺织作坊和民间纺织作坊。综观中国古代纺织史，不难发现，远在西周时期政府经营的纺织作坊已存在了，《周礼·考工记》一书中对中国古代练丝、练帛、染色、手绘、刺绣工艺以及织物色彩和纹样等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述。秦汉时期，随着皇室和贵族大臣对奢侈品的巨大需求，官营纺织作坊在规模上越来越大，分工上也越细。到了唐代掌管官营手工业的是少府监，统有中尚、左尚、右尚、染织、掌冶五署，其染织作为一署，可见统治阶级对纺织之重视。宋时中央负责织造的机构也为少府监，则统有文思院、染院、裁造院、文绣院、绞锦院。同时，地方也有很多纺织场院，以“西京、真定、青、益、梓州场院，主织锦绮、鹿胎、透背，江宁府、润州有织罗务，梓州有绞绮场”[16]，纺织工艺更加细化。元代建立初始，就开始着手建立匠籍制和官营织造局。至元十三年（1276年），“宋降，伯颜命（张）惠与参知政事阿剌罕等入城，按阅府库版籍……籍江南民为工匠凡三十万户，惠选有艺业者仅十余万户，余悉奏还为民。”[17]可见，元代统治阶级对丝织品的高度重视，并且不计生产成本，官营丝织作坊必然大大促进纺织各个环节的技术创新。

民间丝织作坊的出现又促进新的织作技术得以传入民间，于是“民间丝织，奇巧日增”。晚唐时期，定州富豪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俨然是一个手工纺织工厂了，这可能是当时最大的私营手工业作坊。北宋神宗时，向民间征购的绢帛达九十八万匹，可见北宋民间丝织作坊规模之大。到了元代，由于对民间染织工匠的大量掠夺，建造官营匠局，民间丝织作坊受到很大的摧残。但在这种残酷剥夺下，人民为了自己的生活需要，家庭手工副业特别是染织工业，还是相当普遍[18]。明代继承了元代的这种匠籍制和官营织造局。到了清初，这种制度整个被废除，因此，官营织造局中的技艺再一次迎来向民间转移的机会，并且丝织物也从特殊的商品转变为一般意义的商品，民间的丝织手工业飞速发展。例如，1640年，中国丝织品在秘鲁市场的售价只有同样的西班牙产品价格的1/3，可见中国丝绸工业生产技术的先进[19]，这也说明了中国明清时期的丝纺工具远远优于同时代的西班牙。(www.xing528.com)

通过前面的分析，作为高级丝织物的手工工场式生产组织（官营和民营）必然要求丝织技术的提高和产量的增加。这样，丝纺技术必然在质量上和产量上要求革新，同时，由于官营和民营丝织工场对丝纱的海量需求，促使丝大纺车的发明和发展成为可能。

2.宋元时期对丝织物的巨大需求促使丝大纺车的出现

中国古代历代皇帝都会对皇亲国戚和功臣良将给予大量赏赐，丝织物就是其中最大宗的一项赏赐，这种赏赐必定会带来丝织业的大发展，同时必然带动丝纺技术的改革与创新。如汉武帝时，一年征集的丝织品达五百万匹。唐玄宗晚年更是“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20]。两宋对丝织品的需求，除了一般性的赏赐外，先后每年要向辽、金、西夏等国赠送及纳贡绢帛多达数十万匹。此外，南宋时期海上贸易发达，大量的丝织品源源不断输入国外，海外贸易成为南宋时期的一项巨额国家财政收入。并且两宋控制的疆域和人口大为缩小，纺丝和织造技术方面必然要求大大提高，才能满足这种需要。到了元代，由于蒙古贵族对于织金锦的特殊喜爱，除了赏赐，从服装到军中营帐以及生活各方面，无一不以金锦所制。虽然蒙古人可以从欧亚大陆各地抢夺黄金作为原料，但丝料和织造则绝大部分要在中国本部完成。社会需求必然推动技术的改革与创新，笔者在此做个大胆的推测，很有可能丝大纺车在宋代就已经产生了雏形，在元代得到全面的发展。